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观察者网马力】1973年4月，我带着一份如今已成为历史文物的信函飞赴北京。这封长达8页的信函是时任总理高夫·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1972年12月21日，在当选总理后仅几周内，高夫·惠特拉姆总理就推动澳大利亚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与我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对20世纪70年代初还处于封闭当中但又试图摆脱孤立境况的中国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高夫·惠特拉姆又被人们尊称为“中澳建交之父”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观察者网注）委托我——当时的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带往北京的。这封信论述了他对澳大利亚发展对华关系的构想，以及对澳中关系的长期愿景。

本文作者、澳大利亚首任驻华大使史蒂芬·菲茨杰拉德（资料图）

这封历史性信函的主旨其实仍然切中今天的现实。惠特拉姆总理在信中写道：“我们希望在友好、合作和互信的基础上发展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就像我们与其他大国之间建立的那种关系一样”。这里“其他大国”，我想他指的是美国、英国、印尼以及日本。从这一措辞可见他当时非常重视对华关系，这意味着他希望澳中两国在政府和民间层面能互相熟悉、紧密合作、沟通顺畅、互信牢固而且两国能够在互动中对对方产生某种影响。

当然，惠特拉姆总理也认为，澳大利亚还应在澳中关系中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并在某些问题上对中国讲出我们的不同看法。但令人遗憾的是，澳大利亚从未能与中国发展出上面描述的那种关系。而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与中国建立“像我们与其他大国之间建立的那种关系一样”的关系。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中国世界”里，但澳中双边关系却并未能与这一现实相匹配。

下面我介绍一下我与惠特拉姆总理1967年初次见面时他跟我讲过的一个观点：如果我们不能把美国搞清楚，也就无法把中国搞清楚（we can't think clearly about China if we can't think clearly about the United States）。而现在美国出了一个特朗普，当下正是我们应趁机把美国好好搞清楚的关键时刻。

特朗普不仅把美国的体制和政府弄得乱七八糟，还牺牲了美国的安全并且使国际政治秩序遭到了破坏。对于澳大利亚来说，我们过去从没有很冷静、理智地思考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我们过度依赖美国，缺乏独立性，我们对参与美国对外战争行动毫无疑虑，甚至有人天真地认为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高度一致，无论发生什么，美国都会照顾我们的利益，而如今特朗普的当选已将我们上述心态所带来的风险充分暴露出来。

如果你作为一个澳大利亚人曾毫无原则地接受美国的价值观，比如说接受美国对枪支的态度、宗教在美国政治中的角色以及富豪对美国政府的影响等等，那么特朗普总统的价值观对你这种一直以来毫无原则的接纳态度来说就是一种侮辱和打脸。但是，我们的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和他手下的部长们却对当下美国的新情况毫无察觉。这将严重损害澳大利亚的声誉，我们对国际舞台上具备高度道德感的人物所表达的敬意将听起来有些虚伪，而当我们在价值观问题上与某些国家（比如中国）发生龃龉时，我们甚至将显得荒谬可笑。

1973年4月，周恩来总理接见史蒂芬·菲茨杰拉德（资料图）

在澳大利亚，没有人认为我们与中国人有共同的价值观，这一点在澳中关系中几乎是个先验的、预设的条件。但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一事实意味着，我们强化与中国的关系是非常必要且非常紧要的。而且眼下这一必要性和紧要性超乎历史上任何时期。澳大利亚现在必须重新思考我们外交政策的大方向，而且要重新评估中国、亚洲以及美国各自对于我们的重要性。

很多澳大利亚人和政治家一定都听到过下面的事实（也许他们中的一些人真能明白这些事实意味着什么）：中国是亚洲第一强国，同时也是个世界大国；中国是美国霸权的挑战者，一个经济巨人；中国是澳大利亚、新西兰、东盟、日本、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是这些国家最重要的投资来源国。中国就在我们不远处，是个永远也搬不走的庞然大物。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中国在澳大利亚国内的存在，这个国家已经对我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多澳大利亚人并不理解这意味着什么，可能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中国已经对我们产生巨大影响这一事实。

