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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文林、张宇燕等:待中国实现“两个百年”目标,世界也将迎来新秩序

2017-01-23 16:42:47

【本文为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于2016 年11月26日,召开的“从总统大选看美国的变化及对世界格局的影响”研讨会。在此发表此次讨论的纪要和部分论文,供读者参考。】

到会专家认为,应该了解特朗普横空出世的原因,他代表什么力量和社会诉求?这对研究美国新政府的政策取向,美国未来的变化,以及对世界格局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房宁认为,首先要研究选举本身。世界上比较完善的,典型意义的竞争性选举产生于美国,其基本特点是大众化、娱乐化、形象化。美国的政治也是最典型的现代政治形式。而且美国选举具有系统完备的、大规模的数据库,是世界唯一。

分析投票数据,投特朗普票的未必投共和党。有人将选民一分为三:投共和党、投民主党、投特朗普。2008年以来,美国有3%-5%的人口放弃就业,主要是中年男性白人,这与拉美裔、非洲裔、亚裔美国人丢工作不一样。这次63%的白人男性和53%的白人妇女投了特朗普的票,中年男性白人放弃了就业,却没放弃给特朗普投票。

美国这次选举结果出人意料,也出乎所谓政治科学专家们的预料。大面积错判,表现在四个方面违反了“政治科学”的一般规律:

第一是钱。确实民主党阵营投入的钱多。美国大选花多少钱,没有人能说清楚,公布的只是他们筹到的钱。

第二是媒体。得媒体得天下,过去两大阵营是各有拥趸媒体,这次是一边倒,从新媒体互联网看,支持希拉里的年轻人也很多。支持特朗普主要是中年白人,文化程度不算太高。

第三,就“地面选举”看。有消息说希拉里在最后一周,在11个摇摆州有200万人扫街拜票。特朗普在这方面显然不占优,因为共和党的机器不太认同他,这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第四,就“可选性”(候选人形象)来说。两位优选人的可选性都不太好。最后一个月对“邮件门”的反复炒作,希拉里的形象被塑造成虚伪的老政客,导致最后决定支持特朗普的人稍多。特朗普自身的形象也不佳。但两党精英越是丑化他,甚至现任总统也出面为希拉里“站台”,却越是帮了他的忙。精英们过于低估了老百姓对现体制的愤怒。

这和英国脱欧公投非常相似。脱欧公投之前的民调差距很大,大家都认为肯定不会脱欧,但当时英国首相对老百姓不是疏导,而是恐吓,而且是借助外部力量,让美国和欧盟各国领导人表态,向脱欧派施压。实际上外部的压力激起了民众的逆反心理。

最后,这次选举的主题是“政治正确性”之争,这是过去没有的。特朗普多次在公开讲话中提出政治正确性(或教条主义),意思是,原来合理的东西现在不合理了,而且连累了国家,损害了很多人的利益,美国难以为继了,要盘算一下了。他说选上选不上总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点了这个题(政治正确),而且他很有信心,认为这个运动会继续下去,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美国这次大选,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特朗普上台是有背景的,不是偶然事件。美国上百年的选举中形成的一般规律,这次全部被颠覆,看来美国教科书要重新写了。

大选结果背后有哪些深层原因

精英阶层和社会草根的分裂

外交部原政策研究室研究员丁原洪认为,特朗普当选是美国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化的突出表现,折射出美国社会的严重分裂。美国这些年推行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全球化,使社会不平等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据最新数据,美国1%有钱人占有全国财富的43%,美国0.1%最顶尖富豪占有全国财富22%。

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说,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后实际上一分为二,超级富豪从经济复苏中赢得了大量奖金,而中产阶级和中小企业还在艰难地挣扎。民众实际上是借着选举特朗普来发泄对现实的不满。

美国百姓不满的问题,还包括移民、边境管控、自由贸易、华尔街操控等。特朗普讲的都是基层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

也有专家认为,白人工人的支持能解释部分原因,因为除了几个关键州,投特朗普票的多数不是穷人。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如美国最高法院判定同性恋可以结婚,等于推翻了人类几千年的婚姻制度,最高法院这种所谓民主诉求,不符合多数人的观念。这样重大的决策怎么能由那几个大法官来决定?

