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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中国”这个名字充满了帝国主义论调?

2017-11-26 08:45:49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文】

过去十多年,笔者曾在近50个国家访学或调研,每每与当地学者、媒体、官员或青年人交流,往往几句话后就会陷入某种相似的尴尬:我需要从最基础的知识开始,重新向对方说明中国,比如,中国是全球民族最复杂、各地文化差异性最大的国家之一,五千年来中国文明在本土从未中断,人口总数相当于西方30多个国家总和的2倍,中国是过去30年从未发动或参与战争的和平大国,等等,不一而足。但即便如此苦口婆心,也很难完全消除对方对中国发展的不解、困惑、误会乃至恐慌!

类似的尴尬实际上折射了长期以来全球知识界、舆论界、政策界没有全面、客观地理解中国的残酷现实。非但如此,在一些国家,“中国威胁论”还此起彼伏、甚嚣尘上。这其中的根本原因,正如谭中先生在这本《简明中国文明史:超越民族国发展旋律的特殊道路》的导论中即指出的,“在国际上只有外国人在讲中国的故事”,造成了中国形象经常被歪曲。

从1883年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所著的《中央的王国》一书开始,整个世界对中国的认识都被西方学术界“中国=中央王国”的民族主义帝国式的深层叙事逻辑所垄断。这种潜在逻辑的阐述在20世纪中叶被视为西方头号“中国通”的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论述中得以强化。他在代表作《中国:传统与变迁》第一章就写道:“他们自称‘中国’,意即‘中央国家’,这种称呼一直沿用至今。所谓‘天下’,不过是隶属并服务于中国的其他地区罢了。”在谭中先生看来,费正清“中国中心论”是当今国外害怕中国崛起的主要理论根源。而写“一本清晰地、客观地、正确地介绍中国五千年文明发展的好书”,正是谭中先生的宏愿。

明·四海总图

这也是我翻看导论后立刻答应为这本书写一篇长书评,并愿意尽我所能全力向各界推荐此书的初衷。为此,我要特别感谢谭中先生的信任,让我有幸提前得到书稿。2017年春节,在他人过年的炮竹喧闹声中,我躲在东南亚某个小岛上静静地精读完谭中先生的大作,坚定了我先前决定的正确性。

这不是一本普通的历史读物,而是一部重新评述中国文明史的传世之作,更可能是在费正清的《中国:传统与变迁》和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之后能影响全球中国观的代表作。

本书的经典不只是源于谭中先生志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学术理想,更在于谭中先生学贯中西的深厚学术功力,以及传承于其父谭云山先生致于推进中印友好、重塑东方文明的家学渊源。诚如许多读者所熟知的,中印当代文化交流史是绕不开谭云山、谭中两位先生的名字的,而现在我敢说,未来的中国文明史的学术讲述文献中,或许也将绕不开这本《简明中国文明史:超越民族国发展旋律的特殊道路》。

这本书最大的思想贡献在于,以一种久违的中国情怀告诉世人,中国故事要从中国历史的起源重新开始讲述。如果“中国是怎么来的”的基本认识都错了,那么就会一错百错,最后会掉到西方话语的陷阱里。

在世界上,大量对中国的讲述,无论是教科书,或是大学课堂,都是从China的中文含义“中国”即等于“中央王国”或“中央帝国”甚至“世界中心”开始的。这不只是对“中国”两个汉字的望文生义,更是1644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奠定了民族国家体系以来西方地缘政治学对东方文明史的话语误导。

事实上,当今的“中国”二字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华民国”的简称。若从“中国”一词的溯源看,“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初期,指的是天子所住的“国”,即“京师”之意,所谓“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公元前771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原来的京师丰镐就丧失了“中国”的地位。

葛兆光、曾亦等多位知名学者都曾考据过“中国”一词的来历,即“中国”的自称,是地理认识未达全球化之前的方位所指。100多年前,康有为曾解释道:“吾国本为亚东至大之国,当时地球未辟,环立四裔,皆小蛮夷,故就地言之,自称中国。”章太炎则指出,就地理方位而言,自称“中国”的还有印度摩伽陀、日本山阳。有类似这样的方位中心意识的还有巴比伦人、古埃及人、雅典人。

中国人对“中国”地理方位的认知理解与西方学术界的中国研究著作对“中央王国”的认定是迥异的。西方学术界往往把中国人认定为民族国家世界里的种族中心论者,认定中国骨子里就自我以为“高人一等”。一旦产生了对“中央王国”先入为主的中国观,在即便最平和的中国叙事中也会将中国往“种族主义优越感十足的国家”方向去引。比如,费正清认为,中国历史的叙述就是一个中华帝国从治到乱、从乱到治的过程,“中国自古就有以本民族为世界中心的传统”,“拥有一种文化和种族上的民族主义情感”。按这样的逻辑推演下去,就很容易把当下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引导到“中华帝国主义”的威胁感中!

