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历史绕不开内战和废奴，所有历史和政治研究都不能否认这两个历史重大事件对美国宪法和美国社会的塑造。在当前民族主义复兴的语境之下，许多学者提出并强调美国的帝国性，试图从这个角度重新理解美国的历史及其政府在历史中的种种行为，并进一步用以探讨当前面临的问题和解法。

本文出自耶鲁法学院历史学博士Gabriel Winant之手，是对纽约大学历史学教授史蒂文·哈恩（Steven Hahn）的新书《无边界国家（A Nation Without Borders）》的书评。

哈恩一直致力于研究美国南部奴隶解放、乡村文化和社会变迁问题，在美国历史研究方面有相当的地位。】

唐纳德·特朗普在竞选演讲时说：“一个没有边界的国家，不能称之为国家。”不要太快回应，这话至少有一些历史的真实性。

国家——更确切地说是民族国家——没有边界就什么都不是。这个国家于19世纪中叶诞生，由穿越了欧洲和大西洋，最终在美国土地上落脚的工业资本主义所驱动。与世界上同时代的其他国家——俾斯麦治理下的普鲁士人，或清代中国一样，冉冉升起的美国从来没有真正的边界，也面临着一系列地方和国外的权威挑战。

同样的，它的扩张也似乎从未结束。这个国家一开始是一个游走在帝国边缘的移民联邦，之后变成了封闭的民族国家，又转化成为一个无边界的帝国。

（图/爱分享图库）

美国以民族国家出现，然后成长为一个帝国的过程，是纽约大学历史学家史蒂文·哈恩在美国19世纪史方面的复杂新工作——无国界国家——下的一个主题。企鹅美国史中，无国界国家下的第三个条目，就给我们讲述了从美国“民主”的杰克逊黎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故事。

哈恩提醒我们，我们后殖民时代的小共和国，在诞生之初就有帝国倾向。从一开始，这个国家就在谋求占领新的土地和资源，并巩固它已经吸纳的领土。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美国的经济和政治源泉已经在其帝国性扩张中——首先是在美洲大陆，然后在境外——逐步建立起来。但哈恩设法展示了内战和这个国家消除奴隶制的斗争也适合这一叙事。

哈恩的新历史的概念核心是一个观点，即民族国家从来不是与帝国不同的稳定的政治形式。它持续出现，然后在帝国对新领土的征服之上维持其生存。正如19世纪欧洲民族国家必须掠夺和利用“第三世界”来平息国内的各种社会动荡，美国也需要去寻找境外的自然资源，新市场和廉价劳动力。

当然，讽刺的是，美帝国在境外的胜利也意味着其民族国家在境内的削弱。美帝国的成功，曾经成为划定美国领土，界定其公民身份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工具，但也在国内制造了各种不确定性和灾难。就在美国主宰世界其他地方的同时，美国的身份，主权和民主控制——特别在经济方面——也开始消解了。虽然国际霸权和民族国家的两种构造曾经并行不悖，但现在它们也表明，它们有能力将对方撕碎。

哈恩的专家历史提醒我们，19世纪也是如此。特朗普的竞选巡回演讲观察对本书标题的反映不是巧合。美国的境外帝国主义与境内民族国家建设，从一开始就相互冲突，只是如今才沸腾到表面。

被解救的姜戈剧照（图/时光网）

无国界民族国家的先例产生于墨西哥北部，在那里，人口稀少的广袤沙漠和格兰德河两岸的草原形成了帝国之间的十字路口。新墨西哥从南部蔓延生成，但由于后革命冲突的撕扯，它基本无法坚持自身对领土的法律主张。大量激进的美国奴隶制推动者从东方涌进来，想要获取任何可以获得的，包括德克萨斯棉花地在内的所有土地。在北部和西部，有马背上的科曼奇民族，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才是19世纪早期南方平原的真正统治者。

即使在德克萨斯1836年宣布成为独立的墨西哥共和国之后，并没有太多证据能证明其对该地区的传统主权（即强权垄断下的领土划分）。科曼奇骑手们在领土上自由行动，掠夺俘虏、货物和马匹。当地人口主要是英国来的种植业园主和他们的奴隶，每个种植园都是类主权性质的国中国，种植园主们利用种族和财产来行使暴力。从这一角度看，也很难说是谁控制着这个国家。更糟糕的是，德克萨斯独立之后，不仅美国人在考虑吞并它，连英国人也加入争夺，以期阻挡美国的扩张，保障棉花供应。

