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文】

近日有媒体报道，过去两年，联合国有关决议都包括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加强区域间经济合作等表述，3月15日，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关于阿富汗的地区经济合作协议时，中美就关于“一带一路”倡议产生激烈争执。

美驻联合国临时代表指责中国，“利用安理会决议为平台，推动不恰当的自私自利倡议。”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特命全权大使反击，称美方言论是“违背事实，充满偏见。”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副代表吴海涛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发言（图/新华社）

这最新的一幕，是部分西方国家质疑甚至抹黑“一带一路”的缩影。

近年来，“一带一路”建设正在走深走实，随之而起的国际疑虑层出不穷，如笔者最早撰文批驳过的“债权帝国主义”等。更值得关注的是，一些旧版的“中国威胁论”正向“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侵蚀，成为新版的“一带一路输出论”，比如，中国想通过“一带一路”进行军事扩张、输出意识形态以及腐败，这三点在笔者近期出访各国或阅鉴外媒和国际期刊时常会遇到。

如何深入且有力地反驳，对“一带一路”下一步建设非常重要。笔者试着将个人经验分享如下：

中国想通过“一带一路”进行军事扩张吗？

当遇到这个问题时，应该斩钉截铁地回答“不！”

“一带一路”倡议进程中的中国军力作用，是一些欧美学者讨论的重点。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PLA）在“一带一路”中扮演重要角色，并通过军力部署进行中国军事扩张。比如，美国学者莫甘•克莱蒙斯《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文，就把当前中国推行的强军政策牵强地与中国对外合作倡议联系在一起。

事实上，中国的强军目标是为了更好地深化军队改革与维护国家利益，从不是为了侵略他国或军事扩张，也更不会把全球霸权视为中国军力发展的方向。中国国防部多次强调，“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没有军事和地缘战略意图，中国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不谋求势力范围，不会干涉别国内政。

所有“一带一路”倡议的官方文件里，都没有中国军队的角色。2015年，中国政府发布的第一部“一带一路”政策白皮书《推进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是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的名义对外公布的。一直以来，这三个部委在“一带一路”推行中发挥了领衔作用，此外，还有中宣部、中联部、公安部及诸多财经部门都积极参与其中，而军队则在“一带一路”建设与国际合作中处在边缘化，甚至被故意忽略的地位。

这并不是说“一带一路”不重视安全，而是说军队并不主动介入到“一带一路”经济安全议题中。中国相信，目前“一带一路”涉及到的投资安全、贸易安全、金融安全、基建安全等诸多安全议题，都能以非军事的方式得到智慧地解决，不需要也没有必要运用军队。中国军力不搞政权颠覆，不搞军事威慑，“一带一路”首先是生意与商业，让生意归生意，商业归商业，让军事则干军事应该做的事情，是“一带一路”得以开展与未来推进的重要逻辑。

“一带一路”倡议中涉及到一些海港建设也并非出于军事目的，而是出于经贸目的。中国连续多年是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在希腊、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缅甸等国本着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方式共建海港，是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外贸易，这本身也是“一带一路”倡议中贸易畅通、设施联通的应有之意，与军事扩张无关。

当然，像电影《战狼2》、《红海行动》那样、中国军队在“一带一路”国家拯救中国侨民的事，是有现实原版依据的。中国目前的数万家企业在海外，数百万持有中国护照的中国人在海外旅居，海外资产高达数万亿美元，中国人理应有权利保护这些利益的正当权益，通过撤侨、撤资等方式实现最终的人、财、物安全。此时，中国军舰、飞机的远程运输与营救能力变得非常重要。这也正是几年前，中国在吉布提修建后勤保障基地的重要背景。

吉布提地理位置（图截自谷歌地图）

在中国军力撤侨过程中，中国还尽可能地营救他国国民，深受国际社会的好评。这也与近年来中国和欧美国家军舰在索马里海域合作打击海盗、护送商船一样，都得到世界舆论与商业组织的一致赞许。更重要的是，中国还是派驻联和国维和部队最多的国家。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军力的全球影响力拓展，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积极因素，而不是消极的威胁。但这个进程早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就已开始了。

个别欧美学者强行把中国目前的“强军”战略与“一带一路”联系在一起，无非是在军事领域重弹“中国威胁论”的老调，是故意在“一带一路”区域勾勒一个强硬政策、霸权形象的中国身份。这种作法即便不是故意要抹黑中国、警示本国发展军力、强化对华防范的话，也是对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强军”政策的巨大误解。

实际上，过去40年，中国是唯一一个从未参与战争、卷入战争的大国，正在开辟世界历史上最和平的大国崛起进程。“一带一路”倡议是当前中国崛起进程中最重要的对外合作倡议，与当年西方国家崛起进程中推行的殖民、战争、掠夺完全不同。个别欧美学者真的没有必要以己度人，徒增恐慌。

中国是要借“一带一路”输出意识形态吗？

遇到该问题时，回答同样是“否！”

怀有冷战思维的一些学者，容易把中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深化与中国版“意识形态输出”划上等号。在这方面，不只是欧美学者，连“一带一路”国家的学者有时也会有此疑惑。比如，2018年，土耳其学者穆斯坦法•雅格斯（Mustafa Yagci）就在《反思“一带一路”中的中国软实力》一文提到，中国有可能在国际经济权力真空下输出意识形态。

