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斯蒂格利茨 布鲁斯·格林伍尔德】

从人均生产值数据最初可考的罗马时代开始，到1800 年前后，人类的生活水平一直裹足不前，几乎算不上有什么提高（麦迪逊：2001）。

人们把绝大部分钱都花费在食物上，而食物消费又集中于大米、小麦和其他谷物等主食上。住房条件极其有限，往往一大家人蜗居在农舍里，彼此没有隐私，除了抵御寒冬的基本取暖设施以外，没有任何温控设施。

服装只考虑实用性，仅仅是基础内衣搭配随季节性更换的外衣而已。医疗体系几乎不存在。出行则极其少见，以小范围的本地交通为主，既麻烦又不舒服。

休闲娱乐则全靠自己，简单又乏味。只有少数贵族才享有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生活水准：丰盛而新鲜的食物，甚至还有肉吃；宽敞又温暖的房子；衣柜里塞满适用不同场合的服饰；较好的基础个人医疗保障；旅行和丰富的娱乐活动。

斯蒂格利茨和布鲁斯·格林伍尔德

从19 世纪初到19 世纪中后期，从前只有贵族才能享有的优越生活方式开始加速席卷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我们可以从同时代的文献中看到这个改变对社会产生的巨大冲击，甚至连《共产党宣言》也可以被认为是从另一个层面赞美新的经济发展势头。只不过，这一势头还没有惠及广大人民。

到了20 世纪，从前所谓的精英生活水准已经变成了欧洲、北美、澳大利亚和亚洲许多国家大众生活的标配，这一现代化进程一直绵延至今，包括许多亚洲国家。

这个巨大的改变也可以从另外一种视角来解读：19 世纪前，绝大多数人都把他们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食物、房子、衣服这些最基础的生活必需品上；而今天，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和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人们每周只要工作几个小时，就能达到以前的最低生活标准，每个人都有了选择如何使用“额外”时间的权利：可以工作，可以赚更多的钱来满足更多的消费需求（更高质量的“生活必需品”或奢侈品），或者，还可以把时间用来享受闲暇的时光。[1]

究竟是什么为我们带来了如此巨大的社会变革呢？是资本的积累还是科技的发展？

巨大的社会变革哪里来，科技发展、资本存量的提高？

虽然经济学家们，比如熊彼特（1943 ）确认了变革的主要动力来自科技发展，但直到1957 年，罗伯特•索洛才提出了量化资本积累和科技发展相对重要的模型。资本存量的提高最多能带来1/3 的人均产量提高，其余的增长则主要来自各种各样的科技发展和技术革新。[2]

罗伯特•索洛（左）和熊彼特（右）

后续文献质疑了这个数量分析可能并没有其设想得那么稳健，一部分原因是关键的投入变量（资本、人力资本）比起初意识到的更难度量，问题也更多；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模型中设定了总体生产函数规模的回报率和完全竞争下的回报率都是一个固定值，这个设定有待商榷。[3]

变量间的互相影响也使得分析经济增长原因的工作变得十分困难，比如新机器（新投资）会被用来实施新技术[4]，两个变量之间本身就具有纠缠的因果关系。

诚然，生产力的大幅提高、技术的进步以及“学习把事情做得更好”都在提升生产力方面发挥了很关键的作用。我们认为，这些才是最重要的原因。[5]

不仅学习（创新）的进程是提高生活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而且几乎可以部分肯定的是，这个进程本身就是内生的。

科技进步的速度随时间和国家不同而呈现不同的态势，也许我们不能解释在其中起作用的所有变量，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政府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学习不但受到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经济结构的影响，也受到政府和私人对研究和教育投资的影响。

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甚至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生产率提高存在高度的相关性，这意味着，可能有一些因素（环境因素、公共投资），对整个社会存在系统性的影响，或者每个学习者/ 创新者之间都存在着溢出效应。