哈恩的开篇讲了德克萨斯这个通往民族国家的奇特中站的故事，是为提出他之后反复提及的观点。随着民族国家在19世纪初开始形成，主权——即最终控制权——往往很难被确认。在南边，种植园主通过加强军备来应对海地和北部大部分地区废除奴隶制的行动，这种军备的加强对美国形成了直接的挑战。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南部，都出现了类主权政治权威控制下的准军队和警察部队；脱离思想和拒绝执行联邦法令的想法随处可见。

在北方也一样，政治主权广泛分布。自耕农的族长们控制着各种小农场，并主宰着乡村。他们小心翼翼地参与市场，但并不依赖商业获取生存和管理农场小封地所必须资料。在城市和工业城镇，权威也有类似的分布。工业已经发端，但只是偶然现象。公司基本闻所未闻，制造业只是小规模发展，工坊由工匠大师领导。美国最早的劳工运动就在这个年代出现，嗅到自己成为工匠大师的机会在不断变小的学徒们组织了这些运动，开始挑战传统的经济力量核心。

金钱经济并未深入美国社会，城市中产阶级也不可能在这种浅滩中形成。同时，“控制港口，船只，仓库，超期贷款”的大商人和“拥有最肥沃和地理位置最好的土地”的大地主才是统治阶级。如哈恩所言：“远距离的商品和人员转移，比生产方式和人员配置上的巨大变化中蕴含的活力要多得多。”他将这种战前的活力称为“市场集约”。贸易之轮运转飞快，但社会结构并未明显改变。让当时现存的社会结构容纳紧接下来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唯一办法，就是向西扩张，从土著和墨西哥国家手中夺取土地。

众所周知，这种扩张性动力导致了政治危机，这是因为它在美国领土境内制造了一批广泛分布的次主权群体：南部和西南方，种植园主建起的大面积棉花园; 自耕农遍布中西部; 摩门教徒在犹他州建立起独立的神权国家; 美洲原住民仍然掌控平原; 外来定居者发动了“血色堪萨斯”这种残酷的边界战争；矿工在加州淘金热中也是这样。对立的南北方统治阶级各自在混乱中试图将自己的秩序推广出去。

曾经的南方种植园

最重要的问题是奴隶制度。奴隶制推动者持续自发地试图征服加勒比和中美洲部分地区，以扩张奴隶制度的范围。他们坚定支持宗主权威，他们反对联邦对财产权所有限制——即他们畜奴的权利。这是1857年“德雷德·斯科特案”决定所确定的立场，正如首席法官罗杰·塔尼（Roger Taney）所写： 国会“不得违反宪法规定，建立自身权威，对地方政府实施管理”。

美国西部新征服的领土成为不断增加的资本主义市场压力的出口，因此，不同领土之间的争斗十分激烈。妥协无法长久，最终，某种劳工制度和某个区域将占据主导地位。

新的共和国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建立了。哈恩将我们对亚伯拉罕·林肯的印象做了极具说服力的修正：支持他的政客不仅是反对奴隶制，也是民族国家主义者。林肯反对斯科特案的裁决，认为它“非法授予主权”：允许奴隶主们在全国范围无阻碍地，将奴隶遣往任意区域。共和党希望将自由变成“国家原则”，将奴隶制和摩门教称为“一对遗留的野蛮制度”。

林肯的民主党对手斯蒂芬·道格拉斯极具先见性地指出，林肯这位未来的总统是想“在所有州的机构之间强行形成统一”。道格拉斯自己则提出“多元地方机构和法律原则”。他希望保留州与州之间的政治经济力量的异质性。1860年选举的中心不仅是奴隶制的问题，也是对主权定义的再次斗争。新生的共和国承认，联邦权利的范围扩张确实是南方州郡分离主义出现的重要刺激因素，但这主要还是因为奴隶制问题本质上是政治权威的问题。

固定的历史在不同时代将面对截然不同的解读

哈恩本书中，战争和重建岁月的部分写得最好。从他2003年获普利策奖的《我们脚下的国家（A Nation Under Our Feet）》一书开始，他就正确地提出了对奴隶团结的看法——是国中国（只要存在）——是驱动18世纪60年代革命的核心引擎，重新平衡了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力量。他引用了奴隶和抵抗组织者威廉·韦伯（William Webb）的话：“伟大的光明即将到来。而且会比我们预料的还要早。”当然，内战证明了他是正确的。