全球化和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危机

丁原洪认为,在全球化过程中,美国企业家向世界各地投资,积累了大量财富,导致国内经济空心化,失业问题始终解决不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上所有国家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美国和英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本国贫富差距更为严重。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田文林指出,特朗普的当选,是美国资本主义处于下行周期的产物。20世纪70-80年代以后,美国实体经济空心化,由工业资本主义转向金融资本主义。工业就业岗位大为减少,中产阶级的比重不断下降,阶级矛盾激化。这是金融资本占主导的明显特点。阶级矛盾也通过种族问题凸显。

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实际处于下行衰落期,社会化大生产和私人占有资本的矛盾难以解决。于是资本向外部转移,以获取剩余价值,维持资本主义体系的存在,但一旦向外转移的空间停滞,整个体系的问题就爆发出来。

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陷入了深刻的战略焦虑,从民众到精英处于焦虑,特朗普打破既定政治禁忌、政治正确的限制,提供一个不同以往的新药方。但在现制度下,这些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解决。

上层精英的分裂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宇燕指出,美国有7000多个关键岗位,有6000多人,包括总统、议员、州长、将军、大学校长、大企业、媒介领袖、基金会会长等,长期把持这些岗位,导致制度僵化,结果是物极必反。 

民主共和两党的分歧难以弥合。原先两党虽然争夺激烈,但是在国家发展方向的基本问题上能够达成共识。现在两党在五方面问题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痕:

第一,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以医疗问题为例,共和党保守派认为医疗是服务,是交易问题。但民主党认为医疗是人权的一部分,必须由国家承担。

第二,企业和市场的关系。美国对市场的监管程度之深、之细、规模之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比如,联邦农业部规定了西瓜上市的标准,美国每年被消费的西瓜和因达不到上市标准而被销毁的西瓜数量相当。美国四分之一的就业岗位要求提供执业证书。各个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各样的法律把自己的利益固化,导致制度僵化。

第三,同化和对抗。就是能不能同化外来民族的问题。一派认为可以,另一派则认为根本不可能。

第四,对华政策。中美关系密切,但两国在政治制度、价值理念等方面差别巨大。在对华政策上,美国高层有很大分歧。

第五,技术进步问题。技术创新是好事,但它给社会带来冲击甚至引起动荡。例如信息(网络)技术的进步,以极低的成本高效传播各种信息与观念,导致人们的权利意识觉醒,降低了采取集体行动的成本。

在某种程度上,大选结果说明“在野精英”对“当权精英”的胜利。

美国传统主流媒体的失败

清华大学教授胡钰和北京大学教授王维佳都指出,这次美国选举,媒体知识分子一边倒,立场和倾向很鲜明,支持希拉里,反感特朗普。大选结果揭晓的第二天,《纽约时报》、《华盛顿时报》等大报的头版,不约而同地刊登了支持希拉里的选民的惊愕的表情。《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撰文,对特朗普的描述极尽诋毁,说他代表了美国的缺陷,代表美国的衰落,代表美国的噩梦。

这次美国选举对我们传统的新闻教学是很大的冲击。过去在新闻教学中,常讲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认为美国的媒体是客观、中立、没有立场的。美国媒体常批评中国的报道没有客观性。但这次选举,美国媒体90%都是偏向一边。主流媒体跟希拉里高度共谋、高度捆绑,说明掌握文化领导权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媒体是政治体制中的重要一部分,绝不能把它分开来看。政治学或者传播学都不能有这样一个盲点。

传统主流媒体是否还代表民意?这次大选结束后,哈佛的尼曼新闻实验室出一篇文章,认为这次大选不仅是希拉里的失败,而且是传统美国主流媒体的失败。媒体知识分子的预言被证明基本错误,说明媒体和主流精英典型地脱离社会。所谓政党代表性的衰落,媒体在里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大众媒体扮演的是精英俱乐部内塑造共识并相互沟通的角色。

选举出现这样的结果,不仅因为贫富差距加大,还有种族、移民政策等多种原因。这里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舆论场的作用。官方媒体和民间媒体,主流媒体和新的自媒体、社交媒体,是不同的舆论场。美国各种民调,直到大选当天还显示希拉里绝对能够获胜,而在社交媒体上沉默的大多数往往决定投票结果。怎样准确地捕捉民意,这实际上是全球性的问题。

