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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逸:构建网络空间有序治理的新秩序正成为全球共识

2019-04-18 15:10:02

【文/沈逸】

2019年3月30日,全球社交媒体巨头马克扎克伯格在《华盛顿邮报》刊发社论,建议从仇恨言论、选举一致性、隐私保护以及数据妥善使用等四个方面着手,建设完善网络空间治理新秩序。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以来,由于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欧美主流媒体,普遍倾向于将社交媒体干涉选举,影响结果,作为反思的基本方向,脸谱公司成为众矢之的,并因此承受了来自欧美行政部门、立法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商业竞争给对手的巨大压力,提议建立网络空间治理新秩序,强调通过这种秩序,对网络空间特定类型的信息、数据以及相关的使用行为进行规制,对脸谱公司和扎克伯格来说,也是顺理成章的。

另一方面,就扎克伯格的公开信,以及欧美主流媒体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之后的一般反应来看,更加重要的是揭示出了一个已经在非西方国家普遍实践的客观事实:其一,全球网络空间里流动的信息和数据,是需要得到有效管制的;其二,这种管制的主体,是各主权国家的政府;其三,秩序和自由,应该在互联网以及全球网络空间的治理秩序中,得到均衡的考虑和体现。

如果将扎克伯格的公开信放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长时段里加以观察,可以发现,这封公开信的发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的事件,可以将其与阿拉伯之春的失控、欧美发达国家遭遇互联网自由反噬并列,作为网络空间自发发展阶段走向结束,全球各方共同聚焦探索有序规制和有效管理的新阶段的开始。

这种转变首先是由全球网络空间的力量分布所决定的。20世纪90年代,发端于欧美发达国家互联网接着冷战结束的契机,向全球拓展。彼时,网络用户、技术创新、成熟商业模式和运用,乃至国际体系中硬实力的对比,以及软实力的分布,均呈现显著的西方中心色彩。压倒性的优势,导致互联网以及全球网络空间发展早期,欧美国家,无论是政府还是非政府的力量,坚定的相信可以简单的照搬欧美国家前互联网时代的国内治理模式,加上一些基于新自由主义基本理念的演绎,在网络空间简单复制一个具有形式上绝对自由属性的治理结构。这种结构的核心特征,就是带有显著亲西方属性的信息,借助全球网络空间,进行从西方世界到非西方世界的单向度的流动;在此过程中,实现三个目标:政治上,互联网成为欧美国家外交和战略的工具,用网络推动其他国家的颜色革命;经济上,用技术和商业应用的先发优势,在全球网络空间实现新的中心-外围结构,对外围输出基础设施、软件和应用,将外围的数据以及数字化的资产,抽回分布在中心或者中心可控的地理范围内;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用网络传播自由主义基本理念,在观念上实现有效的规训。

在此过程中,欧美发达国家在实践中形成的核心诉求,就是反复强调,国家主权虽然在形式上可以宣称继续适用于全球网络空间,但具体的实践中,必须以不实质性忤逆欧美国家上述自由流动的定义的。在最极端的案例中,当个别国家政权遭遇生存性危机的时候,欧美国家以及媒体仍然坚持认定,实施紧急状态并不意味着国家有权暂时切断与全球网络空间的连接。从实践看,相关观念在2010年至2011年间达到了阶段性的高潮;2013年因为斯诺登披露的棱镜门事件后暂时性的有所缓和;2014年之后又因为中国的高速崛起和在数字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就,重新进入了强烈批判、质疑以及谋求否定中国等国家对网络空间实施有效主权管辖的路径上。

需要说明的是,极其强调经济理性与个人主义的欧美国家,以及西方媒体,虽然口头上说的是一种绝对化的互联网自由,但其实遵循的是国内-国际两个维度的自我中心主义取向:在国内,必须确保特定阶层对政权以及信息内容传播的权力不受挑战和威胁;在国际,必须确保欧美发达国家的核心利益不受威胁。换言之,这种自由不是信息技术革命的自由流动,而只是笼罩在自由流动外衣下的信息流动与网络空间的霸权。建立在这种取向基础上的秩序,本质上是一种身体进入了21世纪,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时期的群体所偏好的冷战时期旧秩序在网络空间的投影。这种秩序看似新鲜,但本质上是追求已经无法回到的过去,在那个过去里,西方发达国家牢牢的占据着中心的地位。

2015年在东方千年水乡小镇乌镇,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发表主旨演讲,建议以尊重网络空间主权平等为基础,遵循四项原则,五点主张,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前4年,对扎克伯格在公开信提出的治理问题,进行更加有效和全面的回应。从公开信的内容看,尽管提出了治理新规则的需求,提出了政府治理的回归,但是在治理对象上,严格的聚焦于由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之后对扎克伯格的诘问,基本上是希望通过对互联网自由最小限度的修补,在商业和传播上寻求为陷入被动的脸谱公司解套。因为这四个治理的领域,忽略或者说绕开了至关重要的核心问题:遵循何种方式,让其他国家心安理得的共同采取行动,对网络空间实施有效治理,而无需自身的核心利益关切遭遇重大损害,无需担忧可能遭遇的多重标准的不公对待,无需时刻去推测在合作中遭遇背叛的概率。

2007年至2011年间,西方媒体毫不顾忌的用所谓脸谱革命,推特革命,去称呼在非西方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性质的政权更迭或者是政治动荡,因此,从最积极的视角看,扎克伯格的公开信至少说明了现在确实到了需要构建有效治理体系的阶段。但除非中国以及广大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真实关切能够得到有效的体现,真正遵循大家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的方式,推进符合互联互通、共享共治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实践,否则全球可能还需要面临更加严峻和艰巨的挑战与考验。

沈逸

沈逸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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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赐稿 | 责任编辑:李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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