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盛思鑫】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时局的不断变化，特别是中美两国在经贸和安全领域的博弈此起彼伏，有关中美两国谁兴谁衰的走势判断和各种预测层出不穷，让人时常有“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之感。当前，透析国家兴衰的规律，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已经成为具有很强现实关照的宏大命题。

一、国家兴衰的五种理论

解释国家兴衰的著作汗牛充栋，从中大体可归纳出五种理论：地理论、历史论、制度论、技术论和文化论。

地理论强调地理因素与生态环境是导致国家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历史论重视特定历史进程或特定历史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制度论传统上重点关注的只是经济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们注意到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交互关系对国家发展有深刻影响。技术论强调科学或管理技术因素在决定国家兴衰方面的重要作用。

文化论认为，文化是影响国家兴衰的显要因素。此种看法最早可追溯至德国思想家马克思•韦伯的研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新教伦理鼓励勤勉工作并积累财富，主张禁欲和节俭，抵制骄奢淫逸与纵欲享乐，信众以此方能确证自己是上帝选民，而此种文化恰好促进了资本原始积累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毋庸置疑，国家兴衰的发展过程非常复杂，上述只包含一两个因素的理论很难解释清楚，更何况其中的很多因素还相互联系，理论之间并非泾渭分明。但仅仅将国家兴衰的五种理论简单糅杂在一起，也无助于形成一个简单清晰的认识。

更为严重的缺陷是，已有的五种理论多是关注为什么一些国家兴盛的同时，另一些国家会衰败。相较而言，已有研究对于一国的兴衰更替规律缺乏研究，对于不同国家各自兴衰更替的情形更少有比较，因此很难找出不同国家各自兴衰发展历程中的共同规律。

二、满清盛世之道的另一种视角

秦汉以来，中国被少数民族完全统治主要发生在蒙元和满清两朝。二十四史也好，《资治通鉴》也罢，对治乱兴衰的解读基本秉承汉儒传统，中国的历史学家和学者们极少从蒙元和满清统治者的角度来研究国家兴衰之道，这就难免会受“汉族中心主义”的影响。

如果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满清一朝统治者的“持盈保盛”之道及其失败尤其值得研究，康乾盛世当时的GDP几乎占到全世界的三分之一，是人类历史一个迄今尚未被超越的发展高峰。此外，乾隆时期中国疆域之广和统治的民族之多也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的历史学家们传统上认为，清朝这类少数民族政权之所以能够成功统治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原地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汉化”，即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汉民族化以及采用汉族“正统”，通过尊崇儒学、采纳汉制、开科取士、选用汉官等手段稳定和维持对汉民族和中原地区的统治。但是晚近这一主流观点遭到挑战。

新清史的领军人物欧立德教授认为，“汉化”不过是满清多元化民族统治策略中的一种，只是为了让被统治的汉民族觉得自己像是被汉族统治着一样，从而软化汉族的抵抗意识。例如，乾隆帝在蒙古族人那里是蒙古大汗的印象，在藏族地区则是文殊菩萨的化身“文殊皇帝”，与此类似，他也努力在汉族人面前将自己塑造成儒家传统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乾隆皇帝佛装像（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但是清朝统治者这种多面向并不意味着满族放任丧失自己的民族和文化认同。新清史的研究表明，满清定都北京后，顺治与康雍乾四朝，皇帝们都非常注重维持满洲政权能够入主中原的成功之道，即重视满族人使用满语并巩固民族特有的历史、文化与礼仪，强化八旗军事体制与保持尚武精神，以及继续推崇简单淳朴的生活方式。

但是，清朝的统治者长期面临一个两难的局面。一方面，为了维持对汉族人的统治，他们不得不采用汉化的形象与策略。但另一方面，汉化的形象与策略也使得满族人更容易被“汉化”，这与维持“满洲之道”的努力背道而驰。如此一来，统治者不得不在汉化策略与维持“满洲之道”间艰难地平衡。满清的康乾盛世的确就是在这样的矛盾平衡中建立起来的。

如同坐着一辆天使与魔鬼并驾的马车，这种平衡很不容易维持，尤其当大多数满族人居住在以汉族为主的城市时，他们很容易习惯城市汉人的生活方式与消费文化。统治者寻求这种平衡的努力也会带来自身的矛盾面向。

