1871年奥托·冯·俾斯麦宣告了第一个近现代德意志帝国的成立，它终结于1918年的西线战场。德意志第二帝国是在兼并与闪电战中形成的，它经历了七年糟糕的岁月，从德奥合并到地堡，追随着希特勒和他的狂徒而衰亡。

德意志第三帝国则完全不同。它放弃了军事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神秘主义，通过和包括它的老对手法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合作，利用民主和官僚相结合的手段，在三代人的时间中缓慢而艰难地建构起来。如今德国在欧洲大陆稳步发展，但德国的力量却悄悄地、间接地、含蓄地施行着——当需要出击的时候，德国采取的是经济上的最后通牒，而非军事上的威胁或种族统一主义。

勃兰登堡门（图/纽约时报）

但它的体制在许多方面仍然是帝国性质的。柏林和布鲁塞尔的掌权者们对这个由多语言、多民族、多信仰的半主权国家组成的蔓延物，施行着绝对非民主的统治权威。因此，在将欧盟视为一个自由世界主义项目的同时，也将它视为一个德意志帝国，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它最终如何衰落。

自“大萧条”以来，这种衰落的可能性一直困扰着欧洲大陆，经济危机、解体的威胁，已经从巴尔干半岛的外围国家蔓延到了日益民族主义的东欧国家，以及一个追求“退欧”的英国。现在，随着一个民粹主义联盟对意大利政府的接管，它已经到达了最初的欧盟项目的核心。

由于这场危机已经发展并包含了超越经济层面——尤其是移民和民族的身份认同——的不满，它被越来越多地作为自由主义与反自由主义之间的冲突、自由与专制的矛盾。从唐纳德·特朗普的选举开始而书写自由主义衰亡的浪潮中，欧洲和美国经验趋向于交叉为一个民主价值观受到民族沙文主义和准强权者——普京模仿者威胁的故事。借用一个常见的比喻，用自由的民主制度中的民主部分作梯子，然后毁掉自由的部分。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图/视觉中国）

这个故事有一定的道理。莫斯科和许多俄罗斯西部的民族主义者们之间有着意识形态上的的联系和资金流。欧洲联盟中最有权力的民粹主义者匈牙利的欧尔班·维克托明确表示，他打算用一种“基督教民主”取代自由民主，看起来可疑的像是实际上的一党统治。

但是，如果对欧洲团结的考验感觉像是对自由民主的考验，那么它只在某些条件下看是一个错误。这也是一场各国对抗帝国的斗争，欧洲小国反对德国统治与北欧利益的斗争，民粹主义政党被选择来抵制中央试图在没有投票权的情况下强加给周边国家的政策。而且，如果帝国的一面没有被德意志帝国的核心领导人不明智地利用，那么欧洲体系中自由主义的一面将不会受到如此大的压力。

这场灾难性的帝国境况首次出现在“大萧条”时对欧洲南部实行的财政政策，尽管德国银行家满怀信心地将这一政策视为理智的必须，并且不允许各成员国政府反对它，这一政策显然对德国经济比意大利或西班牙或希腊更有意义。

同样的境况在移民问题上反复出现，安格拉·默克尔制定移民政策，为德国过去的种族罪行赎罪，同时也希望振兴老龄化的社会。其他欧洲人对她对难民和移民敞开大门的抵制，和对德国总理及她的崇拜者移民政策的拒绝，是民粹主义者赢得退欧公投胜利、赢得意大利政权的众多原因之一，也是民粹主义政党得以在布达佩斯和华沙掌权的主要原因。

最近两篇文章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由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撰写的一篇短文，和《美国利益》执行主编达米尔·马鲁希克（Damir Marusic）所写的长文。米拉诺维奇描述了波罗的海到爱琴海区域的大部分东欧国家都很高兴加入了欧盟，然后发现它们与欧盟核心的矛盾：

“当一个人在爱沙尼亚和希腊之间画条线时……他会注意到现存的国家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某些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被帝国所压迫：德国（或更早的普鲁士）、俄国、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所有这些国家或多或少地都在为摆脱帝国的压迫而斗争……它们的历史基本上都是为国家和宗教解放而无休止的斗争。”

米拉诺维奇接着说，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都经历了1989年的事件，主要作为民族解放，其次才是自由主义原则战胜极权主义或专制主义的胜利。从1989年开始，民族国家趋向于民族同质性并为此自豪，他们的政治独立和共同的身份认同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因此近来解放的国家会欣然接受欧盟自由主义计划也不是一件值得惊讶的事了，因为它似乎并没有威胁到它们长期的主权或它们刚刚恢复的身份，而且可以提防似乎可以毁掉它们最近所得的国际性视野。

正如米拉诺维奇在他的文章中所写，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1989年主要视为是对普遍价值观的意识形态上的胜利”，“过去十年的东欧政治只能视作倒退”，像欧尔班·维克托这样的领导者就是“政治衰退的象征”。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争取他第四个总理任期（图/BBC)

但从这些艰难取胜和不稳定的独立国家的优势来看，很奇怪的是它们似乎应该去屈从于另一种形式的帝国，仅仅是因为它用普遍自由的语言装扮它们的呼吁——尤其是这种语言有明显的德国口音。

现在，那些同样的民族主义者——包括支持退欧的英国人、为民粹主义投票的意大利人、波兰人和匈牙利人——往往想用两种方式去获得他们的主权，成为拥有欧洲统治权之一的成员。欧尔班抗议外国势力影响匈牙利，但仍接受布鲁塞尔提供的东西；支持英国退欧的人希望尽多地保留将成为前欧盟成员的利益，意大利民粹党正忙于重写他们的联合协议，确保它写明了他们不想离开欧元区。在这个故事里没有政治上的无辜者。

但当情况被简单地比喻为启蒙主义与权威主义相对时就会失去它的复杂性。政治规范与主权一样重要，政治分歧的实质也是如此。民粹主义者反对柏林和布鲁塞尔的问题——尽管财政的紧缩已经缓解，共同货币的误区仍然存在。欧洲和周边地区的人口经济失衡，预示了移民危机没有结束，欧盟如何管理民主赤字——不能简单地在抽象的自由主义中得到回应。

如果想解决，或者至少管控这些事件，如果德意志第三帝国还想要继续，就需要改变现有的领导者对自己的地位的认知。矛盾的是这可能要求他们对帝国有更确切的意识，意识到他们目前所管理的这个复杂体系不可能从松散的帝国演变为欧洲联邦（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体系越来越帝国化），它有成效的统治只能交由一个更谦虚的、自我批评的、无私的社会精英。

与此同时，自由主义的拥护者将欧洲中心与外围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描述成是否支持自由主义的选择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这种表述方式，容易变成让人们在支持或放弃自己主权问题上选边站，这样做不仅将加速德意志第三帝国的衰落，而且会终结自由主义本身。

（文章来源：Ross Douthat. The Fall of the German Empire.The New York Times,May 16,2018。翻译出自微信公众号“法意读书”，观察者网已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