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孙武】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以鼓动学生“不参加高考”为改革的前南科大校长朱清时也接受了媒体采访，谈到钱学森之问。“过去中国的大学生很少，但出了很多拔尖人才；近几十年我们的大学生增加了很多很多，拔尖人才却难出现了。这就是钱学森之问啊！”

朱清时认为教育资源稀释后，素质好的人才拔尖就变得很困难，扩招的主要弊端是使精英人才的培养变得更困难。

钱学森之问是大学扩招造成的？

中国大学扩招自1999年始，教育部出台《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文件，提出到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适龄青年的15%。当年招生人数增加51.32万人，招生总数达159.68万人，增长速度达到了史无前例的47.4%，此后扩招幅度开始逐年缩减，大学生人数则逐年增加。

温家宝总理看望钱学森的时候，是2005年，那时候钱老说，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此时扩招才过去6年，扩招进来的学生本科毕业才2年，许多还在学术深造的过程中。如果说当时中国缺少杰出的人才，肯定不是指这一代扩招进来的学生。

据说钱老当时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当时，扩招进来的学生显然还没到谈学术成就的年龄。

这个锅，扩招肯定不能背。何况，对钱学森之问，也有必要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

当代中国的科学界，缺少大师吗？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李振声的杂交小麦养活了世界数亿人口；屠呦呦等人的青蒿素拯救了百万计的疟疾患者，这样为全人类做出贡献的成就，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有几人达到过？

现在，一些普通大学在《自然》、《科学》这样世界顶级期刊上发表封面文章也不是奇闻，许多重大科研成果都是扩招后进大学的科技工作者们干出来的。

至于年轻一代中为何缺少明星级人物。杨振宁先生曾谈到，在他读书时物理学博士往往三年就都毕业，现在要五六年甚至更长。清华大学常松博士在《5个问题解剖中国科技界》一文中总结得很好：当今的科学研究已经很难像过去那样单打独斗。越是重大的课题，越需要团队的合作，比如暗物质研究，要么上天，要么入地，试验平台都是需要相当大的投入，而一项科技成果最终转化为产品，是需要产学研各个环节上的配合，某一科学家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已经远不及半个世纪之前。

对于朱清时院士追捧的西南联大，杨振宁也谈过自己的看法：

“很多人都讨论过为什么西南联大那么成功，这里面有好些个因素，不是一个因素。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因素是大家不很重视但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西南联大恰巧是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当时的学生后来恰好碰到了新中国开始建设和台湾需要经济起飞的时代。所以，我同龄的那些人和比我晚十年的那些人碰到了这个时机，是新中国从一个封闭的农业国向一个开放的工业国开始发展，台湾也是这样。”

中国近十年科技发展呈现井喷现象，在许多领域从追赶变成了平行甚至超越，2016年英国《自然》杂志的WFC数据国家排名中，中国已多年位居第二位，且持续增长。2016年世界五大知识产权局共收到260万件发明专利申请，其中最多的是中国，高达124万件，占了47.16%。

如果顺着杨老的思路，或许也可以推出，中国经济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科技人才不断涌现的一个关键因素，而教育改革可能是无足轻重的。对教育改革的实验，国家并没有禁止，而一些“改革者”却自己越改越回去了，比如南方科技大学也开始注重高考成绩：

朱清时院士自己也承认，培养大量的高素质劳动者，使中国制造业具备不可替代的竞争力，是大学扩招的好处。而他坚持精英教育应该和大众教育分开，也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这是任何国家都要面对的涉及教育公平的问题。

在中国的公立高校中，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教育，无论是师资还是毕业生的去向，都已经和国际接轨很久了，和普通的大众教育本来就已分开，比如姚期智主导的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实验班。但无论国际化程度有多高，没有人会说姚班要不要和清华大学分开，要不要和高考分开。至于是不是有朱院士所说的“不太适应高考但素质较高的学生”被姚班错过了，大家并不关心，这类学生可以选择出国，为何一定要考清华呢？

近些年，从“教育改革先行者”的位置退下来的朱院士还写过“客观世界很可能不存在”“物理学步入禅境”这样一些文章，甚至对中医也很有研究，看来在许多特殊领域，朱院士也要做先行者。

其实，钱学森晚年在《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也研究了中医和气功，只不过和“钱学森之问”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多少人会再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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