2007年，杰出的澳大利亚国际问题专家考拉·贝尔（Coral Bell）发表了一篇标题耸动的文章《西方世界支配非西方世界的时代行将结束》（The End of the Vasco da Gama Era），文章的观点如其标题：不受挑战的美国霸权时代已经走到尽头了。

美国霸权时代结束之后，还没有另一个霸权国家可以定义即将到来的全球新时代。但是在亚洲，一个可以称之为“中国时代”（Sinic Era）的新历史阶段已经开启。其原因不仅在于中国的财富和实力，除经济因素之外，中国的政治动态和社会生活对我们的影响力也在与日俱增。

中国的资金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所带来的游客、商业活动、留学生以及移民，来自中国的巨额资金（国有资本或私人资本、合法流入资金或灰色资金），中国的商业文化，中国国家资助的各项活动及其对我国华人群体的影响，凡此种种，中国已经对澳大利亚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们的社会如何运转、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决策过程，甚至我们的思维方式都未能逃离这种影响。截至目前，这种影响还未体现出任何威胁或危害我国利益的迹象。其实，中国与我们的接触大多数是友善的、对我们有利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定位并管理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史蒂芬·菲茨杰拉德与江泽民总书记在一起（资料图）

现在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这种影响力是如何作出反应的。从政治上说，澳大利亚显然还没有做好准备。堪培拉（澳大利亚首都——观察者网注）的那些政客、某些亲美智库以及为上面两者所利用的媒体似乎仍陷在已经过时的对华思维中无法自拔，他们将中国视为对美国的安全威胁以及对美国权威的一种挑战，他们眼中的中国似乎是个一成不变的符号。他们拒不承认中国对我们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他们也不认为当下中国带来的挑战与以往有何不同。他们之所以秉持这一态度有很多原因，其中我认为有三点非常重要：

第一，目前很多澳大利亚人还难以接受中国对我们有强大影响力这一事实；第二，澳大利亚政府未能在教育体系内加强汉语学习和对中国的研究。在国会里，几乎没有一个人懂中文，在我们的各大政府机构里情况恐怕也是如此；第三是政治意愿，自911恐怖袭击发生以来，澳大利亚军方和情报部门与美国的合作日趋紧密。

除了极少数人士，澳大利亚大多数政界人物以及情报机构和军方人士似乎都对美国看问题的视角和思路有一种极具惯性的依赖，他们似乎懒于跳出美国的框架去独立分析世界局势，无论伊拉克问题、阿富汗问题还是叙利亚问题都是如此。如今他们看待我们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也依然未能脱离美国人的视角。

我不是说要他们的态度转变180度，一切唯中国马首是瞻。只是现在，我们必须打破依赖美国的思维惯性，这样我们才能把中国看清楚，我们才能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与中国打交道。现在是我们澳大利亚而非美国直接受到中国的强大影响，所以我们必须为自己负责，我们必须想办法对中国影响带来的冲击做出反应。

澳大利亚必须与美国和中国两个大国都建立紧密的互信关系，而同时我们要有自己的独立性，既独立于美国，也独立于中国。若想在未来的“中国世界”里生存下来，我们不能什么都依从中国，我们也要有自己的想法。如果我们在与中国建立紧密互信关系的同时，还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还能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么澳中关系将会得到健康发展。一直以来，澳美关系就是如此。

下面摘译此文部分读者留言，以一窥澳大利亚读者对中澳关系之见解，仅供参考。

澳大利亚是个种族多元的社会，为何我们的盟友只能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而且如果不是的话就仅能定位成贸易伙伴或是敌国？我们给那些国家贴上敌人的标签，而且还跟他们做生意。我们可以特别为中国发明一个新词“亦敌亦友”（Friendnemies）。

