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1日，黄阿桃阿嬷永远地闭上了双眼。这一天，距离她从印尼逃回台湾整整过去64年了。作为第一位公开控诉日军暴行的台湾慰安妇，黄阿嬷曾经勇敢地站出来，才让那段不为人知的台湾慰安妇历史能够为后人所知。

但黄阿嬷不会想到的是，四年之后，台湾爆发了“反课纲运动”，学生们竟然同意陈水扁时期课纲中有关“慰安妇是自愿的”说法，反对微调后的“被迫”说法。若是泉下有知，不知道黄阿嬷会作何感想？她拼劲一生想要争取的“正义”，没想到就这样葬送在了台湾年青一代的手中。

黄阿嬷年轻照

阿嬷的故事：“我是被他们骗来的”

在生前回忆录中，黄阿嬷这样向人们讲述她的故事：

“那时候我还小，二十岁左右。因为穷没法上学念书，就在家里煮饭、帮忙照顾弟妹。一次看到一张到南洋做看护妇的布告，那时战争的关系，待在田庄也没有工作，男女都有可能被调到海外，有工作职缺时大家都很愿意去，我就报名参加了。”

大约一个星期后，黄阿桃和其他二十二名女孩子搭乘一艘军船，从高雄辗转到南洋，在望加锡（Makssar）登陆，后来又被带到巴厘巴板（Balikpapan）。黄阿桃还记得自己一下船，看到了一间一间隔开的房间，还有用砲弹箱钉成的床铺，当时还想“怎么会一人一间，是要做什么？如果是榻榻米式床，大家一起睡不是很好？”她不知道的是，这一间间的小隔间，就是慰安所。

直到一个星期以后，大家发现公司要“开业”，挂出的招牌竟然是“松之屋慰安所”，“那个时候我们全部都哭了。”当时这些女孩子年龄平均从17到20，年纪最大的护士长顶多也才23岁。大家哭成一片，妈妈桑就告诉她们“为了国家，为了政府，要打拼，要接受”。

按照规定，黄阿嬷们每天要接待20个士兵，除此之外还有额外的工作。“早上有士兵，晚上增加士官、军官来过夜，你也要接受，不接受也不行”，每天的生活就是卖票、接客，就像卖车票一样，“一个门、一个洞，士兵拿钱过去，单子给你，叫你的门牌号码”，没日没夜的接客，但她们从来没有看到过钱。为了摆脱这种生活，黄阿桃夜夜哭泣，还和妈妈桑动过手，几次逃跑也被抓了回来。

这种身体上的折磨远未结束。因为身处战争之中，经常会受到炮火威胁。“一颗炸弹皮喷进去，最后我肚子中子宫都手术拿掉”，做完手术没几天，妈妈桑又强迫黄阿桃接客，“你也休息一二十天了，要为了国家服务”，阿桃只能躲在房间里哭，身处异乡又饱受欺凌的她当时绝望极了，“那时很想要死”。

离开台湾时，阿桃所签的契约是六个月，家人也满心以为她很快会回来。没想到，这一走竟然长达三年之久，直到日本战败，历经重重困难的她才辗转回到台湾，连家里的房子都不认识了，家人也以为她早已命丧他乡。

然而苦难并没有因为重返故里而结束。南洋那段慰安妇遭遇给黄阿桃带来了终生梦魇，在印尼她得过疟疾、盲肠炎开刀、右眼被炸弹碎片击瞎、腹部受伤子宫被拿掉。为了避免家人担心以及遭到白眼，阿桃一直将这些深深隐藏着心底。至于结婚的事情，她想都不敢想。“我的命这么苦，家里爸爸要逼我、妈妈要逼我，逼我嫁，可是我有苦衷不能结婚。”

不得已，阿桃又从家里出来到处流浪工作，先后到过到过台南、旗山、美浓，甚至还去帮人杀鸡、倒泔水。直到在朋友的帮助下，她嫁给一个外省老兵，还领养了一个孩子，才算过上了正常又清贫的生活。

黄阿嬷身上的伤疤

漫漫抗争路：“应该感到羞耻的是日军”

阿桃的故事只是众多台湾慰安妇中的一个。而在1992年之前，这些故事一直隐藏在当事人心中，从未公之于众，直到台湾妇女援救基金会的江美芬找到她。

对于这些慰安妇来说，要她们说出自己的故事，公开指认日军罪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人用尽一生，就是想忘记那段悲惨的遭遇，也不想被周围人知道自己曾有过那么一段不堪的过去。在江女士的不断开导下，勇敢的黄阿嬷也释怀了：“我想想，真的，是他们不对，他骗我们的，我们为何要哭给他们看，我们要坚强来抗议”，当年同去的姐妹死的死、伤的伤，黄阿嬷觉得自己有责任把这段历史告诉后人，为自己也为曾经的姐妹们讨个公道。

就这样，在妇女援救基金会的协助下，黄阿嬷们走上了漫漫抗争路。她们赴日参加求偿诉讼，半个月内曾出庭五次。1995年，日本政府主导成立亚洲女性基金，试图给每位受害者五十万台币“私了”，掩盖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和罪行，但遭到了阿嬷们的拒绝：“你政府来害我，来破坏我的青春，我一切的青春，（日本）政府要负责。”对于她们来说，年轻时候所受的屈辱，不是用钱可以弥补的，她们需要的也仅仅是一个道歉而已。

