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观察者网青年观察者凌子奇】

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知道如何把握听众的心理，他的演讲使听众开始怀疑俄罗斯是否真的想复制美国的模式。然后他告诉听众们，在7月4日美国独立日之前的几个星期，俄罗斯的政治犯们就到处搜寻红色、白色和蓝色的布料。到了那天，他们就扒着铁栏杆，争相挥舞着手工缝制的星条旗来欢迎狱卒。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完美的冷战文宣故事。但是，凯南所指的7月4日并不是在上世纪50年代而是在1876年。而讲这个故事的乔治·凯南也不是冷战时代的那位著名美国外交官，而是与他同名的一位远房长辈。在19世纪80年代开始巡回演讲之前，他曾以记者的身份在俄罗斯呆过一段时间。

本文提到的乔治·凯南，拍摄于19世纪末（资料图）

在美国，把冷战描绘成一场关乎人类命运之战是颇为常见的做法。从1947年杜鲁门主义的提出到1991年苏联的解体，美国不仅把苏联描绘成是一个地缘政治对手，还将其塑造成一个精神世界的敌人。

美国的记者和政客们为我们勾勒俄罗斯的形象时，一直在“邪恶国度”和“救世主弥赛亚”之间反复摇摆。然而令我们大为惊讶的是，美国扭曲俄罗斯形象的历史实际上已经颇为悠久，而且这种扭曲时至今日仍然在影响着美国人对俄罗斯的看法。

历史学家大卫·福格尔桑（David Foglesong）在他的《美国使命与“邪恶帝国”》（The American Mission and the‘Evil Empire’）一书中详细介绍了美国舆论领袖是如何把“双重负面形象”（dark double）赋予俄罗斯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福格尔桑的这本书使美国人对俄罗斯产生了两种印象，有的人将其视为一个仰望美国的愚昧之地，还有的人将其视为一个有道德缺陷的国度，与之相对照时可以有效缓解美国人的负罪感。

上述看待俄罗斯的倾向于19世纪下半叶开始逐渐抬头，当时美国正面临着宗教信仰失去社会基础、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种族矛盾日趋尖锐以及产业工人工作环境愈加恶劣等问题。在一片愁云惨淡之中，乔治·凯南提出“将俄罗斯从君主专制中解放出来”的口号，这使许多美国人自以为“拨云见雾”。

俄罗斯本来被美国人认定是一个“遥远的朋友”，在美国内战期间，俄罗斯曾派遣船只到美国港口帮助阻止法国和英国对南方邦联的支援。而凯南充满热情地著书立说、发表讲话，成功将美国民众对沙皇俄国的看法由正面转为负面。具体来说，凯南在关于俄罗斯政治犯“苦难地狱”的描写中没少添油加醋，从而将俄罗斯这个国家彻底抹黑。究其原因是凯南受到了西伯利亚流亡人士的影响，他在与这些流亡者的接触中获得了“精神的升华”。另外，凯南还通过这本书使美国的反农奴者在反沙皇运动中找到了新的目标。

凯南的行为恰好与新教传教士和美国商人的想法不谋而合。这两种美国人将俄罗斯视为机会之地，都乐见俄国人把沙皇专制转变为美式自由。开篇提到的“星条旗轶事”更是给凯南的受众送上了惊喜，但是它的存在仅仅只是基于幻想而已。其实，俄罗斯的反沙皇革命者们大多怀疑美国模式，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更有希望成功。

然而，一份美国报纸所称的“凯南的福音”依然很快成为了共识：俄罗斯是一块荒蛮之地，而且很期盼被美国的政治理想、宗教信仰和商业文化重新塑造。

一张旨在反映1917年2月俄国革命的《生活》杂志插图完美地刻画了美国人的心态：自由女神骑在一头熊的背上，将自由之光投射在满怀敬畏的俄罗斯农民身上，手中的石板上写着两个年份——1776年和1917年。美国人把俄罗斯革命当作自身势力扩张的体现。在1917年4月的国会演讲中，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对“伟大慷慨的俄罗斯人民”的“赤子之心”大为赞赏，称赞他们“一直心怀民主理想”。