创建学习型的社会 对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

然而，国家和企业之间巨大而持续的差异（从微观经济层面来说，最好的、平均水平的和最差水平间的巨大差异）却表明，知识并不会在国家和企业间平滑流转。

以上这些都凸显了：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制定能够促进学习和学习溢出效应的经济策略和经济结构。创建一个学习型的社会，才能够在更高层面上提高整体社会的生活水平，而不仅仅是短暂地一次性提高经济效率，或者靠牺牲今天的消费来提升资本率。[6]

这一点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差异主要来自知识水平的差异。制定将经济和社会转型为“学习型”的政策，将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缩小这一知识水平差异，并带来显著的收入提升[7]。发展，意味着学习如何去学习（斯蒂格利茨：1987c）。

为简单起见，索洛在关于经济增长的开创性文献（索洛：1956 ）的模型中，将科技发展率设定为固定和外生的变量，并独立于企业决策而存在。

这篇文章并未能解释提高生活水平最重要的原因，因而也并未能解释该如何制定经济政策以提高生活水平。1957年，索洛跟进了一篇文章，指出他1956 年的文章里主要关注的资本积累相对而言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因素反倒是1956年文章里被简单设定为给定的技术进步率。

毫无意外，在索洛的开创性工作之后，从20世纪60年代一直延续到80年代[8]，涌现了一大批试图“内生化”科技发展的论文。[9]

其中，最优秀的文章都试图把对宏观问题的研究建立在微观层面上分析。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很多从微观经济层面研究科技发展的文章了[10] ，但是很多这类文章的研究成果都没有被纳入宏观经济增长模型中。

与微观经济模型不同的是，宏观经济增长模型通常过分简化，完全不考虑不同行业间创新速度的差异、科技发展的多种不同形式，以及科技发展形式与替代政策之间的关系。

为了解决内生增长带来的复杂性，以及推导长期稳定增长的挑战性，许多文章都采取了非常特别的参数化方法。有些文章发现，当创新是内生变量时，市场不太有可能是完全竞争的状态，但是市场结构与创新的相互作用关系并非讨论的核心点。

熊彼特设想过的那种竞争状态是真实存在的吗？有些文章的假设几乎已经预见到了结论：如果我们假设交易能够促进学习（比直接促进相应的国内生产更为有效），那么贸易壁垒就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作用。但是我们证明了，关于创新过程的备择假设（我们认为更可信）表明，一定程度的贸易限制是必要的。

向“学习型社会”转型对人类福祉的影响巨大

如果现代经济的成就来自创新和学习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那么理解学习和创新过程，以及了解政策会如何影响这个进程将会成为经济分析的核心。[11]

我们可以认为，一个经济体的“创新系统”从广义上来说，自基础研究（通常由政府资助，偶尔也会由政府支持的垄断巨头资助，如贝尔实验室，并且由研究型大学和政府背景的科研机构生产）到应用研究，有时候是在基础理论上有所发展，其他时候则是改进和发展了“现有的技术”。

理论需要被传播并付诸实践：大部分生产效率的提升来自企业间彼此的学习，或者通过生产实践进行技术的改进。我们应当更多地关注这种学习是如何产生的。

肯尼斯•阿罗是一位研究“学习过程”的先驱人物，在其两篇分别探讨“研究和开发”，以及“从实践中学习”的论文里（1962a, 1962b），他分析了促进和阻碍学习过程的因素，研究学习过程对一般市场激励可能的一些反应，以及学习过程与宏观微观经济环境的关系。

他呼吁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有些知识是审慎分配资源投入研究与开发的产物，但很多技术进步是生产或投资的副产品。

与传统经济相比，现代经济的一个进步在于对学习过程的改进，也就是说，人们会学习如何去学习。真正能显著提高学习能力的，并不是某一项重大的科技成就，而是一连串有组织的改进创新。

后续学者的研究结果正与上述结论一致。诺德豪斯（1969a,1969b ）发现，科技进步主要来自生产过程中持续不断的小微改进积累，而不是一次性重大科技成就，尽管某些改进，甚或许多微小的改进，很可能来自重大科技成就，或与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比如说，计算机化和电气化都是人类历史上的重要科技成就，但是它们对社会的改变实际上来自其带来的许许多多微观层面小改进的累积。[12]

