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今日（9月11日）将迎来大选。本次大选的最大看点，无疑是李光耀逝世后，新加坡政局会存在怎样的变数。李光耀曾说：“50年后，不知道还有没有新加坡。”今天或许就是“后李光耀时代”的第一场考试。】

新加坡刚庆祝建国五十周年，热闹了一会，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宣布进行大选，看是趁着国父李光耀先生离世不久，让人民经过了这些变化之后，有机会表达他们的政治态度。没有人会认为这次大选会改变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地位。但结果也会引起各种解读，多多少少拉到“没有李光耀的新加坡，会是一个怎样的新加坡”的这个老问题。新加坡现要真真正正地面对这难题，这隐藏了很久的担忧。

新加坡这小国的存在与成功是个异数。李光耀作为一个东南亚华侨，能在这种族关系复杂又敏感的地区，带领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多民族城市，独立成国，并发展成一世界级的大都会，殊不简单。他面对的难题远远不止于强人政治在失去强人之后会怎样。强人在的时候，李先生也明白这道理。听说他在不同的场合都说过这样的说话(大意)：五十年后，不知道还有没有新加坡。（我听到的香港版本，尚有前面的一句，是“至少五十年后你们还有香港……”。）李先生的忧患意识，是贯穿他治理新加坡的理念。

忧患意识贯穿李光耀执政始末

西方，包括很多民主派人士，批评李光耀的统治是威权主义，是独裁，家长意志，不容异己。但了解李先生、明白新加坡的人都知道，这些虽然都是事实，但也是必要的手段，不是某个人的喜好或风格。有这些措施，才可能有新加坡的存在和他今天的成就。这些措施背后的原因，是贯穿李先生整个政治生命的“危机意识”。在他领导下和培养出来今天的管治层、精英群，这意识也不因近年的成功而减弱。去年我到新加坡考察访问，从他们一些元老及资深领导层谈话中深深感到这情怀意识的存在。当被问到人民行动党的政权能维持多久时，一有资格发言的老人家说：“十年”！新加坡生于、存在于一个非常脆弱的环境。这现实是任何新加坡的领导不能忽视的。(这也令我们感到新加坡和回归后的香港的一个重要分别。)

新加坡立国前后时社会存在三大问题。一是左右之争，体现在反英殖，反建制，争社会公平。(或是要搞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另一是种族矛盾。在一个华人占八成，印度裔和马来裔只占小数的群体中，如何令他们在一个国家内，以一人一票定出掌权人的政治制度下，互相接受，融洽共济，特别是在现实中，这几个群组的经济及社会地位，都有很大的差别，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加上周边的国家都与这些小数族群有深厚的关系，其内部当时也不稳定，新加坡要在几个大国的夹缝中求存。面对这三大难题，李先生并无选择，只能用那些被认为是威权、独裁、不容异已的措施和手段，来维持社会内部的和谐及稳定。简单来说，手段就是发挥其在英式议会制下执政党的权力，全面管控三权，以立法司法手段，限制不利社会稳定、执政党的执政地位的言论，大力打压及消灭有组织的反对力量，及有一定影响力的异见人士，灭绝这些因素于初苗。

英国人离开新加坡时，留给了新加坡他们的一套议会制度。(他们要离开香港时，也曾推销这一套，但并没有完全成功。这是另一个故事。)这种以全开放式普选作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的制度，本质上必然是对抗性的，在社会上会强化和突显内部的分岐和差异。李先生及他创造的人民行动党，虽然也是通过这程序取得执政权，但这过程是惨烈的、破坏性极大的。如果新加坡继续像独立前后的政治斗争情况延续下去，新加坡不单不会有今天的成就，今天的地图上很可能很早就没有这国家了。新加坡无选择地引入了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但面对现实，也无法让这体制按其设计的基本原则运行。新加坡体制是西方的，他们做的是东方的。我说他们是一个“穿著西服的东方人，看起来很帅，但自我感觉是周身不舒服”。李先生成功的地方，是让这人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中，发挥自如。

如果人民行动党在两三次选举后失去执政权，新加坡能否像很多西方国家及民主人士要求的那样，转型为一个轮替执政的多党制？我的观察结论是不可能的。如果真的被迫转型，那必然是一个惨烈的过程。就算新加坡能平安过渡到一个穿西服的“西方人”，他也很难维持，不要说能有今日的表现了。以一个简单的情况来说明我的论点，新加坡百分九十的幼稚园，是由亲政府的工会营运的。新加坡社会的上上下下，都离不开人民行动党。(这与中国的情况很相似，虽然形式可能并不一样。)这样的体制，不可能与政党轮替的制度相容。新加坡的近忧，是他们的政治体制能否维持。新生代在没有经历过上一代人的经验，在四十多年来的稳定和繁荣安定的生活环境下，难理解和接受上一代人的担忧。新加坡的领导人能否维持现时的局面，看来前景越来越困难。

新加坡体制的延续需要理论的支持和指引，和一个完整的论述。(这也是中国要面对的问题。)李先生曾尝试理论化他的做法。他对西方的体制有很深刻的体会与批评，例如他质疑西方言论自由的其中一个作用，提出公开自由活跃的大众讨论，并不一定能达到较正确或较佳的结论和决定。但他除了提出我们东方文化有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和取向，不能全盘引用西方的一套外，并不能对他承受的制度和他的应对措施手法，作出一较完整的论述。这不能怪他，只能怪搞理论研究的人。这任务落在这一代新加坡人头上。

李先生是反共的，他了解共产党，他将共产党清除出新加坡，这是为什么很多西方人还支持他的理由。中国对此也不介怀。邓小平就很想学新加坡，但其后很多努力都无功而还。近年基本上是放弃了，理由多说是因为新加坡与中国的大小差别太大，新加坡能做到的，中国难做到。这多是个借口。讽刺的是李先生却参考了很多共产党的做法。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是个精英党，纪律严，党员多不公开，入党要求高，执政多年，仍能维持高水平的人才和廉洁，这并不简单。很多人以为新加坡部长官员人薪金高(高过香港)，是高薪养廉，这是错读，高薪是要从社会上吸引最佳的人才，廉还是靠严厉的纪律及一致的执法。一个较佳生活条件只是个基础，但不足以禁贪养廉。如果人多国家大，就难消除贪腐，贪腐岂不变成了中国的宿命？习近平总书记不认命，严厉纪律、一致执法，这个中国无理由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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