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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芬·罗奇:重塑中美经济关系(二)

2019-04-22 08:37:15

本文是曾任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和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为2019年第二十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独家撰写的背景报告。报告共计一万余字,共分为六个部分。本文为第二部分。

4.从交易的艺术到让步的智慧

在美中两国敌对情绪不断加深的这段时期,达成解决方案的紧迫性是不言而喻的。

谈判技巧对于评估这一建设性成果可能带来的前景具有关键意义。特朗普总统曾自诩自己为“交易的艺术”家。

相比之下更具耐心的让步的智慧来代替交易的艺术则会摒除咆哮和恐吓。

让步要求双方在关键分歧点上各自给对方让出空间——如此一来,就会形成共同让步的局面,为双方达成共同承诺创造机会,从而创造出具有建设意义的前行道路,而不是因一方迫使另一方屈服而造成根深蒂固的敌对状态。

重要的是双方都要抓住这一让步的机会。

尽管抵达应许之地的方法有很多,但以下四个议题对形成一个长久的解决方案更具关键意义:

市场准入

经过十年漫长而曲折的谈判,美中双边投资协定(BIT)已经到了取得重大突破的临界点。

这要求双方共同做出让步。

一份强有力的双边投资协定将使两国双双受益,减少跨国企业在中美进行的国外直接投资所遭遇的所有权限制,从而真正消除双方分歧。

美国在中国坚持采用的合资企业结构——在我看来是错误的——已经成为一种强制性技术转让机制。

双边投资协定将使中国对美国注册资产的所有权得到扩大——这将对最近出台的一项法规的反华目的形成挑战,该法规旨在扩大外国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在美国的监督权。

储蓄

两国需承诺进行负责任的宏观经济调整。

美国需要提高储蓄力度,扭转因为去年不合时宜的大规模减税而愈发脱离轨道的预算超支。恢复储蓄(而非税收)才是减少同中国或其他任何贸易伙伴之间贸易逆差的最有效策略。

与此同时,中国需要减少储蓄,利用其巨大的资金池对国家社会安全网提供资金支持,此举的重要意义在于,不仅可以减少居民因恐惧而进行的预防性储蓄,并且还会加速由消费主导的经济再平衡。

网络安全

数字领域是“信息时代”的战场,2015年9月奥巴马总统和习主席达成的协议显然不足以平息由网络间谍、黑客和其他相关破坏行为引起的持续紧张局面。

同贸易失衡一样,网络安全也是一项全球性问题,同样需要全球性解决方案加以应对。同样地,双边解决方案无法解决全球性网络安全威胁。

美国和中国应发挥模范作用,携手制定全球性网络协议,包括网络入侵的集中应对、攻击削减目标以及一个强有力的争端解决机制。

对话

两国元首继马阿拉戈俱乐部、北京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又将再次会晤,这将产生非凡意义。这些会晤促成了更多的正式合作,如“中国战略和经济对话”。

但这些举措都是不定期的随机事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设立一个永久性秘书处,参与两国的专门合作措施,来解决共同关切的关键性政策问题(包括数据共享、联合研究、公私对话以及一个中立地点),将远比上述举措更具实际意义。

截止本文撰稿时(2019年3月6日),外界不断传言,两国元首即将在三月底签署美中两国的一项待定协议。

为了表示对这种结果的诚意,特朗普总统宣布暂停此前在三月一日威胁要对中国进一步施加的关税。不幸的是,此项协议的轮廓并不十分乐观。

如上文所述,此举的重点在于缩小美中两国的贸易逆差——试图通过双边政治修复方案来解决一项针对多边经济问题。

传言称,两国有可能采取“框架性方法”来处理所谓的结构性问题——聚焦七大问题的单独协议:农业、服务、科技、知识产权、技术转让、非关税壁垒和货币。

值得一提的是,该表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出的讨论范围十分吻合,只有一项议题除外:该表出人意料地纳入了货币问题。

诚然,中国货币在最近数月内的确因经济下滑而略有贬值。但人民币广义贸易加权指数(按实际价值计算)自2018年5月以来仅仅3%的下降与2004年末以来51%的增长相比便显得微不足道了。

由于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在2007年达到其顶峰后(相当于GDP的9.9%)便几乎消失,因此货币操纵已是一种“过时指控”,对解决美中争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至于双方如今为何将该问题提到如此高度让人十分费解。

而这便来到了我对当前谈判目的的最大担忧。

双方似乎都可望达成一项引人瞩目的协议,两国都在关注非常简单的问题——双边贸易和货币——而不是将关注点放在它们之间真正棘手的实质性问题。

对任何一项协议的最终效果进行评估时,采用上述四个重要议题对进展情况加以衡量具有重要意义,即市场准入、储蓄、网络安全和对话。

一项无关痛痒的表面协议无法修复去年以来美中关系遭到的严重打击。

5.热战还是冷战?

然而,如果没有任何协议达成会怎样?

或者达成一项无实质意义的微弱协议,而无法对持续分裂中美关系的棘手结构性问题产生实质积极影响,又会产生什么结果?