正因为如此，资本积累和“学习”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新理论的发现和新研究的实施通常来自新的投资。[13]如果投资的节奏决定了学习的进程，我们当然就无法清楚地区分哪部分生产率的提高来自资本积累，哪部分来自科技进步了，因为两者本身就纠缠不清。

斯蒂格利茨：后发国家向学习型社会转型，对人类福祉的影响，远远超过传统认为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和资源积累促进的经济增长。图为中国的工业机器人

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高度聚合模型遗漏了另外一个关键点：在标准范式下，除非市场失灵（消除这些市场失灵是大部分经济学家的动力所在），企业的实际生产值常常被假定位于生产可能性曲线（按照传统经济学的术语）之上。

在这个标准模型中，生产率的提高源于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外移，这一提高可能来自更多人力资本或生产资料资本的累积，也可能是来自更多研究和开发的累积。

大部分文献本质上将知识看作另一种形式的资本，即“知识资本”，而忽略了它与其他资本相比独特的属性，这个将成为我们后面章节，尤其是第五章的讨论重点。

在现实中，大部分企业的实际产量都低于它们的生产可能性曲线。“最优生产实践”和“平均生产实践”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在不同的国家中，这些差异也不尽相同。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缩短这些差异的努力本身就为社会生产率的提高提供了重要的动力。

对于一个典型的企业而言，即使它缩小了今天与昨天的差距，马上又会有新差距出现，因此大部分企业是处于永远都在“追赶”最优生产实践的状态。

最成功的经济体不但能大幅推进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外移，而且可以尽量缩小“平均”和“最优”实践之间的差异。学习越多，知识向外的扩散也就越多。正是这些不断累积的学习成就为那些成功的经济体带来了生活水平的持续攀升。

简而言之，西方国家从1800 年左右起开始向“学习型社会”转型，亚洲诸国近年来也开始了这一进程。向“学习型社会”转型的进程对人类福祉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或资源累积带来的效果。

如此一来，理解如何创建学习型社会应该成为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学家关注的重点。与弄清如何增加资源积累或减少短期资源配置无效相比，成功创建学习型社会将对提高长期生活水平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本书将尝试阐述一个简单的理论框架，以帮助读者理解一些影响经济发展速度的关键因素——该框架将充分拆解，以便我们针对不同的产业研究相应的产业政策，并保持对经济整体发展率决定因素的关注。

我们主要关注两个基本问题：市场自身能否达到有效的学习和创新水平？能否产生有效的学习和创新模式？如果不能，最优的政府干预应该是什么样的？

市场是无效的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简单和直接的：在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市场有效的推测不成立。恰恰相反，市场是无效的。

现代市场效率的定义要回溯到亚当•斯密（1776 ）的著作和他“看不见的手”理论：经济体中个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最终通过“看不见的手”，创造了社会总福利。

亚当•斯密的发现要比阿罗（1951b ）和德布鲁（1959 ）的发现早175 年，后两者进一步论证了亚当•斯密的理论在哪种情况和假设条件下是正确的（当市场是“帕累托有效”时，也就是说，一个人无法在其他人情况不恶化的情况下使自己更好）。

阿罗在他的研究中为市场的帕累托有效设定了充分条件（阿罗：1951b ；德布鲁：1959）。之后的研究也证明，这些条件是必要的。例如，他在证明市场有效时要求信息是外生的，也就是说，信息不需要是完美的，但是观念不能随着个人观察到的或做的事情随时变化。

随后他还证明，只要市场是不完全的，或者信息是内生和非对称的，市场就不会达到帕累托有效。[14]

在本书里，为证明市场经济的有效性，我们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并且技术状态是固定的、外生的。阿罗和德布罗论证市场经济有效性时并没有考虑创新，这样一来，他们就没有回答在创新中，市场经济是否有效的问题。

许多市场的拥护者认为，富于创新精神是他们的核心优点，显然，这里存在一个理论空白。早期熊彼特（1943 ）甚至认为，许多经济学家关注的经济扭曲因素之一——垄断——在创新经济中实际上可能是一种优点：它为支持研究和开发提供了资金，并且如果存在市场竞争，也不用担忧市场竞争。但不论是熊彼特，还是其他认为市场的优势在于其创新性的学者，都不能证明市场在创新中是有效的。

