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2018年台湾“九合一选举”曾被视为最没有看点、倍受冷漠的一场选举，我甚至一度决定今年不再去观选。因为台湾民主化以来，最显著不同的政治现象是民众持续保持激昂的政治热情，政治挂帅，政治过热，参与爆炸，每一次选举都高的出奇的投票率和频发的“意外事件”——光打伤候选人、助选人的子弹就出现过两次，而且还是陈水扁、连胜文这样的大人物，以致于包括前国民党主席连战在内的各界人士都有批评：“到了台湾才知道文革还在搞”。

这种奇异的政治现象自然年年吸引我等去观摩，去思考。然而今年台湾却突然选风剧变：自双方公布候选人后，选民竟热情全无，整个台湾瞬间变的极为冷清，仿佛政治都被遗忘。

直到韩国瑜，这个长期在国民党边缘化、“又老又穷又丑又颓”的“菜贩”（韩自比）被提名去民进党已经执政二十多年的铁票区高雄竞选市长并制造出韩式飓风之后，这场选举才一下点燃了整个台湾的政治温度，民众狂热的激情再现，并迅速升至沸点。尤其是蓝营很多已经心灰意冷的支持者，都仿佛青春再现，以加倍的狂热成为韩粉。韩国瑜造势的场子，也第一次上演了“理性”国民党激情四射超过“草根”民进党的罕见现象。

可以说韩国瑜以一人之力救了国民党，救了这场选举。考虑到选举对西式民主的重要性，也可以说形式上、某种程度也算救了台湾低迷的民主。

韩国瑜呼吁选民和他一起用仅仅1瓶矿泉水的干净选风，赢得高雄市长选举胜利

这次台湾选举之所以冷清，民调可以解释一切：支持国民党和民进党的选民大幅减少，中间选民竟然超过两党支持者的总和。这是台湾在美国等内外压力下不得不移植西式民主以来前所未有的现象！由于两大政党的支持者大幅缩小，自然令这场选举无人关注，极为冷清。

这个现象不仅说明台湾两党政治暗淡的前景，更说明“台湾民主”的危机。因为主体选民已经对两党彻底失望，进而对西式的“选票民主”失望。如果没有韩国瑜，台湾本次选举的投票率将低的惊人。台湾人民将以实际行动对这两大政党说不，对台湾的“民主政治”说不。

其实从表面上看，台湾似乎比美国更“民主”。台湾1996年首度“大选”就可以直选领导人。美国到现在还不行。而且台湾民主化才二十多年，就已经把陈水扁送进监狱，马英九还官司缠身。

美国历史上尽管有问题的总统不少，但却没有一个人到这种地步。美国是有弹劾总统的机制，可是却从来就没有一个总统真正被弹劾下台。更重要的是，台湾有很强的改变能力。比如过去每年都有选举：第一年选行政领导人，第二年“立法机构”改选，第三年台北和高雄两都选举，第四年县市长选举。不仅年年政治过热，而且还常常出现“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分属不同政党导致无法有效施政的弊端。

结果短短几年，台湾就整合了所有的选举：“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同时选，既减少选举次数，又避免了“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分属不同政党的问题。同时其他选举都合并在一年：这就是九合一选举的来历——九种选举合并。

这样的改变能力是美国所不具备的。仅举一例：美国在农业文明时期规定必须每年的11月份第二个周二投票。现在都信息化时代了，早就落伍了，可就是改变不了。这大概是全球唯一一个工作日进行投票的国家。

然而这只是表象。台湾民主的危机远胜于西方。虽然整个西方的民主制度也已经处于危机之中，但台湾尤甚。这一次“九合一选举”初期的冷清就是最强烈的信号。

表面上看，台湾民众对民主的失望主要是经济。说来也巧，台湾自从民主化之后，经济开始失去动力，直至从亚洲四小龙之首降到之末。而实行不同制度的大陆却经济迅猛腾飞，以致于大陆市场、大陆游客都直接影响到台湾经济的发展。