例如：一方面，乾隆帝时常警示满族大臣和八旗子弟，数世纪前女真族建立的金朝之所以覆亡，是因为统治阶层接受了汉人奢侈享乐的生活方式才导致建国传统和民族特性的丢失；另一方面，乾隆帝的若干次“南巡”在汉族人看来属于崇尚享乐，甚至被批评为骄奢淫逸与劳民伤财，但“南巡”特别是乾隆八次巡游山东仍可以理解为乾隆的“汉化”策略。

在上述两个相互矛盾的过程中，乾隆本人的确也受到了汉文化中负面因素的影响，他因无法抵抗人性中“恶”的力量牵引而在晚年变得骄奢淫逸，从而打破了他自己想要建立的平衡，清朝于是开始走向衰败。

马上得天下者固然不能在马上治天下，但对于统治阶层而言，保持当年马上得天下的生活方式与精神状态同样事关兴衰。正如成吉思汗所说，当蒙古族人都搬出蒙古包而住进泥土做的房子里时，那么他一手缔造的帝国也将走向毁灭。

三、国家发展的道德悖论

现代社会已没有皇帝，政权更替在民主社会也不再靠武力。在当今世界中，国家的兴衰更多体现在经济发展上，但是执政党或统治阶层所面临的困境其实和上述清朝的情形没有本质差别。早在18世纪初，荷兰学者伯纳德·曼德维尔便发现国家的经济是靠奢侈、嫉妒和欲望等私人的恶德所推动的，正如他的诗歌所唱：

奢侈驱使百万穷汉劳作；

可憎的傲慢又养活着另外一百万穷汉。

嫉妒和虚荣，是产业的奖励者；

其产物正是食物、家具和衣服的变化无常，

这种奇怪而荒唐可笑的恶德，

竟然成为回转商业的车轮。

曼德维尔试图证明，国家只有顺应而不是压制人的利己本性，才能实现经济发展与大众福利。他甚至认为道德只是人的自私本性适应生存环境的产物。换言之，只有当有利于个体的生存和发展等利益时，道德才有可能产生并得以维系，所谓“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为他人服务的落脚点其实还是在“我”上。曼德维尔的观点后来被亚当•斯密所吸收而形成所谓“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思想，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引起了持续的争议。

曼德维尔

对照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曼德维尔思想的深刻性显露无疑。当前全球普遍鼓励不断创新，提倡个性化生产以及产品的更新换代，刺激消费在维持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是仔细想想，很多所谓的创新、个性化产品以及产品的更新换代并非总是必要的。它们不仅会导致资源浪费，而且也会加剧虚荣和攀比等不平衡的社会心理，不过这些矛盾却成为企业发展、就业稳定和国家经济繁荣的一种需要。

换句话说，今天主要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很大程度上依靠对消费者自主权利的漠视或侵犯，来自于对各种资源的浪费而非节约上。不过，曼德维尔没有认识到，道德衰败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有很强的负面效应，包括贫富差距的扩大与经济长远发展受损。一个较好的例证是全球性的气候变化与环境破坏，这其实就是一个道德衰败的问题，环境的污染说到底是因为人心的染污。

现代人的幸运在于拥有前人所不拥有的知识和技术，它们给现代人带来了生活的便利与享受。但不幸的是，这些知识和技术也容易臣服于人类对于金钱和物质的追求，而并非致力于从根本上改善人类生存的环境。

任何知识和技术，如果会使得国家和企业家减少物质财富，即便它们可以为社会和民众总体带来更大的福利，那么这种知识和技术也必然倾向于被压制甚至会被扼杀。但是如果它们可以帮助国家和企业家获取更多的物质财富，则即便它们可能会给整个人类带来难以控制的风险，那么这种知识和技术也必然将会被鼓励而最终会被传播开来。这也是人类今天之所以会面临许多危机的根本原因。

从国际竞争的角度来看，国家发展的道德悖论同样存在。如果国家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导致战斗精神的削弱，那么先进文明被不先进文明摧毁的可能性就会增加。正如俾斯麦在十九世纪所指出的，强国因良知的顾忌而软弱，弱国却因胆大包天而强悍。