战争见证了哈恩不无讽刺地提出的“国家的诞生”。残酷的斗争急切要求北方获得高度的联邦权力。有些例子非常著名：公立大学建立；西部地区向农场主们开放；铁路横贯大陆，由对美洲土著的新一轮战争实现；大面积征兵以镇压纽约的征兵暴乱；所得税开始征收。特别是，战争的财务需求证明了后者的重要性。林肯的政府没有建立中央银行，而是将证券卖到了国内市场。这种方式催生了“金融资本家”这一全新社会阶层，并形成了美国的统治阶级——他们与共和党联合，以金融资本为基础，纽约则是他们的中心。

同样的一系列问题也在挑战着南方的邦联政府，哈恩重述了历史学家斯特芙妮·麦卡利（Stephanie McCurry）的观点：在北方颇为积极的推动力到了南方就变成了破坏力。为了发动战争，建立在去中心主义和平等主权原则之上的邦联政府，不得不努力进行其一度反对的国家建设。经典的例子就是南方未能将奴隶武装起来——这对邦联政府而言是生存的必须，对奴隶制支持者而言则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因此，邦联政府在奴隶暴动和北方入侵的双重打击之下，未能建立任何像北方一样的国家-州郡关系。

因此，南方的暴动失败带来的不是制度的复辟而是改革。获得自由的人开始主张他们对曾经劳作的土地和曾经保卫的国家的权利。一位联军上校曾说：“我们在艰难的时刻，志愿者缺乏时，宪法起草失败时，我们召唤他们。他们一样有危险。”如此，在联邦武装的威胁之下（联军在南方一直存在到1877年），他们跟我们平等了。

军事力量建立起无边界的美国

围绕联邦州郡建立的新国家的标准，就是新公民的标准。虽然后来的总统安德鲁·约翰逊，作为一名杰克逊牌的民主党人，试图在国会中联合激进的民主党人，将林肯的公民权利法案污名为“向国家中心主义的大步跃进”而在国会阻挠其通过。这一轮国家重构依然制造了美国历史上最戏剧性的案例，变革颠覆了整个世界。中央政府在面对多年主权挑战之后，终于可以主张自己的权力了。

国家重构修订了宪法这个新生国家的尖顶，给所有州设立了公民保护的义务。自由了的人们大量加入南方共和党的组织——工会。美国军队组织了大量的选民登记推广，80%-90%的南方黑人加入登记。哈恩写道：“黑人虽然不是多数，但在某些叛乱州的选区中也形成了相当比例。”

整个南方，非裔成为了地方，有时甚至是影响整个州的政治力量。黑人立法者建立学校，黑人警官在不守法的白人暴徒面前保护公民。迪布瓦（Du Boi）描述了南加州的情况：黑人政治力量在这里达到巅峰，展现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倾向。哈恩在描述路易斯安那州的社会重构情况时也指出了同样的现象，将当地革命性的制度引入和残酷的失败，与巴黎公社进行了对比。

哈恩指出在西边同样进行着社会重构。联邦政府似乎陷入了与美洲土著的斗争之中，1871年的决议是“美国不承认任何印第安民族或部族是独立国家”。军事上的胜利带来了“去部族化”政策，致力于消除被联邦官员称为“社会主义”的土著文化。联邦压力迫使犹他州的摩门教也经历了相同事。民主党议员表示：就在我们“消除印第安人之间的部族关系，使他们成为良好公民”的同时，也在犹他州打碎了教会组织的结构，让每个人都成了自由的公民。

哈恩提醒我们，民族国家与帝国的区别在于“他们通过与不同价值群体的关系定义自己”。帝国主宰并榨干被统治者，被统治者不是国家的主体；被征服的苏族（译者注：美洲境内的一个印第安族群）直到国家在政治文化上消解掉他们之前，都不是美国的一部分。菲律宾人则从未被同化为美国人。

民族国家与帝国不同，它建立起“公民的概念，而在这一概念之下，是早已存在的个人与主权群体的不同形式。他们用法律规则代替长期主导地方社区的模糊正义”，强迫人们接受“现代的、恰当的行为方式”。无论是否受欢迎，民族国家不仅构建共同体，还塑造国民，也就是美国人。

这样的组合不仅是政治正确，更是政治需求

在国家主义政治联盟的领导下，国家成功地重构了，曾经阻挠资本规则的高墙倒了。战后的几十年，铁路普遍了全国，大型工厂和企业在北方城市兴起，大量的移民迁入，来这里工作。民族国家终于完全建立，并开始向外延伸：到阿拉斯加、夏威夷、加勒比，以及更远。新建立的机制让美国可以最大化拓展领土，并将联合政权指向其主权领土之外的区域。

哈恩在书的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同时具有新生美国民族国家的特征和不断愈发明显的帝国性：向泰迪·罗斯福这样的人物出现，在国内建立“进步主义的国家”，同时将美国的力量伸向菲律宾、古巴和波多黎各等地。

