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观察者网 小婷】

2017年，对于中国和美国来说，都是异常重要的一年。

度过了执政蜜月期，特朗普的各项政策开始初具雏形，整个国际秩序也因为这位号称“美国优先”的新总统而起了微妙的变化。

对于中国来说，“一带一路”高峰论坛、金砖峰会，逐步奠定了中国在新一轮世界秩序构建中的地位，也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为此，2017年4月“习特会”确立了四大中美对话机制，分别是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9月26日，作为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机制的重要内容，中国人民大学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在纽约主办“中美大学校长与智库论坛”，探讨未来50年的中美关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与中美两国约40所大学与智库负责人共计超过200人将与会。

在这场论坛前夕，观察者网独家专访本次论坛的承办方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执行院长王文教授，通过他丰富的智库交流经验，谈谈未来中美的相处之道。

中国智库要学会对美“伐谋”

观察者网：谈到中美智库交流，我记得重阳金融研究院在首次习特会前三天，曾赴美与布鲁金斯学会、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等知名智库交流，带回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观察。作为民间交流的智库交流，是国家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您认为就中美关系而言，智库交流能够提供哪些有益补充？

王文：过去四年多，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代表团赴美国20多次，在南海问题、“一带一路”、“习特会”、中美人文交流等重大事件上都发挥了作用。按照我们自己的经验，智库可以在大国外交互动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首先，智库可以担当两国主流思想沟通的桥梁。智库在思想、知识、最新论点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使得两国在官方外交之外，出现了一层介于民间与官方性质的精英交流通道。这些外交渠道大大促进了两国之间相互的了解。

其次，智库可以成为两国利益摩擦和分歧的缓冲区。大国之间肯定有很多不可避免的矛盾、分歧和摩擦，一旦上升到官方层面将会破坏两国的关系。而智库层面的沟通和交流，使得这种摩擦和分歧会冲淡许多。

比如，在南海问题上，2016年7月初，局势相当紧张，人大重阳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合作，邀请了两国高官与会，尤其是中国前国务委员戴秉国演讲，释放“南海仲裁案就是一张废纸”、“十艘美国航母来南海也吓不到中国人”等清晰的重大中方信息，为美方对南海外交划了红线，避免了在外交层面上出现更大的碰撞，避免两国冲突升级。

最后，智库能成为对外塑造软实力和影响力的发动机。正如拙作《伐谋：中国智库影响世界之道》上讲的“伐谋”，一个好的智库不只是要影响本国，更重要的是还要影响他国政府，把中国的一些合作的理念和想法推出去，说服他国愿意和你合作。这些年，人大重阳在推进中美两国“一带一路”合作上发挥了诸多作用。这种思想的发动机将持续推进中国可持续性软实力的崛起。

观察者网：上次中美智库交流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特朗普和美国政界、学界精英的关系并不那么融洽，这半年来，美国国内政坛一直比较动荡，多名特朗普的亲信辞职。在您的观察中，特朗普和精英届人士的关系有没有得到缓和？

王文：我过去半年多去了美国四次，也接触了美国的一些官员、智库和社会组织的人，整体上讲，目前特朗普在美国社会精英层中的形象仍然很糟糕，和传统官僚体系的斗争仍然非常激烈，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缓解。目前特朗普执政已9个月，仍然有大量官员获得不了提名，或者根本就没有提名，中间层还有大量空缺，这充分反映了特朗普和美国精英届的矛盾在短期内无法调和。

这个时候，中美之间的合作既有挑战也有机遇。挑战就是中国的对美工作不能只瞄准政府层，更重要的是落下来，落到精英层面、社会层面、普通人的层面，防止因为和特朗普关系过密而造成的美国社会对华逆反情绪。

但是机遇也有。目前特朗普政府内部的各种框架还没有搭建好，对华政策也没有完全成型，中国可以借此打合作牌、互补牌，进一步夯实和美国在社会人文层面的交流，主动塑造美国社会，进而推动中国的世界影响力。