谭中先生看透了这个叙事陷阱。《简明中国文明史》自始自终都贯穿着作者要把中国从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概念认定中摘离出来的努力。作者认为,民族国家发展的突出特点是“崛起—鼎盛—衰退”三部曲,中国则是一个例外,是基于地理共同体之上孕育出的中国文明共同体。从考古的诸多遗址看,“喜马拉雅圈”是中国文明诞生的摇篮。长江、黄河两大文明河划出了中国的“地理共同体”。基于共同的经济生活与“天下为公”式的共同文化,中国数千年发展呈现出了“文明共同体”的形态,而随着政体的统一,中国版的“命运共同体”逐渐形成并升级。

谭中先生认为,从尧舜禹的禅让开始,中国就不是“民族国家”那般的历史起源。秦国统一中国,恰恰是消除了古代部族的差异。秦汉时期大一统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形成了“命运共同体1.0”,而隋唐宋时期打造出“命运共同体2.0”版,元朝改造了中国命运体,而明清时期使中国“文明道路”与西方的“民族国家”发展轨迹出现了交叉运行。1901年的《辛丑条约》则标志着中国“文明型发展道路”走到了尽头。不过,经过了19世纪、20世纪初的曲折,中国已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再次呼吁要在全世界构建“命运共同体”。未来的最理想状态,就是所有的邻国和中国携手走“文明道路”,把中国周边的“民族国”沙漠变成“文明国”绿洲。

《简明中国文明史:超越民族国发展旋律的特殊道路》,谭中著

在谭中先生看来,民族国家是战争与动荡的根源。他时不时都将中国与西方的民族国家发展历史进行穿叉的比较论述。比如,讲到秦汉隋唐宋民族之间文明融合的差不多同一时期,欧洲却发生着罗马帝国下的民族大迁徙。斯拉夫族、哥特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伦巴底人、法兰克人以及其他民族大量进入欧洲,使得罗马帝国崩溃,接着欧洲大陆千百年民族国家化的进程使欧洲大陆变成了“战争大陆”。而在中国,像孙中山那样把中国文明变成英国、法国、俄国、美国那样的“民族国家”,是把中国引向歧途。

针对未来,谭中先生预测,“民族国家”的世界情况不妙,强权更替,美国衰败。虽有鼎盛时期的狂欢,却时常有动荡的痛苦。相比之下,基于文明轨迹之上的“世界命运共同体”才是未来民族国家轨迹的替代道路。先试点建立“上合命运共同体”“中印命运共同体”“中国-南亚命运共同体”“东亚命运共同体”……然后推广到全世界,在21世纪、22世纪实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那样,地球无疑于重获新生。

说实在的,作为本书的第一位读者(作者与编辑除外),我担心,这样的“叙事革命”会被人视为是某种“学术探险”。毕竟,在当下中国的学术氛围下,段段有引注,句句有出处,才是所谓“最规范”的研究方式。但正如美国学者沃勒斯坦在《否思社会科学》中所说,“先前被认定的思想解放,到今天往往被视为对历史、社会研究的核心障碍”。过于学术规范的叙述,反而形成了当下对中国故事讲述的表达困难,对读者而言也是一种知识的折磨。

在阅读中,我时常感受到谭中先生对中国史评述的文字激荡,以及带来的心灵愉悦与思想震撼。他是以一位穿梭在中国、印度、美国这三个最有代表性的文明大国之间的长者,在评述与比较着中国文明史的发展得失,以及其他国家发展的历史借鉴。无论读者是否认同这个观点,这本书都不能认为只是探险,而是久违的创新。

它是对长期垄断着中国历史叙述的“民族国家论”的重大批判,是从源头上消除“中国中心论”带来“中国威胁论”的艰难探索,是对当下中国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溯源式阐述。

尼采曾说,历史并非已然消逝了的东西,它具有一跃而成为现实的无限潜能,还有塑造未来的无穷潜力。谭中先生的这本新著就具有这个功能。它让尼采之言成真。

是不为书序,而为一位晚辈读者的学习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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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

王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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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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