他们之所以没有做到这点，是因为他们做不到：本书后面的章节基于阿罗和其他经济学家工作的论述表明，市场本身不论在创新的水平，还是创新的模式方面有可能都不是有效的。

阿罗承认，在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无论是因为研究和开发的资源配置问题或因为学习而导致的必然结果问题，都广泛存在着市场失灵的现象。因此，按照阿罗的思路来理解关于学习过程的经济学问题，以及学习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市场失灵现象，对于构建有效的经济政策是十分重要的。

学习和创新过程中，市场是无效的，必须靠有形之手进行干预

为了分析这些市场无效的本质，以及它们对制定公共政策的启示，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其中，研究和开发、学习以及市场结构这些要素都应该是内生的。

市场无效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后面我们会解释，为什么一些领域比其他领域更适于学习，为什么一些领域会比其他领域产生更多的外部性（即对其他领域产生更多学习溢出效应）。

我们会看到，在那些学习非常重要的领域，竞争经常是不完全的，因此由于企业无法准确预计学习对于其他领域的溢出效应，生产和学习很可能会被限制在最优水平之下，并且市场力量也有可能限制生产水平。

我们还将解释为什么熊彼特认为垄断具有正面的市场价值（垄断为研究提供资金支持，否则研究资金不足），以及为什么“熊彼特竞争”（通过创新竞争成为优势企业）会使得垄断力量不被滥用。总体而言，他关于垄断的观点太乐观了。

还有一些创新过程的无效来自资本市场和风险市场的不完善。阿罗–德布鲁模型为了建立市场的有效性，设定了关于竞争和创新的不合理假定，还假设存在一整套完整的风险市场和完美的资本市场。

这些市场中的不完善，特别是与创新相关的不完善，绝不仅仅是一种偶然事件，它还是创新的内在属性，这一点我们会在第六章进一步解释。

政府在创建学习型社会中的作用

如果学习、研究和开发是经济成功的核心，并且如果我们不假定在做出影响到学习速率（或研究和开发速率）的决定时市场必须有效，那么长期以来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的观点就是错误的。

金融危机提醒我们，政府能够在预防危机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广泛存在的环境问题也提醒我们，政府能够在防治污染和减轻潜在气候灾难影响的工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以控制负外部性的扩散。

生产知识能够产生正外部性，而私有企业生产太多的商品，会带来负外部性，这也就是为什么政府必须在企业排污时罚款，或者制定环保政策，规范企业排污行为；相反，私有企业通常不会生产很多具有正外部性的商品，这时又需要一些政府干预来矫正市场扭曲。

这些干预要比仅仅矫正负外部性的行动更为复杂。环境的外部性问题是有限且定义清晰的，我们已经有一套发展成熟的工具来处理这部分市场失灵。

金融危机也是一样，我们对监管不足的金融市场产生的外部性已经有了比较深的了解，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后的重建阶段，我们认识到了好的监管能为市场带来什么。

学习这一行为触及了现代动态经济的方方面面，对于那些想要努力成为发达国家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就尤为如此。

如果学习也存在市场失灵，那么市场失灵就会迅速渗透到经济中。它们具有很强的渗透性，为了修正这些问题，就需要更普遍而广泛的政府干预。

在我们动态经济里，许多进步都来自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如果没有政府支持，创新的速度，即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也会大为降低。而且，许多私有企业的进步也受到法律框架的引导，包括政府对知识产权的管理。

左右两派都批评法律框架还远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一些人认为对产权的保护不足阻碍了创新的发展；另一些人则认为创新过程受阻是因为知识专利制度不完善；更多人则认为知识产权只是增加了医药行业的利润，而没有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不管针对这些问题的观点如何，大家都一致认为，公共政策是重要和必不可少的，政府有责任创建学习型社会。如果我们要弄清楚这些责任的内容，以及这些责任该如何更好地实现，我们就必须去研究为何市场本身没有“起作用”，以及在我们社会中创新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因此，这里我们改变了对政府干预市场意愿的推测：我们推测，市场存在失灵，并推测政府会倾向于采取行动以修正市场失灵。