根据妇女救援基金会的调查，这些被征调的台湾慰安妇，年纪多在十六岁到二十五岁上下，最小十四岁，最大四十岁，大多家境贫困，未受过学校教育。大多数人在离开台湾前，并不知道到海外是要提供“性服务”，当时征调的理由是到食堂端菜陪酒，帮士兵洗衣煮饭、演戏，或是当护士、看护妇。她们每天为军人“慰安”的次数从三到二十余次不等，最高达到六十次，即使生病及月事，甚或怀孕、产后也不得休息，许多女性在尖刀威胁下被强迫卖淫。

然而尽管证据确凿，慰安妇们的维权之路却屡经波澜，日本政府至今并不真心承认错误，日本学界甚至一些政府人士仍然认为诸如慰安妇是“被强制征召”这样的说法是子虚乌有，凭空捏造。“慰安妇并非性奴隶，他们只是被民间皮条客带到战区的娼妓，在韩国，几乎所有的皮条客都是韩国人”、“日本战时的暴行是杜撰的”，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就曾经这样说。

2015年4月，日本首相安倍在访美时回应慰安妇问题，不仅没有“道歉”，反而将二战“慰安妇”称为“人口贩卖的受害者”，这种罔顾历史的行为甚至遭到了日本老兵的抗议。93岁的侵华日军老兵松本荣好直言斥责“安倍实在是太荒谬了，他说得好像他亲身经历过战争一样，但是他并没见过那些事情，而我见过，”松本荣好曾经在军队中担任卫生兵，他的工作就是为慰安妇做性传播疾病检查。

根据妇援会公布的数据，1992年时可以确定的前台湾慰安妇有58名幸存者，到2014年，全台湾幸存的前台湾慰安妇阿嬷仅7位，平均年龄88岁，而日本政府还没有道歉。

2012年12月慰安妇亚洲会议上，台湾慰安妇讲述自己的悲惨遭遇

希望下一代接过阿嬷手中的棒

在2014年“8·14国际串连，声援‘慰安妇’行动艺术抗议活动”上，妇援会执行长康淑华曾提出这样一个现象：“常常很多人问我们，‘阿嬷不是都逐渐凋零了，还能做什么呢？’‘我为什么需要去关心这件事？’从中感受到的是台湾社会对于这件事的不了解，淡忘或拒绝。对许多人而言，难以与七十年前发生的事产生情感上的连结；有些人则认为这是政府该关心的事，民间团体何必投入这么多的努力？也有人则担心会挑起国族仇恨，带来更多的冲突；更有少数的人质疑这些妇女当初到南洋充当‘慰安妇’的原因，而忽略她们遭受性剥削及国家和社会结构压迫的本质。”

不幸的是，康执行长的这番话还是在台湾社会中应验了。除了漠不关心这个话题的普通台湾人外，台湾绿营政党也一直试图掩盖或者淡化这段历史。

2014年4月17日，台湾团结联盟“立法委员”赖振昌在“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高中课纲公听会发言，反对历史课纲中将关于慰安妇的论述增加“被迫”二字；他说，慰安妇是否全部都是被迫的，学界还有争议，“教育部有什么证据说慰安妇百分之百都是被迫的？”担任“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召集委员的民进党“立法委员”何欣纯则说，“历史是大家的”，不希望慰安妇议题模糊高中课纲微调的讨论。

在这次爆发的反课纲运动中，也多见绿营人士身影，甚至曝出民进党资助“反课纲”学生购买黑伞的收据。在8月4日活动高涨时期，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曾赴“教育部”门门前探视抗议学生，并席地而坐交流意见。对于绿营人士来说，阿嬷遭受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政治利益。

台湾曾多次举行慰安妇平反及抗议活动

当年被骗送往南洋充当慰安妇的少女，她们中很多人甚至没有今天反课纲的学生年纪大，却早早遭遇了惨无人道的折磨。正如国民党“候选人”洪秀柱所说，今天学生们生在富裕的时代，“你们享有衣食无虞的幸福，你们不了解也不能体会慰安妇年代台湾人的穷苦与卑微，你们不清楚所谓生活逼迫可以葬送一个人到什么地步”。

其实台湾学生真的不知道台湾慰安妇的存在吗？当然未必。问题就在于，这些孩子成长于绿营执政时期，他们的头脑不仅仅被“皇民化”，也被“台湾化”，对于操纵反课纲议题的绿营来说，这也正是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通过伪造历史、否认历史来完成台湾的“本土化”进程，进而实现最终“独立”的目标。被他们掩盖的不仅仅是黄阿嬷的故事，也不仅仅是像黄阿嬷一样遭受非人折磨的慰安妇群体，还包括比慰安妇问题更严重、更惨烈的历史真相。

黄阿嬷至死没有等到日本政府的一声道歉，她生前曾经说过：“日本政府不要认为我们已经老了、等不及冗长的诉讼程序，即便我们死了，还有后人替我讨公道，日本政府一天不承认错误，我们一天不善罢罢休。”在阿嬷的心目中，她仍旧对下一代怀有期许，而且认为他们能够接过自己的棒，讨回公道。我们也希望下一代不要让阿嬷失望，不要让她们在饱受敌人蹂躏之后，又遭受到自己同胞和下一代的不解和戕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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