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北京方面来说，最重要的对外关系，莫过于与美国和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如果理不顺周边关系，中国便无法处理好中美关系。APEC上云集了中美和亚太地区重要国家的领导人与高官，是周边外交和中美外交的重要舞台。】

中国的外交政策笼罩着一层不确定性。对北京方面来说，最重要的对外关系，莫过于与美国和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然而，海事竞争和纠纷使中美关系和周边关系都遭遇了困难。展望未来，中国将在近海和西太平洋与美国和周边国家产生战略竞争和对抗。北京的“修昔底德陷阱”不在陆地上，而在海洋里。

审视中美关系的重要特征，必须记住以下基本事实：随着全球化的加深和地缘政治角力的回归，中美关系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千头万绪、层次复杂、动态多变、意义重大——毕竟，一洋相隔的中美两国，一个是经济茁壮成长的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另一个是最强大、最有影响力的发达国家。

就目前情况来看，中国和美国既不是敌手，也不是普通的伙伴。中美关系瞬息万变，其中既有竞争和对抗的元素，也有协调与配合的成分。双方都需要了解，一旦对方感觉遭到怠慢、或由于误解与偏见造成重大政策、关键利益、实际能力或基本方向被对方误读，双边关系将落入潜在陷阱并受到伤害。任何一方试图使用严厉手段，通过胁迫制服对方；或鲁莽地过度反应，在政治上都是失算的，在战略上都是愚蠢的。

鉴于这种情况，面对美国，中国最好的战略是什么？在我看来，北京必须坚决而稳妥地行动，向华盛顿施加压力，使其接受中国的战略权利；最终使两个卓越的世界大国迎来一段相互适应、和平共处的时期。在某些情况下，有必要采取坚决的行动；在另一些情况下，应该保持谨慎。正如毛主席曾提醒我们，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目前中国领导层双管齐下，一方面“只争朝夕”，积极采取行动；另一方面明白“欲速则不达”，谨慎地避开陷阱。

中美关系与中国周边关系密不可分。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如果理不顺周边关系，中国便无法处理好中美关系。针对中美关系间不利因素的调查显示，中国的区域邻国是中美产生摩擦或困扰的根源所在。北京和华盛顿的利益着眼点不同，在北京看来，华盛顿的行为，煽动、利用或加剧了这些结构性摩擦和竞争。因此，要达到我前面提到的那种长期性战略适应，不管是辩理还是交利，中国都必须在亚太地区争取更多的朋友和战略合作伙伴，或至少鼓励这些国家做到公正，不倒向某一方。与此同时，面对敌对邻国或华盛顿的附庸，北京还必须采用“中和”手段化解威胁。

去年10月中央周边外交工作会议召开后，中国政府在周边外交的重点工作中更有创意、更加务实，也更有成效了。然而，由于周边外交工作目标多样，国际环境日益复杂，中国与日本和菲律宾的对峙僵持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更加严重。已搁置冷却数月的中越海事争议，出现恶化的转折。继北京宣布在中国东海划定防空识别区（ADIZ）以来，华盛顿就中国南海问题发布激烈言辞，做出挑衅行为，使情况更加复杂。

这还不是全部。中国和朝鲜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地缘政治和战略意义，然而它正处于历史最低点。当莫迪在总理竞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后，北京和新德里之间相互竞争或彼此协作的可能性都增加了。华盛顿和东京都下足力气争取印度新政府，欲使其成为遏制中国崛起的合作伙伴。印度总理莫迪似乎将计就计，使地缘政治利害关系更加突出，国际形势更加复杂。

所以，最重要的是：中国正与邻国和美国进行着高风险的博弈。虽然坚持方向是很重要的，但我们也需要有新的思维。

首先，中国应坦诚地重新评估其外交政策的优先级别。尽管中国的外交利益现已遍及全球，但不可大而无当，片面追求遍地开花；而应有的放矢、重点突破，专注于真正重要的外交关系。

在此，应谨记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它对中国重新调整美国和周边政策不无教益：

“面对各种事实和情况，将最紧迫和重要的因素从没那么紧迫和重要的因素中区别出来，是很重要的……要确定我们为了战争需要动员多少资源，首先要审视敌我双方的政治目标。我们必须对敌人的实力、敌方政府及人民的秉性和能力有全面的评估，并对我方进行同样的评估。最后，我们必须了解其他国家的政治倾向，了解即将到来的战争将对它们造成何等影响。全方位、多层面地进行评估，是一个巨大的任务。”

换句话说，中国要达成宏伟的目标，关键要运筹帷幄、拿捏适度。

(本文于10月30日发表在香港“中美聚焦网”，观察者网杨晗轶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