执政近9个月，特朗普政府班底仍没有搭建完成，圈中人物均已离职

中国对美外交需要分层化、细腻化

观察者网：美国精英层对特朗普对华政策有什么评价和期待？

王文：美国精英层对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也呈现了分裂的局面：

智库对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影响力在减弱，甚至很多智库没有政策影响力。美国很多智库对特朗普不听智库的话感到无奈甚至愤怒，进而成为特朗普的反对力量。但一些保守的、在奥巴马时期被边缘化的智库却得宠，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推动力。此时，务必要注意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反复性。

美国主流媒体对特朗普也存在不满。最大的不满就是认为特朗普不应该对中国过于功利，不谈意识形态、价值观等。近期《纽约时报》就发了一篇长篇评论，批评特朗普去价值化的外交政策。

但目前华尔街和商界对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是满意的。这次人大重阳与亚洲协会还将签署合作协议，中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的调研与落实，这说明2017年9个月来中美关系在经济、贸易和金融层面整体上呈现良性的发展趋势，一些分歧与摩擦是可控的。对此，特朗普和习主席的互动也很多，目前总共打了近10次电话。从这个角度来讲，目前我们也要加强分析精英层态度的分裂。

观察者网：特朗普治下的美国矛盾依旧重重，高层政治不断换人，底层民粹主义抬头。您认为这和特朗普所推行的以“美国优先”为口号的政策有怎样的关系？

王文：目前看来特朗普在某些程度上给美国开了比较猛的药方，这些药方有一些实际是正确的，比如强调基础设施建设，强调美国“再工业化”、追求美国的实际利益。站在美国的角度来看，这些都符合美国维系自身地位的发展方向。

但问题在于，他的执行团队和落实理念的能力太差。特朗普低估了美国的复杂程度，导致他的一些好的理念并不能执行和落地为现实。他也没有帮手，他的执行团队缺陷很大，本人也缺乏团结整个美国的能力，缺乏运作复杂政治的经验，这让外界对特朗普的执政业绩呈现很大的怀疑和下降的预期。

我认为，目前特朗普的执政实际上加剧了美国的国内矛盾，使得原本的种族矛盾、债务矛盾、联邦和地方矛盾、社会矛盾等出现了更大的裂痕。从这个方面看，中国对美国的外交要更加分层化、细腻化，既要讲求中美官方外交的利益交易，也要突出中美社会与人文交流上的互动。此次刘延东副总理牵头与美方的中美社会与人文对话，就是这种分层化、细腻化的重大表现。

观察者网：特朗普被看做是新一轮保守主义和反全球化浪潮的始作俑者。不断有西方学者和媒体呼吁中国能够取代美国，建立新的国际秩序。您怎么看中美之间的地位变化？

王文：这些年随着中国不断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新格局的出现，再加上美国国内很多矛盾和问题的爆发，充分显现一个重大的趋势：美国在中国外交和全球秩序中的重要性在下降。在这种趋势下，中国不应该只瞄准美国，而应该心怀天下，新一代世界秩序的重心不应只有美国。

由此看，我不太赞同G2的说法，也不认为应该由中国和美国来构建新的世界秩序。中国崛起的速度超过我们的预期，美国衰落的速度也将超过我们的预期。中美之间的这种实力交错，使未来国际格局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中国应该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也不必把关注点都放在美国身上。“一带一路”过去四年的推进，实际上就是代表中国对全球关注点的“世界化”、“多元化”、“扁平化”。

观察者网：在9月初的金砖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五国要“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改变以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应该怎么做？

王文：发展中国家目前看来至少要做三件事情：

一是要继续团结，抱团取暖，要将金砖继续机制化下去，形成集体崛起的团队力量，和西方国家进行整体性的博弈竞争和合作。

二是推出更加有效的改革建议方案。这个改革既要对未来世界有用，也要能够被现有机制接受。

三是要持续国内高速发展和有效治理。只有本国的发展和治理效果更加优于西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才更加有国际话语竞争力。

相比于多数人的悲观立场，我对这三点持审慎乐观的态度。我基本上走访与调研了所有主要的新兴国家，新兴国家的发展状况比中国人普遍的预设要高，呈现了积极向上的整体趋势，而西方却在走不可遏制的颓势。两相比较，发展中国家只要坚持自信，相互扶持，相信未来的好日子并不会太遥远。