中信集团改革与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介绍,据报道,网络爆料扭转大选结果,社交媒体曝光,特朗普在推特上有1030万粉丝,脸书上有990万粉丝,12个月里,经社交媒体获得了相当于3.8亿美元的免费曝光量。相比之下,希拉里只有778万推特粉丝,480万脸书粉丝和同期1亿美元的免费曝光量。维基解密阿桑奇的指挥对准希拉里,但对特朗普说的税务问题,就回避。所以他不仅是反传统,反主流,也有倾向性。

王维佳指出,关于媒体和政治的关系,现代商业媒体有两个取向:一是经济性(注意力经济),二是专业性。西方商业媒体在多年发展中塑造了知识分子的进步意识,以自身的专业性和责任感获得社会赋权。媒体发展顺利时,其商业性和专业性进步主义这两方面还能取得平衡,可以端起架子。但现在传统媒体遇到了危机,依托信息技术的新媒体平台挤占了传统媒体传播渠道,大众更多通过社交圈获得信息,传统媒体遇到困境。受众局限在小圈子里,造成意见的极化现象和社会群体的分化。

同时,媒体知识分子(内容生产)方面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原来媒体人的建制派精英的架子端不住了。建制派本来在调停社会冲突,避免意见激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现在可能推向极端化的渲染和激烈意见的表达。其后果可能带来底层的原子化和极端化,越来越不能形成公共意识,站出来一个极端分子就可以号召大众。在这个意义上,这次美国大选显现出传统媒体或建制派的危机。

对西方民主制的冲击

当代政党政治的危机

清华大学教授汪晖指出,美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两个主要的候选人的认同度低于50%的现象,选举成了两害相权取其轻,反映了这个制度本身出了问题。我们所接触到的美国年轻人,表现出一种耻辱感:自己的国家怎么了,选了这么一个总统出来,不好意思跟人说,好像是越战后的感觉。

当代政治的变化,形成对西方民主制的冲击,它的政党政治(政党以其代表性形成自己的政治观念,并进行政治博弈的机制)出现危机。政党找不到它自己的代表群体,蜕变成为单纯的竞选机器。这一趋势其实从19世纪晚期就开始,今天到了前所未有的状态,使得一般民众参与政治生活,表达自己诉求的可能性大幅度下降。

在这个情况下,不同的政治形式之间的差异的重要性下降。主要的危机是政治制度和社会之间的脱节。这个脱节直接的表现形式,是不平等的大规模扩张。精英跟基层,跟社会其他部分的脱节,政治运作越来越集中于一部分人的手里。这是代表性的断裂。

这次美国大选,主流媒体代表公共意见的可能性几乎消失,最后是所有对制度的破坏性的要素出现。比如大法官、FBI、总统直接介入,支持某个候选人,说明它自身的中立性的制度处在很高的危机状态中。

因为大众的诉求缺乏直接的政治表达,只好在选举中不断地给出诺言,它已不存在清晰的政治价值了。在这种状况下,由底层对不平等、不公平的愤恨情绪所积累起来的反体制、反精英的倾向,它的政治性也是不清晰的。最后选出一个地产大亨代表大众利益,很典型地表明政治上难以形成明确的指向,而不满和批判不能获得政治化的途径的状况,才会出现如此混乱的选择。

在今天全球化、市场化,移民等条件下,原有的政党政治的基础也发生大的变化。占领华尔街运动代表了左翼政党的危机,茶党代表了右翼政党的危机,而且这两个群众运动都不是在政党渠道中获得表达的。

美国大选暴露了代议制理论的矛盾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认为,在19世纪末,绝大部分西方思想界的精英还不能接受代议民主;直到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国家才实现普选权。

最近,丹麦的政治制度史专家汉森撰文,说普选权实现之后,西方有些人开始意识到,代议制、代议民主不能实现他们想要的东西。在西方国家持这种观点的越来越多,感到他们的政治制度和代议民主这套理论面临挑战。

从这次美国大选,可以发现几个问题:

第一,这次美国大选只有55%左右的选民投票(一般投票率也是55%-60%),议会中期选举的投票率一般降到40%左右,地方选举的投票率在25%到30%。得胜的一方得票率往往在50%上下,也就是只获得了25%的选民支持。地方选举胜出的候选人经常只得到10%的选民支持。他们是由很少的人选出来的。

第二,代议制假设选出来的人要代表多数人的偏好和观点。但其前提是,选民是高度的同质化,但当存在民族、种族、语言、宗教冲突的地方就出现问题了,美国是典型的例子。

代议制还假设选民有多种选择,但实际上选择范围非常小。美国只有民主党和共和党,在美国认同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人都是少数。代议制假设选举可以让选民选择最合适的人,但这次选出来的人大家都不喜欢。

最后,代议制假设选民是理性的,拥有充分的信息,具备判断候选人是否合适的能力,这一条件也很难满足。特朗普是否代表那些反体制的底层群众?特朗普把话说得很清楚,这不是1%和99%的矛盾,是美国人和外国人的矛盾,是美国的本土化和全球化的矛盾。他想将国内矛盾转到国外,这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世界格局和未来美国政策可能的走向

特朗普当选,是具有必然性的一次偶然事件,决定它的因素是复杂的。美国正在发生的经济、政治、社会与上层建筑的变化,其中有稳定的部分,也有正在动荡部分。这里有我们知道的美国,也可能有还不很了解的美国。由此带来的政策取向将会怎样?这要从多角度、多层次看,不要急于下结论。

美国维持世界霸主地位的目标不会变

学者们指出,不管哪一届美国政府,维护其世界主导地位的战略目标不会变。特朗普同样会坚持美国价值观念优越论、制度优越论,美国利益第一,以及冷战思维、零和思维。其对外政策方面,包括军事力量、盟友体系、金融等几大传统要素不会有大变化。美国不可能回归孤立主义。特朗普上台将带来内外政策的调整,但不可能是颠覆性的。

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与中国在根本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存在根本分歧。两国意识形态的争论不会实质性减少。美国要增强军事威慑力,对华经济遏制可能进一步加强,两国经济利益的争端可能更多、更直接。

在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依然是世界最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各方面社会管理比较完善;自我反思,自我纠错性也很强。美国的精英阶层有很强的国家意识,对本国的文化和创新能力依然有很强的优越感。所以,对美国全球地位的影响和作用依然不可低估。对此我们要有清醒判断,不能自我估计过高。

美国新政府班子的政治倾向

特朗普作为共和党参选人赢得了大选,目前美国政府、议会甚至高等法院都由共和党控制,这是1928年以来从没有过的情况。特朗普政府将会体现共和党一贯保守的立场。

从各方反映的情况,特朗普及其顾问班子的意识形态倾向:强调白人族裔的利益,倾向右翼的平民主义和较极端的犹太基督教文化;强调个人服从美国传统的价值观,反对精英主义;反对移民;反对大政府、高税收;反对共产主义,反伊斯兰,亲以色列。他已经任命的主要顾问也多为右翼人士和对华强硬派人士。

全球化困境和逆全球化趋势

黄平认为,2008年金融风暴的影响仍在蔓延,甚至比“9.11”事件对资本主义核心结构体制的冲击还要严重。出现了“逆全球化”潮流,一些国家纷纷向内看、向内收,更看重本国经济,关注本国就业。很多国家的人民大众,在全球化中没有得到收益,甚至利益受损,贫富悬殊拉大,特别是亚非拉多数地区发展中国家,一些地区持续动乱,很多民众沦为难民。邓小平同志讲,“用和平来解决东西方对峙,用发展来解决南北差距”。现在南北差距更大了,非洲穷、中东乱、拉美远。

张宇燕认为,说出现“去全球化”趋势,不如说“再全球化”,实际上是重新制定规则。全球化的本意是提升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度。相互依存度仍在提升,但全球化并不是有利无弊,现在进入了一个崎岖路段。经济全球化的大方向不会变,但必然进行调整。这个判断对我们制订对外战略、国内战略至关重要。