本书尝试研究“学习型社会”的经济学相关问题，尤其关注政府如何通过创建或强化一个学习型社会来促进经济的增长。本书提出了一些简单的模型，很好地区分出了学习的溢出效应，还产生了一些完全不同于传统上关注加强资源配置有效性问题的标准政策建议。

这并不仅仅是为了凸显静态经典经济政策——该理论认为静态配置效率和生产率的提升主要来自资源积累（生产资料、人力和科技资本）——和创建动态学习环境经济政策的差别，我们的担忧是，部分经典政策建议虽然出于好意，但实际上会导致社会进步速度的放缓，并损害长期社会福利水平。

为了提高经济的静态效率，学习过程有可能受到阻碍。我们的研究支持很多被固守新古典模型的经济学家所反对的政策，还提出了能够有助于建立一个更为动态的学习型经济的新措施。

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的工作与熊彼特（1943 ）认为的类似，当时他批评传统经济学家过度强调了竞争的作用，不过，虽然熊彼特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是正确的，他却从来没有提出一个连贯一致的分析标准或实证理论，结果他的某些观点出现了错误。

例如，我们将看到他过度乐观地估计“熊彼特竞争”对保持动态经济发展的潜力，也对（暂时）垄断的优点过于乐观了。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政策再评估是尤为重要的。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不仅仅在于资源差异，也在于知识水平的差异。发展政策的核心关注点应该是缩小差距，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要强化学习。

任何阻碍学习的政策，包括限制产业政策的政策，长期看都会降低社会福利水平。图为中国深圳一处产业园

例如，现代产业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去发展具有更大学习能力和对其他产业有更多溢出效应的特定产业和技术。（产业政策最初的目标是支持工业部门，今天这一名词的使用更为广泛，包含了一整套政策用以鼓励特定产业或技术，因此促进农业部门、研究部门和服务部门发展的政策也被纳入了产业政策中。）[15]

任何阻碍学习的政策，包括想要限制产业政策的政策，长期来看都会降低社会福利水平。[16]

许多传统发展政策的观点和立场都是错误的，“华盛顿共识”就是一个例子，精心设计的贸易限制、补贴和汇率干预虽然被“华盛顿共识”政策所摈弃，却能在促进学习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此外，我们还认为，通过贸易和投资协议取消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本地限制的政策，可能会阻碍学习。

与更为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相比，我们和它们显著的差异之一在于对制度的观点有所区别。许多标准文献都强调了制度在保护产权中的作用，随着知识变得越来越重要，知识产权和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也日益受到重视。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着更为宏观的视角，我们认为，知识产权是激励创新的制度之一，但还有其他制度与知识产权相比对激励创新有着同等或更为重要的作用。

我们要问：什么样的制度能够促进学习型社会的形成？我们还认为，知识产权制度应该是明显不同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中规定的制度。实际上，设计得不好的“强大的”知识产权制度反而会阻碍学习和创新。

设计得不好的“强大的”知识产权制度，反而会阻碍学习和创新。图为长得几乎一样的小黄人

通过我们的研究方法给出的许多政策建议都与“华盛顿共识”相反：我们反对双边贸易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金融服务协定中签署的金融市场自由化决议。我们会解释为何贸易和资本市场自由化经常无法按照我们所希望的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并且会建议该如何从学习的角度出发调整这些政策。

本书大部分内容都在讨论如何更好地促进学习，包括如何最优平衡快速学习带来的动态收益和政府干预带来的短期（静态）成本，以及如何最好地设计政府干预措施。大部分关于政府干预的讨论都集中在政治经济学关注的范围内。这些内容不应该，也不能被忽略。我们认为，应该更多地讨论政府干预的形式，而非是否应该进行政府干预。

重新定义比较优势理论

或许本书与传统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最重要区别就是，我们认为，对新兴的弱小经济体应予以保护。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颠覆一个国家的表面比较优势和施加提高工业化水平的贸易保护措施来实现。不过本书也对于如何定义比较优势这个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由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17 ）基于知识是可完全公开获得的理念，关注相对要素禀赋。葡萄牙出口葡萄酒，是因为那里的气候条件适合发展葡萄酒业。具有大量无经验劳动力的国家则出口无须经验的劳动密集型商品。