这期间台湾经历过多次政党轮换，每一次都能带给民众巨大的希望，但很快就变成巨大的失望。2016年民进党首度完全执政，这是台湾民众最后一次寄希望于台湾民主。结果不过两年，民众已经再度失望透顶，而且事不过三，所以失望直接变成了绝望。这才会出现支持国民两党的选民急剧萎缩，中间选民成为最大群体。这在全世界都算是首例。

虽然突如其来的韩国瑜飓风重新点燃大家的希望，但这个希望不是针对台湾两大政党，也不是针对台湾民主，而是针对韩国瑜一个人的。因为他虽然是国民党提名的，但由于长期被边缘化——这当然也是好事，民进党想找他从政以来的把柄、人生黑材料竟然找不到，民众意识中并没有把他视为国民党人。

实际上正是他个人的特质和他在民众心目中浓厚的无党色彩，才吸引了众多的中间选民，甚至包括民进党的支持者。所以才出现许多人一方面痛骂国民党，一方面坚定支持韩国瑜的奇特现象。因此从表面上看，韩国瑜救了台湾民主，实际上他的走红恰是台湾民主危机的表现。

充满火药味的竞选口号

台湾民主走到今天，确实教训很多。除了民主政治先天的内生性弊端，台湾更有自己的独特的问题。

我对几年前台湾《旺报》的一则评论《台湾的真实面貌》有着深刻的印象，它经典深刻地描绘了今天台湾现状：

“同样这片土地，大陆民众眼中台湾是人间福地，更是网民键盘上的‘民国范儿’；台湾民众自己眼里，却是经济沉沦、年轻人看不到希望、一块被诅咒的恶土。不禁让人深思，这种两极反差现象是否矛盾？何以致之？”

不仅仅是普罗大众，就是知识精英对台湾也持几乎全面的否定态度。台湾最著名的媒体评论员南方朔曾发表文章了风传一时的《台湾之春的时间到了！》其开篇就以极具冲击力的语言描述了今天台湾现状：“当一个‘国家’，无能、贪腐、滥权当道，‘国家’已国不成国，军官已成了魔鬼，政府则成了土匪强盗，这时候，人民就有权挺身而出，将国家从毁灭边缘救回来。这乃是近代世界各国颜色革命和国家之春人民运动正当性的来源，而今天的台湾，台湾之春运动的时间应该已到了成熟的时刻，台湾已必须被拯救！”

不仅是台湾的学者，就是在台湾的陆生也有同感。《中国时报》刊登了一名在政治大学攻读法律博士的大陆学生的文章《台湾真到了治理不能的窘境吗？》文章开篇就直抒胸意：“在台北这两年的生活，从满怀期待到爱恋欢喜，从全心投入，到爱恨交加、忧心忡忡”。他声称过去总是从台湾反思大陆，现在却是“越来越觉得我对台湾的忧心，远远超过了对大陆的反思”。他最后的结论则是：“在台湾这样的政党、媒体环境之中，政府无秩序地顺应‘民意’无异于饮鸩止渴，最后被破坏的是整个民主制度。”

正如韩国瑜在首场候选人辩论会上所讲的：没有一个行业不怀念过去，没有一个行业不担忧现在，没有一个行业不烦恼未来。这就是台湾的现状。

台湾的民主走到今天，原因很多。既有全球西方民主模式的共性，也有其独特性。

一是台湾的民主化尽管转型整体平和，但仍然是激进式变革。这也是台湾在拥有如此众多优势条件的条件下，民主化问题依然如此严重的原因之一。

西方是通过渐进方式，逐步建立起成熟的民主制度，都经历了两百多年的漫长演变，比如从精英才能投票到最终实现一人一票。但是，自从西方彻底完成民主化后，这种情况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台湾也是一步到位式的移植。在法国，来自绿营的台湾留学生，也认为台湾民主走的太快。而蓝营支持者则认为蒋经国没想到自己去世的这么快。否则，在他的主导下，台湾民主应该转型的更稳健。