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更是旗帜鲜明地反对所谓的“伪人道主义”，他认为最讲人道主义、最热衷于国内进步的国家，与不顾及他人利益的国家相比，往往趋向虚弱。以此来看，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是罗斯福的忠实信徒。美国也一直强调，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应该保持军事力量在全球范围内的威慑能力与打击能力。

四、国家兴衰的第六种理论？

由上述分析可见，人性的因素对于国家兴衰的影响深刻而显著，或许可以考虑将“人性论”作为国家兴衰的第六种理论。清朝初年的君主们对于“满洲之道”的重视实质上是提倡满族人自我克制，这与新教伦理对禁欲的强调类似，都可看作是对人性中惯有之力量的一种抵抗。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展与建国乃至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就，最基本的一条经验其实也是艰苦奋斗少享乐、勤劳节俭多积累，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人性的自我克制？十九大报告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点强调，实际也是呼吁执政党永葆“创业精神”，继续克己奉公，为人民福祉和国家发展更好服务。

以此作为对照，欧洲一些国家近来呈现衰落迹象的一个新解释是：随着世俗化的发展，过去西方之宗教对于人性的约束力日渐衰微；民主体制取悦选民的一般性手段是承诺增加福利，而这种“惯坏”选民的手段具有相当大的刚性，会难以逆转地诱发人性中各种消极懒惰的因素；另外，欧盟移民政策的开放性，导致大量希望享受高福利和就业机会的人群涌入欧洲发达国家，这进一步恶化了欧洲的经济和社会生态。如同中国老话“坐吃山空”，消费总是大于收入，终究会陷入穷困的境地。

如果我们接受马克思《资本论》有关“人的一般本性”和“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的重要区分，那么国家兴衰的人性论将至少包含三个方面。

一是统治阶层（或执政党）和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阶层（主要是资本家和企业家）始终需要对抗“人的一般本性”，即强调自我克制而显现“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的一些特点。

用马克思分析资本家自我克制的话来说，即是对生活和人的一切需要克制，少吃少喝少消费，这样才能积攒资本并使得资本越来越大。但是也因为这样的要求违背“人的一般本性”，故而很难持久地保持。即便第一代能够保持，但也往往“富不过三代”，“非人性”的东西毕竟很难遗传或传承。从这点上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秘诀之一即是长期重视党的建设，让党员干部保持“自我克制”。

二是国家的兴盛需要通过采取各种手段，随顺和利用社会大众身上“人的一般本性”中对发展有利的因素，但同时也要抑制“人的一般本性”中对发展不利的消极因素，并且总是需要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

从人性的角度来说，新加坡“鼓励先进、不养懒人”的发展经验，可以理解成在激发人的贪欲和保持人的上进心之间保持平衡。另外，文学家王鼎钧先生在《黑暗圣经》中提到过一个小故事，也可以对此种平衡予以说明：一个公司有25人，但是每天却只有10碗饭可以分，有4人可以吃到满碗，其余21人分食剩下的6碗，但是公司保证这21个人每天都有希望吃到满满的一碗。如果能吃到满碗饭的人总是固定的，剩下的人看不到希望，就会选择离开甚至是造反。如果大家吃的是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公司肯定也很难发展起来。

三是国家兴衰五种理论中的文化因素、地理因素、历史因素、制度因素、技术因素都会对“人的一般本性”造成影响，从而显现“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

也正是由于这五种因素的发展，特别是制度和技术因素所发生的变化，往往使得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中，统治阶层（或执政党）和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阶层很难保持长期的自我克制，同时社会大众也很难在前文所说的道德悖论中长久地保持住一个平衡的状态，即人性中“恶”的方面在促进国家发展的同时不至于损害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中国古代所重视的“中庸之道”实在是非常深刻的大智慧。

总而言之，国家盛极必衰是人性中蕴藏的一般规律。人性论提供了一个观察国家兴衰的新角度，而且揭示了国家发展在不同阶层人性方面的具体表现，以及一个国家很难可持续发展的原因。

因此，国家兴衰的人性论呼吁站在国家发展和国际竞争的高度，对人性持续地进行观察、研究、反思、教育和引导，充分认识并且利用其他因素对人性的影响，从而促进国家强盛或避免国家衰落。这对于促进国家的发展以及思考和研判其他国家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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