中国要兼任美国的学生与老师

观察者网：特朗普在上台前对中国并不友好，上台后为了兑现对选民的承诺，针对中国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新近实施的针对中国的贸易调查。中国要想成为新的领导者，必然要处理好和美国的关系，中美之间在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该如何调整双方的相处之道？

王文：中国仍然保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传统。我们不和美国搞对抗，坚持国际体系的改革，发挥大国外交的影响力。但新时期的“大国外交”千万不要理解成中国放弃过去的谦虚谨慎、理解成为中国要成为新一代霸主。实际上，在我的理解中，中国并没有放弃韬光养晦，在军事上、安全上以及各方面的摩擦处理上，中国都仍然高度的克制，没有滥用国家权力。与五年前不同的只是，中国更讲求外交捍卫国家利益的实际效果、更体现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外交诉求、更希望能够令国际治理呈现良性转型的大国意愿。

对于美国，我以为，仍要学习美国的优点。美国还没到一无是处的时候，美国文艺创作、科技创新、社会组织以及国际传播等领域，还有许多值得中国学习的。但中国自信心在恢复，中国也需要让美国学习至少是重新评估中国的优势。我在近期出版的专著《看好中国：一位智库学者在全球的演讲》一书中也提到，中国要善于当美国的学生，也要当好美国的老师。

新时期中国和美国的交往方式，是最好的外交辩证法的体现，是底气和谦逊相结合，自豪感和学习精神相结合，既要和美国合作，也要和美国竞争式的博弈，既要不挑衅，也要据理力争。相信在未来中美之间会继续加强了解，最终度过目前这种实力对比的胶着期、交错期。

习近平主席与参加“一带一路”峰会的各国领导人，新华社记者 饶爱民 摄

观察者网：在首次习特会时，习近平主席就对特朗普说，欢迎美国加入“一带一路”。但之前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非常警惕和怀疑，随后有所松动。在您和美国智库的交往中，美国政界和学界精英对“一带一路”目前的态度如何？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王文：“一带一路”倡议是2013年提出的。2016年以后，美国的智库、政界对“一带一路”出现了比较大的转变，这种转变以美国高层主要以国务卿、州长甚至总统不停提到“一带一路”并且积极正面评价为主要标志，而且一些智库也纷纷发布一些比较积极的推进中美在“一带一路”合作、美国在“一带一路”有机会的文章或报告。这种态度的转变是令人肯定的。

当然，对“一带一路”提防、否定的声音也不少，但整体上呈现积极的转向趋势还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2017年6月，特朗普总统说过美国愿意加入“一带一路”，这就更表明美国对“一带一路”的兴趣，尽管特朗普说这话，在美国官僚层面没有引起更大的兴趣和执行，甚至有美国官员说，不必理会特朗普的表态，他自己都不知道说什么，但我们必须理解认识到这种积极的趋势。

这种转变一方面与中国政府和企业界对“一带一路”的推进有关，尤其是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让全世界都感受到中国的软实力和影响力。第二，“一带一路”的精神内核说明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共产品，就像一个商品一样，只要质量好，必然会受全球市场的欢迎。“一带一路”本身就是一个讲求双赢和多赢的国际公共产品，当然会得到有识之士的推崇和接纳。

第三，这种转变和中美之间智库的沟通、社会层面人文交流的密切也有关系，2016年4月18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和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华盛顿召开了首次中美公开的“一带一路”战略对话，100多位官员与智库代表参加，发挥了一些实际作用。

观察者网：您之前曾写过一篇文章《中美“一带一路”合作，或可从中国帮纽约修路开始》，认为美国高估了中国的战略野心，低估了中国的合作潜力。您长期从事“一带一路”宣讲工作，在您看来，中国该如何向美国乃至世界介绍“一带一路”，打消他们的战略疑虑？中美在“一带一路”上又有哪些合作是可能的？

王文：“一带一路”是一项长期工程，关键是中国要有战略耐心。只有产品本身过硬，任何阻碍都抵挡不住市场的主动性，关键是“一带一路”自己要精耕细作，进一步提升这个公共产品的质量和品牌，自然会吸引有识之士，他们的疑虑自然也会消除。实际上，在9月26日这场“中美大学校长与智库论坛”上，我们会推出一个报告，从中美合作推进“一带一路”的实际效果角度去认识中美新一轮合作的趋势。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智库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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