台湾媒体之所以如此堕落，也和民主化转型过快有关。几乎是瞬间把媒体推向市场，求生存的压力逼使媒体要么迎合低级趣味，要么走极端政治路线吸引眼球。如果说政治极权你还可以抗争，但市场极权却令人无法抵御。有格调的《中国时报》在专制时代可以生存，到了民主时代却难以为继。

今日台湾媒体已被整个社会视为乱源。媒体已无中立，非蓝即绿，丧失了做为第三权的中立、客观、监督的作用和功能。不只一个台湾朋友告诉我，不要相信台湾的媒体，更不要靠媒体来解读台湾。几乎每个政党都在指责媒体。这就是新闻自由后的现状。

台湾媒体另一个明显不足是缺乏国际化视野——因为民众没有兴趣。在台湾如果不上网，几乎不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大陆虽然是台湾最重要的地缘存在，远在欧洲大陆的法国都高度关注，台湾却是空白。

二是台湾民主化之后，台独势力崛起，民粹主义盛行。不仅严重威胁到两岸和平，更令台湾的民主恶质化。政党之间并没有民主社会中常见的正常竞争关系，双方实则形同水火。原因很简单，没有基本共识（国家认同是最根本的共识），民主就成了斗争手段。

选举时就搞族群对立和“割喉战”，权力移交也被称为“主权移交”。由于族群对立、国家认同迥异而导致的社会对抗和动荡，使台湾面临分裂的危险。而且事实上也形成了“台北（认同“中华民国”）、台南（认同“台湾国”）”“一边一国”的现状。

平时执政更是为反对而反对，对立和僵局远胜于今天的美国。

这一次选举，支持民进党的三立电视台，主持人和嘉宾竟把韩国瑜造势现场涌进十万支持者说成很多人是由大陆国安部门派进来的，要求台湾“国安局”进去调查！甚至称这是大陆第五纵队的大检阅！如此仇恨思维竟然依然发生在已经政党轮替三次、民主化三十年的台湾，其根源就在这里。

三是台湾民主化后，一方面由于政党对立和频繁的选举导致严重的内耗，另一方面出于意识形态和选票的需要，在全球都在抢搭大陆经济起飞的历史机遇之时，要么搞“南进”，要么搞“锁台”，要么干脆频频挑衅大陆，危及台海稳定。结果民主化二十多年，不仅无法有效分离大陆经济发展成果，更致岛内资金和海外资金大量抽逃。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台湾经济总量曾占大陆的45%，几乎达到半壁江山，但民主化二十年后，却只有区区的3%。可以说，这种经济的持续恶化成为台湾民主正当性最大的威胁。毕竟衡量一个制度的标准还是经济和民生的发展与提高。

曾在台湾掀起过巨大舆论声浪、现为高雄市长候选人的璩美凤在辩论时的开场白还是颇为深刻：“政党为利益绑架，政党的利益已经已经超越老百姓，政党的利益已经超越了‘国家’。高雄成为了两党的战场，老百姓的生计成为牺牲品”。

大雨过后高雄路面一片坑坑洼洼

台湾经济的停滞还和各政党选举时竞相不负责任的许诺有关——这就是西式民主制度的通病了。全台湾可以说都负债累累，以这次全球华人关注的高雄为例，负债3000多亿新台币，每年利息就超过100亿。但不管哪一方选举时根本不顾财政能力，极度慷慨，对社会福利竞相加价、加码，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有资金发展经济？