然而布尔什维克（俄文“多数派”的音译，它是列宁创建的俄国无产阶级政党——观察者网注）的兴起把美国人从对俄罗斯一厢情愿的期待中惊醒，美国人转而将俄罗斯妖魔化，而且这种妖魔化还带有一定的种族主义色彩。1919年，卫理公会传教士乔治·西蒙（George A.Simons）从圣彼得堡返回美国后向参议院报告说，新的俄罗斯政权鼓吹意第绪语（属于日耳曼语的一种，全球大约有300万人在使用，大部分的使用者是犹太人，苏联时期认为意第绪语是犹太无产阶级的语言——观察者网注），反对基督教，仿佛遍布恶魔的地狱，而且这些邪恶的俄国人还跟纽约的犹太激进分子保持着联系，非常令人担忧。

上世纪20年代，布尔什维克向美国救济工作者和新教徒传教士们敞开大门。美国救济管理局（一个接受国会拨款的粮食援助机构）局长表示，俄罗斯人认为他领导的机构是“在星条旗的引领下拯救人民于水火的神迹”。而被布尔什维克认为有利于削弱俄罗斯东正教势力的美国福音派，将俄罗斯视为“我们时代最大的传教机会”，在那里有“数百万白人正在等待福音的到来”。

但是当苏维埃政权在上世纪30年代开始驱逐外国传教士后，美国的福音派人士便转而将俄罗斯视作崇拜撒旦的“玛各地的歌革”，最终会像《以西结书》（38-39）中预言的那样，犹如攻打以色列一般向我们开战。俄罗斯特别的邪恶形象与冷战时期美国政治生活中福音派的影响由此一并深入人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核对峙使美国在短期内“解放”俄罗斯的希望落空，但道德恐慌继续有增无减，并再次在美国国内找到了目标。上世纪50年代的反共浪潮很好地诠释了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所谓的“美国政治中的偏执狂倾向”。当苏联与美国左派联手抨击美国的种族隔离或是越南战争时，美国保守派反应强烈，愤怒回击。代表保守派的《芝加哥论坛报》在1968年的一篇社论中坚持认为，“自由主义束手无策”，而且“国际失德是共产主义者的专利”。

道德批判的高潮出现在全国福音派协会1983年的会议上，罗纳德·里根总统称苏联是“现代世界的邪恶轴心”，是“双重黑暗”的幽灵，并以此作为美国升级核武库的道德借口。

不可回避的是，“邪恶帝国”的陨落宣告了“救世主”的胜利，但同时也带来了糟糕的政策。新保守派宣称美国的经济和政治秩序是人类历史的终点。在这种凯旋主义的思想引导下，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俄政策为专制反弹铺平了道路：经济上的“休克疗法”使数以千万计的俄罗斯人陷入贫穷，私有化过程中充斥着贪污腐败，北约东扩使前苏联国家加入其中。20世纪外交政策上的“聪明人”乔治·凯南和不少人一样发出警告说，北约东扩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必然会引发“新冷战”。

今天，美国的评论家再次陷入天使和恶魔的论述中，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就是我们眼中新的恶魔。试图将特朗普竞选和俄罗斯情报部门联系起来的阴谋虽然迄今为止仍没有证据，却依然不见偃旗息鼓的迹象，以至于连对普京颇为强硬的评论家如记者马沙·格森和前美国驻俄罗斯大使迈克尔·麦克法尔都呼吁某些人需要冷静下来。

很显然，俄罗斯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理想是一种挑战，但是为了应对这种挑战，我们需要的是深思熟虑和真知灼见，而不需要诸如“为了人类命运而战斗”之类不切实际的幻想。

美国人也应该认识到，我们对于俄罗斯话题的热衷程度其实上正反映了我们对自身民主健康与否的忧虑。美国人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并非来自克里姆林宫，而是来自美国国内的威权主义、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现象、利益集团对政治的影响以及二十世纪社会契约思想的崩溃。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将决定美国未来的发展和国际地位，而这些远比给俄罗斯加冠各种头衔将其丑化重要得多。

（青年观察者凌子奇译自3月13日美国《纽约时报》，观察者网马力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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