经济政策的倾向

专家们指出,首先要注意特朗普的反全球化倾向。在他看来,目前中国已成为美国在经济方面最大的竞争者,美中贸易减少了本国就业机会;批评达沃斯论坛是西方和北京少数精英合作主导“全球化决策”。这和英国“脱欧”相呼应,形成“逆全球化”趋势,带有很大的示范性。未来的国际经济格局将可能越发碎片化。

也有专家指出,目前各国贸易保护主义都在抬头,美国经济“向内收”是必然的。黄平认为,特朗普高调主张贸易和投资保护政策,如主张退出TPP,对中国征收40%以上的高关税等。中美经济关系作为两国关系压舱石的那个时代过去了。他的国内经济主张基本属于共和党范畴,反对民主党的社保,医疗政策方面,但和共和党建制派也有不少分歧。

对外政策的倾向

在国际战略方面,特朗普强调能力要和战略意图对应,反对战略透支,倾向于让地区事物更多由地区国家自己承担,如要求日本和韩国更多承担亚太防务成本。

关于中美关系,总的看双方的安全互疑在增加。美国肯定继续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从地缘政治、安全、经济利益及综合影响力角度看,亚太地区无疑是21世纪重要地区,美国绝不会放弃。但是在处理问题的手法和轻重缓急方面,可能有所调整。美国将会重振军力,加强海空军建设,保持总体军事优势,加大投资武器的研发,抢占技术和军事的新高点。

怎样看特朗普的竞选承诺 

有学者认为,从特朗普的行事风格看,他会认真对待他的竞选承诺。美国内外政策必然调整,因为特朗普上台这个事件反映了美国社会的整个社会基础的变化。

但是,不仅要看特朗普的竞选承诺,也要考虑到多方面力量的牵制,他个人的能力和做事方式。特朗普对于奥巴马内外政策的否定言论相当多是原则性的、系统性的。作为政策兑现,他受到政治体制、利益集团的约束都很多,大量的不认同、或者不同心,这都决定了特朗普所实行的政策和他竞选言论会有相当大的差别。特朗普胜选后已经在悄然改变一些竞选言论。

历届美国总统新上台,都试图否定前任签的国际贸易条约。但这些协定在修改以后最终获得通过,因为个人的政策取向和原有权力体系的政策惯性之间必然存在矛盾。据美国政治学界的统计,历届美国总统在竞选中的承诺和兑现的比例,平均是73%。更何况美国面临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是多年积累的,不太可能通过换一个总统得到解决。    

因此,未来美国政府决策有诸多不确定性。特朗普要完全实践自己的承诺,客观上很难。

深刻变化的世界需要中国的声音

汪晖指出,目前,全世界并没有形成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的政治组织形式,在亚非拉等边缘地区,新兴的政治经济关系没有在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中获得表达;少数发达国家对技术,金融,资源,传播渠道的垄断,以及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垄断依然存在。这个结构不改变,全球化就一定会有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或者是各种失序的状况。矛盾的激化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而中国的变化,金砖五国等的出现,“一带一路”的出现,面对的将是维持着原有的霸权性世界秩序的若干正在松动的部分。在这中间,中国起的作用是最大的。

我们要争取在平等的状态下进行资源的开发,让不同的群体共享,打破原有的霸权,要参与国际重要事务,在国际舆论中要有自己的价值观的位置,至少在舆论上构成对霸权国家的限制。现在西方媒体明显占有绝对的霸权,我们应该考虑形成自己的话语,来组织对它的批评,提出你所想象的世界秩序,对自己行为的价值指向,提出未来的一个态势。

保持战略定力,做好自己的事情

今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世界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加,因此风险、危机、黑天鹅和黑马出现的频率增加,金融、安全、制度面临的风险也会加大。30年能够磨合出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正好与我们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在时间上同步交叉。这30年中间确实就会有很多不确定性。

在世界格局中,中国正处于上升期。中国对“一带一路”和亚太经济合作的倡议顺应全球化总体潮流。中国发挥的作用会更大,影响力也会扩大。我们走的路是对的,要有这个自信。最重要的是固本强身,做好自己的工作,把中央的国内外两方面既定政策贯彻下去。面对国际局势,“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田文林

田文林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张宇燕

张宇燕

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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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导刊》1月刊 | 责任编辑:马密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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