四是台湾是以西方为榜样建立的民主制度，但由于文化的差异，运行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台湾和法国都是实行双首长制，最高领导人也都是直选，也都拥有对总理（“行政院长”）的任命权。但当在野党在国会占据多数时，虽然宪法没有任何规定，法国往往会任命在野党人士出任总理，无论左右政党都是如此，从而确保整个体制的顺利运行。但在台湾则相反，民进党执政八年，除上任之初短暂的任命国民党人唐飞担任“行政院长”外，都是民进党垄断。这也是整个八年“府院”对抗、体制空转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实上，法律不可能规定所有，其空白处就要由文化来承担，台湾显然缺乏西方文明色彩的妥协和宽容精神。

再有，法国和台湾是国际社会少见的时常举行公投的民主社会，但在法国公投一但失败，必然有人承担政治责任。戴高乐就由于公投失败而彻底告别政坛；2005后欧盟宪法公投失败，当时的总理拉法兰也是引咎辞职。但在台湾，所办公投没有一次成功，却从没有一个政治人物为此负责。特别是2004年公投绑大选，陈水扁已经声称宁可“总统”不当，也要公投过关。结果公投失败，他却凭借有争议的两颗子弹继续连任。而台湾社会居然也安然接受（国民党抗议的是两颗子弹，而不是公投失败）。

台湾是华人社会，也深受人情社会的影响。在普选民主制度下，人情社会的负面作用被放大。一是贿选。因为民众和政治人物认为这是人情拜托，表示感谢的意思罢了，并不认是为贿选。

第二则导致制度运作的扭曲。2009年我在台湾观摩县市长选举时曾参观台中“议会”，恰逢胡志强市长携文武百官齐齐接受“市议院”质询。面对行政机关如此高规格和大规模的出席，“市议员”却缺席三分之二还多，仅十几位“议员”履行自己的职责。在随后的座谈会上经询问才明白这不仅是台中“市议会”的常态，更是全台湾地方“议会”的常态：“议员”日常工作不是“立法”、监督和“议政”，而是疲于参与选民的红白喜事和处理各种纠纷。胡志强市长到“议会”接受质询，参与的“议员”还算是多的。这在全球任何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和地区中，无论是发达的西方民主国家还是落后的非洲国家，台湾现象可谓仅见。

谈到制度的扭曲，还突出体现在过去长期存在的“国会党团协商制度”有关。所谓党团协商制度，是指“立法院”规定每届“立委”席次3席以上且席次较多的5政党得组成党团；凡以党团名义的提案不受联署或附议人数的限制，在朝野协商上，少数党等党团与过半数席次的政党地位、权力相同。小党还常借撤签协商结论要挟执政党让步，严重违背政党政治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精神。正是这种机制，使得当时的民进党、台联党以少数绑架多数——只要任何一个政党反对，就可以将法案排除在外，“立法院”多数意志无法体现，严重影响议事效率，导致施政举步维艰，几乎将“立法院”的效率降到零。而这种机制要想运作则常常依赖王金平的私人关系推进，法治变成实际上的人治，但王金平的地位却大大提高。这就是为什么身为国民党人，却为民进党党鞭的违法行为关说，正因此，台湾73%民众不满意“立法院”的表现，满意度仅6%。

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台湾民主的低质化，绝非一个韩国瑜所能解决的。韩国瑜或许救了国民党，救了这次选举，但却救不了台湾的民主。正如前文所论，韩国瑜的走红，恰是台湾民主失灵的结果。如果韩国瑜胜选，台湾民众或许又将和过去一样重燃希望。但在目前台湾民主的大环境下，韩国瑜的失败是必然的。到那时，台湾人民恐怕真的要哀大莫过于心死了。

最后以华人社会最成功的政治人物之一李光耀的一段话做为结尾。李光耀1992年在香港大学面对彭定康的提问，这样坦率回答：“好的政府是人民的托管者。但无论如何不会是短期的上台者。短期执政者只会趁机为自己谋取个人利益”。“我从不相信（西方）民主会带来进步，我认为民主只会带来退步。”这句话放到台湾的民主实践上，可谓丝毫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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