同时出现的全球帝国主义和国内的进步主义给哈恩提供了答案。他书的结尾是站在国际规则门前的美国，它刚刚将其活力从控制国内被统治者身上转移出来。泰迪·罗斯福说：“所有关于菲律宾裔的争论，放在阿帕切族（译者注：美国印第安部族）身上都可以，每个赞美亚坤杜诺（菲律宾独立的领导人）的词放在坐牛酋长（反抗白人入侵的印第安族长）身上也都没有问题。”美国的海外帝国是为了保护内部的民族国家，并使其完整，而不是真的要延伸出全球形态。

在世纪交接之时，民族国家和帝国的联系开始建立，国家边界、边界双方的身份都有了新的认识。一个自足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最终成型。这个新的民族国家依赖于将那些异族的被征服的人和二等公民（也就是被剥夺了公民权利的少数族裔和黑人）内部化，同时通过经济军事征服新兴的世界其他国家而将海外事务内政化。

汉斯提醒我们，这种内外之间、吸纳与排除之间，公民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张力，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核心对立。他总结说：“民族主义，反殖民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以最具爆炸性的方式融合了起来”。汉斯的书写的是19世纪，但过去十年中世界面对的政治危机也是同样的：民族国家的重新出现和消亡之间也存在着一样的张力。

《无国界国家》一书回答了社会历史学在几代之前就问出的问题：我们从对无数的，对美国殖民、奴役、工业化和移民的历史研究中，究竟能得出怎样的美国社会大图景？汉斯展示了将这些研究综合考量的洞察力，并对19世纪进行了彻底概述。他同时吸纳了年轻学者们对某些年代的修正，给我们提出了真正的政治历史。当《无国界国家》一书指出了政治经济中最明显的社会变革动力，并追踪了他们通过社会和文化进行的调解，它同时坚称历史性矛盾只能通过明确的政治形态对抗才能解决。经济和历史的建议性力量不够充足。没有挣扎就没有进步。

这种资本主义的张力不仅在经济危机中火力全开，在政治生活中也存在，这帮助我们理解了当前的形势：在美国历史上的某个时代，之前四十年中的资本主义发展消解了民族国家，不断增加的资本、商品、劳工和人员流动性，还有主权问题制造了各种社会、政治危机。大量监狱和自由贸易区，移民收容中心和全球金融贸易市场，各种层面的控制和不断提高的经济政治力量集中，这些都是不断恶化的主权危机的轮廓，而北部亚特兰大早已经历过了。现在衰退的的不是我们常说的帝国，而是在过去两个世纪中，与美国帝国共同出现并存在的内部民族国家。

结果是，许多左翼和右翼往往会转向地方政治组织形式，来建立抵抗。右翼一方，这种新动向往往通过恶毒和仇恨表达：人们质疑我们第一位黑人总统的公民身份；“茶党”出现抗议联邦管理和社会保护；还有最近出现的，唐纳德·特朗普的白人至上和恐外和厌女的竞选论调。

而在左翼，有着更积极和有效的抗议形式。占领华尔街运动在2011年出现，对政治经济权利的集中提出了质疑。随着特朗普的得势，避难营和许多城市变成了日常集会点：要求地方对国家权威进行挑战。这斗争的基础显示了一个切实的例子，告诉我们地方机关可以如何通过协同合作，形成可以决定自身命运的权利。

我们不能把19世纪主权问题的解法整个借过来。但我们可以将自己置身哈恩研究的历史年代，弄清楚哪里出了错。通过理解民族国家的兴起及其运行矛盾，我们也可以理解我们当前面对的艰巨任务。

当前，让美国回到有边界的民族国家基本不可能。为维护国内对资本的控制，就必须要求政治在国际范围运作。虽然主导19世纪中期的平等国际主义从形成之始就是乌托邦，但我们今天的任务却一点不比当时小。而当前也没有比激进的反奴隶运动更坏的例子，能支持哈恩的叙事核心。废奴主义者想象了世界性和地域性共存的新秩序。他们让我们在北方建立堡垒作为支持，收容出逃的奴隶，在我们需要联邦法律的时候毁掉了它的根基。他们毁掉了南方的政治组织，想方设法让多数党控制了部分州。他们从建立之时就怀着怨愤争斗。他们时刻游走在边缘地带，将世界搅得颠倒错乱。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法意读书”，翻译：某羽，编译文章：Gabriel Winant， Birth of an Imperial Nation, The Nation, Jan. 5th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