克鲁格曼（1979 ）基于迪克西特– 斯蒂格利茨产品差异化模型的研究清楚地提出，除了要素禀赋外，还有别的因素会起作用。他观察到，现在大部分的国际贸易都发生在具有相似的要素禀赋的国家之间，并且这些国家经常会交易相似的产品。

德国向美国出口汽车，美国也向德国和其他国家出口汽车。但是，克鲁格曼– 迪克西特– 斯蒂格利茨模型无法解释为何德国会出口那些特定的汽车类型。这里存在多种均衡：美国本可以出口德国现在出口的那些汽车，德国也同样本可以出口美国现在出口的那些汽车。

我们的分析表明，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模式并不是随机产生的，而是与更基础的禀赋有关，即知识和学习能力的状态。

贾斯汀•林（即林毅夫，观察者网注。2012 ）区分了两种不同的产业政策，第一种产业政策反对比较优势，他认为这种政策很可能是不成功的；第二种产业政策则顺应比较优势，这可能是成功发展的重要因素。

林毅夫：后发国家的产业要顺应比较优势，才可能实现经济增长。图为7月6日，林毅夫接受观察者网专访。

要理解这两种产业政策的区别，关键问题是：一个国家的禀赋到底是什么？是什么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这等同于去询问，当今影响一个国家经济水平的相关变量都有哪些？什么是一个国家禀赋被比较的“生态？即，什么是其他国家的相关禀赋？

传统观点认为，真正重要的不是静态比较优势，而是动态比较优势。韩国在其经济转型初期并没有生产半导体的比较优势，它的静态比较优势是生产大米。如果韩国依照其静态比较优势去发展（正如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建议的），那么它可能会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大米种植国之一，但仍陷于贫困中。

但是，一个国家的动态比较优势是内生的，是它自己行为的结果，这看起来是一个循环。今天，核心问题是，一个国家究竟应该怎么做，才能建立起动态比较优势？

要清楚地了解一个国家的静态比较优势是很困难的，而掌握它的动态比较优势则更难。我们注意到，标准的比较优势关注要素禀赋（资本劳动比）。可是，资本是流动的，资本禀赋甚至在去了解静态比较优势的过程中都起不到什么作用。

然而，资本，或者更准确地说，影响收益和资本使用效率所需各种要素的知识，以及使特定企业有效地组织各种投入进行生产和销售的知识，并不会完美地跨国界流转。这意味着，国家J 的居民在国家I 投资所需要的回报可能要比在自己国家的投资回报更高。在现实中，资本远远不会完美地流动。

从不同程度上来说，决定比较优势的“状态”变量往往是那些不动的“因素”，包括知识、劳动力和制度。

但是，跨国公司可以使知识跨国界流转，高级技术人才也可以搬家。移民已经导致了无经验劳动力的大迁移，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这还不足以显著地改变移民迁出国与迁入国的禀赋。

有时候，规章制度甚至也可以有效地跨国转移，只要合同双方认同在伦敦以英国法律裁决争议即可。每个国家都存在着大量的每个人都心照不宣的隐形知识，比如，个体和机构之间如何互动，影响经济运行的行为标准，以及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人们如何（及是否）学习。

这些隐形知识并不会轻易进行跨国转移。（确实，如我们之后所讨论的，知识在企业之间和企业内部的移动都甚为不易。知识的流动具有天然的壁垒，比如市场参与各方行动的不同动机都会阻碍知识的流动。）

就我们的观点而言，最重要的“禀赋”是一个社会的学习能力（受到这个社会的知识存量、关于学习的知识、关于其自身学习能力知识的影响）。

本书认为，一个国家在制定政策时，要使政策能够利用其在知识和学习能力（包括与其竞争者相比，学习以及学会学习的能力）方面的比较优势，并且不断提高这些能力。如果一个国家拥有了学习如何制作电脑芯片的能力，但假设这个国家的学习能力低于其他国家，那么这个国家还是会在国际竞赛中落后，所以每个国家都需要有效地决定它要学习的内容。