首先,尽管两国在中国南海存在摩擦,并且台湾海峡也不断面临紧张局势,但我仍无法认同某些人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为根据对中美发生热战进行可怕预测。现代战争的毁灭力让这种可怕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变得低之又低。

同时,我不得不承认,中美两国发生“冷战”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因为两国的经济模式存在巨大差异,竞争策略也将陷入长期冲突。

如上所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301报告》发起的控告中,将中国列为美国未来经济面临的生存威胁。尽管我的分析表明这些指控背后的证据都不甚可靠,但美国似乎执意要在这些方面继续推进——其中的许多方面对中国自身的长期经济战略具有关键意义。

当中美关系偏离轨道,产生生存恐惧的国家绝不只限于美国。

长久以来,中国始终对美国所热衷的“遏制中国”战略感到担忧,在这种战略下,美国会尽其所能地为中国的下一个发展阶段设置障碍。

尽管特朗普发起的关税战又一次引起了中国的强烈担忧,但此举只是奥巴马政府“转向亚洲”战略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即TPP,该协定将中国从其初始的12国框架剔除了出去)的后续手段罢了。这些措施对遏制中国发挥了示范作用,为今天更加成熟的遏制中国措施提供了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中国不会在其核心经济战略上让步,中美两个制度非常有可能长期斗争下去,由此而引发经济“冷战”的可能性也非常大。

这种冷战与上一次冷战存在显著区别,后者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军事角逐。

不过,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在近期的公开讲话中明确表达了对“冷战2.0”的担忧,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ank Paulson)也发出了类似的警告。

值得注意的是,对美国而言,其目前的经济形势要比冷战1.0时期差很多,更难发动一场冷战。

在冷战1.0时期,美国自1947年到1991年之间的年实际平均GDP增长率为3.5%;相比之下,在过去五年间,美国的实际增长已经下滑至2.2%。

与之类似的是,在第一次冷战期间,美国的生产率增长能够达到年均2.2%,而这一增速在过去五年间已经下滑至仅有0.8%的水平。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的国内储蓄水平严重不足——净国民储蓄率在过去五年间只达到了3.3%,而冷战1.0时期的平均水平则高达8.8%。

储蓄水平的剧烈下滑将给美国筹资造成严重阻碍,使其难以对竞争力复苏所需要的物质或人力资本进行投资。

在二战后头四十年里,美国在与前苏联的竞争中拥有强大的经济优势。如今,如果美国选择发动一场同中国的类似斗争,那么它已不具备当时的那种经济优势了。

从许多方面来看,一场足以颠覆世界秩序的新冷战将会造成什么后果?答案在2017年1月时便已初现端倪。

当时,中美两国元首对各自国家在全球的定位提出了极具反差的观点。

2017年1月20日,唐纳德·特朗普在其就职演讲中表示:“保护(主义)将给(美国)带来巨大繁荣和力量。”而仅仅三天前(即2017年1月17日),习近平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中国“将适应并引领经济全球化。”

这些皆非空话。两国都根据这些声明朝着各自方向大力推进。

特朗普明确抵制多边主义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具体表现在,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并威胁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世贸组织。

中国的动作也十分明显,习近平通过以中国为中心的各项措施支持多边主义,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

特朗普错误地认为,采取关税手段能够将制造业工作岗位带回美国从而“让美国再次伟大”。

然而,由于美国的制造业就业份额已经从二战后的40%大幅下降至如今的8.5%——主要原因在于技术变革和生产率提高——因此,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相比之下,习近平的多边主义旨在充分利用贸易自由化、全球价值链和基于规则的全球治理新承诺(希望如此)所带来的效率提升。这些理念更强调为全球经济注入共同发展的动力。

全球经济最不愿看到的是二战后世界秩序的瓦解,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被碎片化、货币战争和贸易战所取代。总的来看,只有美国和中国有能力化解这种风险。但两国也只有在同时具备雄厚实力的情况下才能这么做。

相互依存的关系最终需要来自内部的力量和疗愈。

如果中美两国都致力于解决自身的经济问题和失衡问题,那么两国便有能力更好地解决彼此之间产生的问题。

对于中国而言,这意味着需要将巨大的储蓄盈余投入使用,帮助化解国内面临的挑战,从而继续聚焦再平衡和结构改革。

对于美国而言,这意味着需要解决国内储蓄的长期下滑,并将新增的储蓄投入到重建基础设施、制造能力和人力资本上。

6.没有赢家

贸易战不会产生赢家——对于像中美两国一样相互依存如此紧密的两个独立经济体更是如此。

特朗普总统错误地认为美国已在贸易战中占据优势,因为中国已经受挫。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判。

诚然,中国经济正在下滑并且可能在未来数月内继续放缓。然而,考虑到最近出台的政策刺激措施——包括货币和财政层面——这种下滑趋势将在2019年年中得以扭转。我们知道,正人先正己。

2018年12月美国股市在全球贸易大幅走弱的背景下出现剧烈下滑,这表明美国的经济韧性将在接下来的数月内经受严重考验。

纽交所人员关注股市(资料图/东方IC)

鉴于中美两国之间日益明显的争端发展趋势,我们很难对两国短期内取得实质性突破持乐观态度。

真正的风险在于,中美关系正在遭受持续打击。尤其是当中美目前需要应对相互依存关系当中的冲突阶段时,这种风险便显得愈加紧迫,因为在冲突阶段,恢复信任面临极大难度,甚至可不能发生。

这需要两国元首采取大胆、果断和战略的眼光来重塑中美关系。

只有从内部巩固本国力量,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才能以更好的姿态来变革两国之间的关系,从而告别过去的那种支离破碎的依存关系,而走向一种更加具有建设性的相互依赖关系。

重塑中美经济关系将再次夯实两国各自的发展路径,而不是产生摩擦,严重阻碍两国共同的未来。

世界正瞩目与此,并翘首以盼。

斯蒂芬·罗奇

斯蒂芬·罗奇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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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 责任编辑:李泠
专题 > 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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