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查理周刊》遇袭后，法国开启了一场保守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争论——如何定义法国人的身份，以及这种定义能否容纳活跃的、不断增长的穆斯林人口。

这场争辩的核心在于，伊斯兰教在法国的多元文化社会中地位日益突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法国人的身份认同是否已经与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融为一体，以致该国无法实现在大革命中铸就的共和理想。

为了实现法兰西共和国的理想与宗旨：自由、平等、博爱，法国的法律和传统一向强调不以种族、宗教和性别去评判一名公民。这一愿望上可追溯至法国大革命，下已深植于法国人的日常生活，《查理周刊》血案之后的国民团结大游行为这些理想喊出了最强音。

但对心怀不满的穆斯林来说，这些理想，连同法兰西共和国本身，都是那么遥远和空洞。在穆斯林的传统中，宗教生活与公共生活之间几乎没有差异。在他们看来，法国的价值观是外来的，是亵渎神明的，是通过近似于文化殖民的形式强加于他们头上的，有时甚至是宗教和种族歧视的借口。

著有《法国的起义：法国与阿拉伯国民的长期龃龉》一书的安德鲁·赫西教授说，“真正受到挑战的，是法国作为极权民主国家这一概念。与共产主义一样，法国的共和主义是一个全体性概念，它也是神圣的。”

他说，法国是个“启蒙原教旨主义”国家，强迫国民接受全体性身份认同。

在克利希苏布瓦（Clichy-sous-Bois）等巴黎城郊破败的移民社区，你能感受到一条明显的鸿沟：此岸是大多数穆斯林的日常生活，彼岸是公民课上的法兰西共和国。

法国总理曼纽尔·瓦尔斯曾因将法国贫民区现状描绘为“地域、社会和种族的隔离（territorial, social, ethnic apartheid）”而饱受批评。但自从10年前克利希苏布瓦爆发反警察骚乱以来，这种状态已蔓延到法国各地。虽然政府多次承诺进行改革，但贫民区的生活却日益恶化：犯罪、失业、贫困、异化。现在又出现了新问题：穆斯林青年激进倾向严重。

这里的年轻人对法国的所谓理想——自由、平等、博爱——嗤之以鼻，认为它们流于“假大空”。他们既感受不到平等，也不觉得自己是完全自由的，对民族团结更是没什么概念。

克利希苏布瓦社区的公屋（Pierre Terdjman摄）

塞纳-圣但尼省穆斯林协会联盟的负责人穆哈默德·昂尼切表示，“法国是提出《人权宣言》的国家。但仅此而已，它只是个宣言。”他说，在君主制的英国，穆斯林们反而感觉比共和制的法国更加自由，衣食住行和宗教活动都能由自己做主。

在由大量工薪阶层移民构成的城市边缘地带，许多年轻人拒绝服从法国政府的规定，为亵渎伊斯兰教的《查理周刊》记者默哀一分钟。

一名不愿透露全名的14岁少年气愤地说：“他们不尊重我们，我们却要为他们默哀一分钟来表示对他们的尊重？对于不尊重我们的人，你叫我们怎么顶礼膜拜？我们做不到。”他对他的老师说：“我会为巴勒斯坦默哀一分钟。”他的朋友表示同意，并加了一句：“停止伪善。”

瓦尔斯总理和奥朗德总统已宣布，公立学校开设的公民课应添加“政教分离”等新内容，以强化培养学生们世俗的共和价值观。

但赫西教授指出，如果你是阿尔及利亚裔法国人，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地带，有着破碎的身份认同——既不是法国人也不是阿尔及利亚人，会一点阿拉伯语但并不多，那么伊斯兰教可能成为你“身份中唯一的真实的部分”。

他补充道，“这个庞大的共和国让你失业，不给你提供清真食品，禁止你佩戴面纱，不准你建宣礼塔，限制清真寺数量，让你处处感受到被社会拒绝。在这种量级的敌人面前，你感觉自己化身为士兵投身于浩荡的战场，这是一种伟大的感觉。”

玛丽娅姆·西塞是克利希苏布瓦市的副市长。十年前，她15岁的表弟正是在躲避警察追捕时触电身亡的青年之一。他们的死在法国全境掀起了为期三周的骚乱，导致超过9000辆汽车被烧毁，近3000人被逮捕，56名警察受伤。

29岁的西塞女士说，从那场骚乱到现在，“也就新建了一些房屋和公园，但之后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克利希苏布瓦的失业率高达40％，是法国最贫穷的城镇之一，有一半人口年龄在20岁以下。西塞说，当地住房短缺，直到去年才开设了失业救济办公室。尽管这里距巴黎市中心只有15公里，尽管政府的承诺已经许了十年，但这里却连一条主干道、一个公交枢纽站都没有。

她说：“在任何其他发达国家，你都不会看到我们这种地方。看上去这样近，实际上又那么远。从这里到首都巴黎，鸟只需飞15公里，但人却至少得花一个半小时。我们不能继续这样下去。”

她认为青少年在法国主流社会上被隔阂和异化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她告诉记者，一些法国议员宣称“这些年轻人已经不配做法国人，因为他们不再接纳共和国的价值观”。

“但法国必须坚持其世界主义，”她继续说道，“不接受人与人之间的不同，这个国家就没有办法对所有人敞开胸怀。”

克利希苏布瓦的街头市场（Pierre Terdjman摄）

政治学家吉勒·凯佩尔对这种城郊边缘地带研究颇深，关于这个课题他写过三本书，最近一本名为《法国的激情——来自贫民区的声音》，此外他还为政府撰写过一份报告。对他来说，伊斯兰激进分子的目标不是法国本身，而是欧洲和数量不断增长的穆斯林少数民族。作为穆斯林人口最多、赴叙利亚和伊拉克参加圣战人数最多的欧洲国家，法国显然是激进分子的首要目标。

凯佩尔说，这种激进化的基础不只来自贫穷和受排斥，“而是建立在法国根深蒂固的价值上”，“即使是喝红酒的穆斯林”也会触怒于丑化穆罕默德的漫画，以及法国对漫画家们的全力支持。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是，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打击伊斯兰势力的内战，都给法国穆斯林造成了创伤，至今仍未愈合。

政治学家多米尼克·莫伊西说，法国需要重新认清其价值观，“我们需要一场新的启蒙运动来重塑共和国，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法国的多样性。”

莫伊西说，最根本的问题是“接受和实践共和国的价值观。这是什么意思？尊重他人，赋予自由，平等，博爱等理想以现实意义。自由是有的，但它却是有限范围内的自由；平等是有的，但它却受到法国种种不平等的限制；至于博爱，它是真的消失了。”

克利希苏布瓦副市长西塞女士说得很明白：“法国的自我改造遇上了麻烦。”

她接着说：“移民融入问题是禁忌话题，也是国民阵线等右翼政党的核心主张。现在，这些问题必须引起整个法国的重视。只有直面这些所谓的问题，我们才能随心所欲地出行；才能像其他人一样自由进行宗教活动；才能有正经的工作，因为工作是那么重要。”

否则，“未来还会爆发与2005年（观察者网注：指克利希苏布瓦引发的骚乱）和2015年（观察者网注：指《查理周刊》事件）相同的问题，到时候整个法国将被吞没。”

（观察者网杨晗轶译自《纽约时报》，原题“France’s Ideals, Forged in Revolution, Face a Modern T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