受益于专业化，学习的本质是非凸的。如果一个国家决定学习生产芯片，那么它可能就学不了某些其他的东西。非常相关的技术之间很可能具有溢出效应，比如纳米技术。传统的产品生产领域之间可能会少有溢出效应，但是它们可能会存在生产技术上的相似性（比如即时生产理念和生产流水线作业）。

因此，比较优势的演化可能很难预测。

标准经济分析可以为一个国家提供指导，确定它当前（静态）的比较优势（例如，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对于一个拥有充足无经验劳动力的国家来说，它的比较优势就是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是按照它的动态学习能力来确定比较优势就要困难得多。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额外增加的困难是因为在确定这个比较优势之前，还需要判断其他国家有哪些动态比较优势，以及其他国家是否愿意增加资源投入来强化的那些优势。不管美国、日本或韩国是否已经具有芯片生产的动态比较优势，一旦韩国在学习特定种类的芯片生产方面追加足够投资，其他国家想要取代韩国的领先地位就会变得十分困难。

在芯片生产方面，其他国家如果想夺回动态比较优势，就必须取得跨越式的发展，而且最终是否能成功，不仅依赖于这个国家的能力和投资以增强这种能力的意愿，也依赖于韩国对于这些竞争威胁的反应。18

观察具有相同人均收入水平的其他国家在过去的做法，或者人均收入水平稍高的国家现在的做法（如林提出的）可能会对识别动态比较优势有所帮助，但程度也十分有限。今天的世界（基于全球化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以及技术）与过去已经完全不同了。

即使与最近一段时间相比，今天的纺织业竞争也需要不同的技术和知识。一个想要进入市场的落后国家可能（也有可能不能）会取代当前在一些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这个国家可能（也有可能不能）尝试在一些其他领域建立比较优势，这在过去是很难的。

总之，学习的理论重新定义了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这样就使得制定发展策略变得更为复杂，但也更有趣。

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并不能简单模仿之前的发展模式，这一点现在已经非常明确了。那些在20 世纪早期和中期学习美国和德国在19 世纪成功的重工业发展战略的国家都失败了。

盲目追随东亚出口导向战略的非洲国家会发现，即使采用相同的发展战略，实际效果却要比东亚国家在20 世纪70 年代取得的成就要弱得多。

发展经济学家可能会高度赞扬东亚的出口导向增长战略，但本质上，导致这些国家成功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出口总量的增加，而是它们出口某些具有独特高学习水平特征的产品，所以其他追求出口导向增长战略但只出口并不具有这种学习优势的商品的国家就会很难成功。

我们强调，学习理论将重新定义基本概念，比如比较优势、政策和经济发展策略，学习理论也将重新审视其他长期存在的观念。我们的理论质疑总生产函数概念的有用性，特别是质疑（一个国家内部）所有的企业拥有相同的知识，并具有相同的将投入转变为产出的能力的假设。

在第二章，我们将重新思考生产可能计划的概念；在第四章，我们将思考罗纳德•科斯在75 年前提出的问题：企业的边界在哪里？企业内部包含哪些活动？哪些商品及服务需要从市场中购买？

本文为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尔德的中文版新书《增长的方法》（Creating a learning Society: A new approach  to Growth Development）第一章，中信出版社赐稿。小标题及断句有改动。读者如需要附注，可翻页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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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人们具体决定如何使用时间，将对计量“发展”的数值产生重要的影响，因为闲暇时间并不会计入传统的国民生产总值中（见Stiglitz, Sen, Fitoussi: 2010）。凯恩斯（Keynes: 1930 ）也强调了这一点。见Stiglitz: 2008d; Pecchi, Piga: 2008 。

2. 这也被称为索洛剩余。剩余的主要来源是技术革新，同时也有一些其他因素，包括将人力资源从低生产率部门调配到高生产力部门（见Denison: 1962）。

3. 格瑞利奇斯和乔根森（Griliches, Jorgenson: 1966, 1967 ）的文章用另一种方式计算资本价值，认为技术的作用要小得多。当经济学家试图分析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时，在量化人力资本的过程中也发现了很多问题（Klenow, Rodríguez–Clare: 1997; de la Fuente, Doménech: 2006）。