我们澳大利亚是君主立宪政体，施行威斯敏斯特民主体制（威斯敏斯特民主体制是沿袭英国议会威斯敏斯特宫所用之体制而形成的民主政府体制，是供立法机构运作的一整套程序。威斯敏斯特民主体制主要在英联邦成员国使用——观察者网注），而且位于亚太地区。在国防方面，相较于依赖英国，我们更依赖美国的保护。至于我们其他的西方盟友，他们是欧洲的一部分，我们甚至跟他们都没有什么贸易往来。是的，我们的确因为与欧洲签有协定而与他们结盟，但那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欧洲以外地区不能结交新的盟友。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把国家的盟友换成普通的朋友，难道我们会根据他的家乡出身来决定是否交这个朋友吗？但这里有些矛盾的是，虽然人们不承认，但“文化族群”一词的确具有很强的血统色彩，毕竟信任自己人是人类的天性。

太赞同作者的观点了！我已经在中国生活5年，我在澳大利亚报纸上读到的政客们的言论的确让我感到无奈，我们的贸易部长在如何与中国做生意方面也十分无知。要知道，我们澳大利亚市场不大，但我们有丰富的资源，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专业技能。

澳大利亚曾有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国家级科学研究机构——观察者网注），可惜被我们搞砸了，这个科研机构本该得到大笔拨款，然后把我们澳大利亚的高科技输出到国外。可惜我们的政客们没有眼光，过于短视了。

我们的政府只会一心迎合英国和美国，根本不为自己的国家着想。我们应该在学校里开设课程教授商务汉语，教人们该如何在中国以及亚洲地区做生意，那里的商务规则与我们非常不同。现在只能希望政府的官员们能有点独立思考能力，能看得远一点。

非常棒的文章，也非常及时。只是现在此文很难被澳大利亚普通民众理解。澳大利亚需要向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大笔投资，这是我们国家保持独立性的根本保证，可这也很难获得人们理解。把两个方面放在一起看：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人一般对政治和国家实力没有什么概念。我们需要重读科科达的故事（《科科达》是2006年上映的澳大利亚电影，讲述了1942年发生在新几内亚科科达小径上，澳大利亚军队与日军的战斗——观察者网注），我们有可能赢，只要我们学得够快。

我觉得我们周边大多数邻国（除了新西兰）都把澳大利亚当成是屁股上的一个火疖子。靠着好运气和好时机，我们成为大英帝国体系的边缘国家，但现在我们已经不再依赖英国什么了，当然我们还是好朋友。

我们跟美国的关系与此类似。我们参加了美国人的每一场战争，其实大多都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我们还不切实际地盼着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美国人能对我们有所回报。维护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代价太高了，就象现在的情形，澳美关系轻易就被这个刚上台的古怪总统毁掉了。

我们天然是周边邻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但我们必须尽力去理解他们的社会传统并接受他们与我们之间的文化差异。互相尊重非常重要，而利用对方则体现出我们的贪婪和自私自利，就像我们与东帝汶合作开发共有的石油资源时所表现出来的那样。

澳大利亚的未来取决于我们与邻国的共生关系，尤其是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在这一地区，我们与各国之间的关系越是互利互惠，当我们不得不对某个国家说“不”的时候，我们就越是能分散经济风险。

我们国内的教育体制应该在地区外交政策中发挥一定作用，我们应该欢迎各国学生来澳大利亚进行短期和长期交流，但恐怕我们的教育和收费标准会造成一定障碍，何况那些充当半移民渠道的平庸而狡猾的技术公司还给我们减了分。

我们的西方价值观、多元文化包容性、教育体制以及对法制的坚持，就如同我们的资源优势那样，将在我们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中为我们加分不少。一个小弟弟能比一个脱离时代的、脾气暴躁的老年邻居对一个大哥哥产生更大影响。

澳大利亚是美利坚帝国的一个附庸国。澳大利亚领导人对（美国在战争中的）暴行视而不见，却夸夸其谈什么“共同价值观”。新西兰要比我们老道多了，他们很多年以前就把美国人甩掉了。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3月16日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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