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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逸:是时候不要追求“Fake News”们对中国的赞美了

2018-01-17 10:56:14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沈逸】

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捧红了三个词:“假新闻”,特朗普以及反对特朗普的媒体都喜欢把这个词挂在嘴边,称对方传播的信息是“假新闻”;“回音壁”与“后真相”则是特朗普“超出多数欧美主流媒体意料”的胜选之后,由欧美主流媒体创造出来的两个新术语,用于解释欧美主流媒体对总统选举结果的失败预测:不是传统主流媒体失败,而是欧美受众不行,就是不听媒体传播的真相,困在受众自己根据偏见塑造的“回音壁”,用情绪化、激进且非理性的后真相来取代传统主流媒体专业制造的真相。

面对“假新闻”、“回音壁”、“后真相”,中国的受众需要明白的是,是时候脱离由“假新闻”塑造的“回音壁”与“后真相”,不再追求“Fake News”们对中国的赞美了。

2018年是中国践行改革开放的40周年纪念,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与“国际社会接轨”曾经是流行一时的关键词汇;中国要依次解决“挨打”、“挨饿”以及“挨骂”的问题,也被认为是改革开放的三个主要阶段。

但是对解决“挨骂”的理解,存在不同的版本,一种常见的机械化乃至庸俗化的版本,就是将解决“挨骂”问题简单等同于以欧美媒体的声音或评价,作为判定中国重大战略决策或者是公共政策成败的标志。这是有问题的,尤其是在19大报告中明确对中国发展进入新时期的“三个意味着”,以及“伟大斗争”等理念进行阐述之后,尤其需要注意。

和谐世界是无法通过绥靖和无原则的妥协得到的;在尼克松的《领导者》一书里描述过与赫鲁晓夫的对话:赫鲁晓夫问尼克松,你们要什么?尼克松回忆,我本来要说和平,但是担心赫鲁晓夫说你们投降,我就给你和平,于是尼克松回答我们要有尊严的和平。美国领导人的战略思路,以及欧美媒体精英三观的稳固性,从那时延续至今,甚至随着整体硬实力的相对衰落还会出现显著的反向增强。

欧美媒体对中国的认识和报道,受国家、意识形态、道路和模式等矛盾关系的支配,有矛盾就有斗争,矛盾是由对立双方的关系所决定的。它们对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预测失败了,随后出现的“回音壁”以及“后真相”就是一种很典型的态度:面对现实与理论的不同,坚定的宣称现实是错的,理论是对的,然后制造出一些新的术语和概念,把错了的现实重新给解释对了。

需要指出的是,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失误,不过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欧美主流媒体至多排名第二的失误,另一个可能更大也是更严重的失误,是对中国发展前景预测的失误。如果稍微有些记性的话,中国几乎是在“崩溃的过程”或者“崩溃的前夜”中,一路走到今天的。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欧美主流媒体在面对特朗普以及面对中国时,产生了差不多相同的反应,其在业务流程中出现的偏差,出现了某种极具讽刺意义的趋同:不仅在预测中国发展态势这样的国际重大事件,而且在预测总统选举结果这样的国内重大事件中,都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和偏差;并且坦率的说,迄今为止,仍然看不出任何从中走出来的迹象,这确实需要引起人们的反思。

从根源上说,建立在唯心主义认识论基础上的方法和框架,必然会遭遇这样的挫折与挑战。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实践来看,本质上这意味着已经无法继续照搬新自由主义框架,对当今世界进行有效认知和分析,需要对方法论,而非对解释事实的术语和概念,更不应该对事实本身,进行重大的调整。这是在上层建筑已经不适应经济基础发展,主观认识已经跟不上客观形势的情况下,坚持进行人为调整的典型体现。

导致出现这种调整的关键原因,就是欧美主流媒体陷入了回音壁之中,纠结于某种与客观事实相偏离的后真相之中而不能自拔。这是非常痛苦和困难的。

2016年总统选举过程中,当特朗普还在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以发表“历史终结论”名噪一时的日裔美籍政治学者福山在《外交》杂志撰文指出,特朗普现象是阶级政治重新回归并取代身份政治的结果,民主党以及共和党建制派对身份政治动员的痴迷,导致了对实体政治重大变化的误判,并由此遭遇了特朗普冲击。

这种反思至少触及了部分本质,但在特朗普胜选之后,福山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被公开问及如何看待结果时,他坚定修改了自己的结论,将特朗普上台的唯一原因归结为俄罗斯黑客的信息干扰和误判,浑然不顾这等同于宣称成长于多元民主环境下的美国民众,本质上是一群连网络假消息都无法判断的非完全行为能力者。

上述对美国民众的判断是硬币的一面,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就是对国际体系演进趋势以及中国崛起的认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崩溃威胁论、中国人权威胁论、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网络威胁论等诸多论断“交相辉映”,一路走来。

到了最近,2016年6月开始至今,先是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所,然后是华尔街日报、英国国际广播公司(BBC)、美联社、彭博社,对中国的网络政策,无论是《网络安全法》,还是人工智能、大数据,亦或者是智慧城市建设,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而遵循的基本分析框架,就是坚持《1984》这本小说的分析框架,然后用各种证据来论证中国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建设网络强国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监控所有国民。

这种刻板印象对欧美媒体从业者的影响和约束之深,达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境地:某个德国媒体的记者曾经就中国用大数据监控民众的问题电话采访过笔者,当笔者稍微说了点挑战预设采访提纲的观点时,该记者居然情绪失控,开始科普《1984》的书中内容,宛如其世界观遭遇了何种无法容忍的挑战一般。

并且非常有趣的是,自始至终记者坚持在话语中认定,是笔者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攻击性态度,而非自己在坚持将不符合预设认知框架的答案,修正成为令她满意的后真相。最终因为没法提供符合预设提纲的观点,整个采访只能通过挂断电话来结束。

上述两面共存的硬币,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台的历史终结论的具象化;当下,指责受众因为社交媒体的发展而陷入回音壁、进入后真相时代的媒体,其实才是真正陷入了回音壁、受困于后真相的。

没有受过专门传播技巧训练的普通民众,有着更加质朴和本能的直觉,去辨别媒体传播的信息究竟是否准确。而欧美主流媒体,在国内凭借知识和学历的优势将民众视作为“群氓”,在国际上沉迷于1500年以来依赖欧美推进现代化体系的荣耀,而无视非欧美国家的兴起,体现的是历史终结论的贫困与傲慢。

尽管中国还是面临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任务,但既然特朗普都知道如何识别和对待假新闻,那中国显然应该做到更好。起码,不要再弄错主次和先后,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应该成为一种非常自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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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逸

沈逸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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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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