4. 有很多文献描述了新技术是如何“蕴藏”在资本之中的。见索洛（Solow: 1962b ）以及斯蒂格利茨和宇泽（Stiglitz, Uzawa: 1969 ）的讨论。

5. 对此有疑问的读者可以设想一下: 如果农民延续以前的生产方式，在最近200 年里积攒了更多的锄头，或者修建了更多灌溉水渠，但仍延续旧的生产方式，他们的资本积累确实增加了，但其生活水平相比现在的生活水平而言，一定会低得多。

6. 同上。

7. 斯蒂格利茨将发展描述为“转型”成一个承认变化的可能性，并且学习如何促成这一变化的社会（见Stiglitz: 1988c）。

8. 这些论文包括卡尔多（Kaldor: 1957，1961）、卡尔多和莫里斯（Kaldor, Mirrlees: 1962）、宇泽（Uzawa: 1965）、诺德豪斯（Nordhaus: 1969a，1969b）、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Atkinson, Stiglitz: 1969）、稻田（Inada: 1963）、谢尔（Shell: 1967 ）等人的研究。

这些早期研究不仅讨论了科技进步率的问题，还讨论了发展方向的问题（见Kennedy: 1964; Samuelson: 1965; Fellner: 1961; Drandakis, Phelps: 1966; Ahmad: 1966 等论文）。当然，经济史学者们也一直都在研究创新的速率和方向问题（如David: 1975; Salter: 1966），希克斯（Hicks: 1932 ）则更早在这一领域有所贡献，最近期的研究有斯蒂格利茨（Stiglitz: 2006b）。

9. 这些工作有: 达斯古普塔和斯蒂格利茨（Dasgupta, Stiglitz: 1980a，1980b ）早期试图内生化市场结构和科技发展速率，进一步细化分析某些熊彼特推测的论文；还有吉尔伯特和纽伯里（Gilbert and Newbery: 1982）。罗默（Romer: 1986，1990 ）的研究为这一领域的后续研究贡献了很多灵感，见Aghion, Howitt: 1998; Romer: 1994 。

10. 阿罗1962 年的论文就是典型代表（Arrow: 1962a，1962b）。知识的属性和生产问题被详细地讨论（知识是公共产品，知识的生产是非凸性的，内在的资本市场和风险市场都具有不完美性），引发后续研究，尤其是Stiglitz: 1987b 。

11. 然而，我们并不会用这本书里的框架来回答关键的历史问题: 这个世界是如何开始成为一个“学习型社会”的？为什么会开始？从何处开始？以及什么时候开始的？在后续的章节里，我们会聊一点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12. 戈登提出，创新的过程可以这样来考虑，它就是一连串微小的创造，带来持续不断的改进，最终让初始投资发挥出最大的价值（Gordon: 2012）。

13. 见索洛（Solow: 1959, 1962b）、斯蒂格利茨和宇泽（Stiglitz, Uzawal: 1969）、索洛等（Solow et al.: 1966）、卡斯和斯蒂格利茨（Cass, Stiglitz 1969 ）的讨论及所引文献。

14. 即考虑建立市场的成本或者获取信息的成本（Greenwald, Stiglitz: 1986, 1988）。

15. 当新自由经济学思想占优势地位的年代，产业政策经常被轻视。一些政治家会采用其他的术语来描述这些政策，比如“积极商业政策”等，或者，他们会关注这个政策下一些特别的领域（更容易被批准的政策），比如促进出口政策。我们将坚持使用更传统的术语。

16. 这一观点反映在斯蒂格利茨任职于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期间的第一份世界银行报告里（World Bank: 1999; Stiglitz: 1998c, 1999b）。

17. 最清楚的论述来自萨缪尔森（Samuelson: 1948）。

18. 关于更普遍意义上跨越式发展的更多讨论（专利竞赛的形式），见弗登博格等（Fudenberg et al.: 1983 ）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