这明显是拿“意识形态”偷换了“软实力”的概念。

在英文语境中，“意识形态”指的是，人们对事物的理解、认知、思想与价值观的总和，代表着一个国家或群体的某种特定行为与思维模式。从一般学术意义上讲，“意识形态”是“软实力”的组成部分。但是，由于冷战时期美苏意识形态之争的缘故，“意识形态”在政策研究中容易让人联想到大国争霸与强国扩张。

《韦氏词典》对“意识形态”的定义

而将“意识形态”与“一带一路”联系起来，就更容易会产生巨大的误导。在中文语境中，“意识形态”是特定时期、特定背景下较为敏感的政治特定用词。在“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中国官方更不愿意把对外合作倡议与“意识形态”相挂钩。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在社会方式、经济改革与政治运行中相当大程度上超越了冷战，尤其是告别了革命年代动辄“意识形态化”的阶段。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法治化、市场化是基本逻辑，这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更与当年美苏争霸扯不上一点关系。认为中国想借“一带一路”输出意识形态，极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要像当年苏联那样划分势力范围，这完全是臆想。

不可否认，“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提升中国软实力。近年来，根据皮尤中心、盖洛普等国际知名数据调查机构的研究，中国的国家形象日益提升。越来越多国家认可中国人的勤奋、进取、家庭观念、储蓄理念、看重声誉、守时专注等个性特征，有不少国家的女性甚至对中国顾家、温顺的男性情有独衷。

同时，越来越多国家的政府在推行政策时，也开始有意识地效仿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社会稳定经验。比如：

像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积极效仿“要致富先修路”的典型中国发展经验，不断强化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区域发展的亮点；

数十个国家纷纷引进中国的“工业园”、“开发区”的地方政府理念，推行区域试点政策，使本国出现了经济转型与区域增长的重大转机；

还有不少国家领导人认真研读《习近平论治国理政》一书，从中学到许多能得以借鉴的施政心得。

埃塞华坚轻工业园内的工厂流水线上，工人正在制鞋。（图/东方IC）

这些都是各国的主动，中国没有架着枪炮强迫其为之；这是中国软实力提升的自然结果，而非“意识形态输出”所促成。

中国能够在短短40年里，不通过发动战争，没有爆发巨大的金融危机，连续数十年保持着近10%的增长率，解决了全球70%的人脱贫，本身就是令世人瞩目的国家发展成就。长期以来，世界在国家道路上受到西方的深刻影响，甚至一度陷入“华盛顿共识”深阱，以为历史将终结在唯一的西方发展模式上，但没想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为全球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道路选择提供了新的选项与新的参考坐标。

“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五通”内容“政策沟通”、“民心相通”等，恰恰呼应了各国的需求，敢于向世界分享中国的发展经验，为各国的道路选择进一步厘清新选项的内涵。这个新选项也折射了中国在推行“一带一路”中“软实力”提升的重要结果，即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在合作中的运用。但这种原则的推广与所谓的“意识形态输出”根本就是两回事。

不过，一些“一带一路”国家的学者倾向于用“意识形态扩张”逻辑来形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是能够理解的。毕竟，“天下苦秦久矣”，人们对冷战的记忆仍然深刻，不停地对大国崛起的影响力提出警示。

在这方面，最好的应对方式可能不是强辩强驳，而是“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用“一带一路”的推进事实去证明，中国不想搞什么“意识形态扩张”，但中国乐于在对方需求的背景下去分享本国经验。这也是中国“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传统文化所在。

“一带一路”会输出腐败吗？

这个问题的回答会更复杂一些。如果简单地说“否”，可能会影响回应者的公信力。笔者一般的回应是“有可能，但非中国政府本意”。

近年来，“一带一路”输出中国式腐败的话题正在升腾。美国媒体、智库都有不少关注，学者道格拉斯•阿贝尔（Douglas Appell）撰长文提出，因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的诸多不透明，引起了全球投资者的警惕。最值得警惕的是，中国在输出腐败。这类批判须引起中国决策者与社会大众的关切。

众说周知，2013年以来，新一届中国领导人掀起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反腐风暴”。迄至2018年底，共有中管干部440人、厅局级干部8900余人，县处级干部6.3万人被立案审查，有效遏制了此前的腐败蔓延势头，也党风带动着政风、民风好转。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大力推进反腐的国际合作，狠抓国际追逃追赃，让腐败分子无藏身之地。截至2018年底，共追回外逃人员近5000人，目前已有55名“百名红通人员”落网。

图自反腐专题片《永远在路上》

但不得不承认，腐败与国家发展水平密不可分。国家越发达，腐败程度通常越低。仍处在发展中国家水平的中国，反腐任务在相当长时期内仍是非常艰巨。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中国人频繁走向世界，守法程度与道德水平参差不齐，在对外投资、贸易、建设基础设施甚至旅游购物过程中，有可能出现有极少部分人将过往在国内一些消极经济行为带到全世界去。比如，在投标时，给予所在国家的相关政府部门进行“返点”、“回扣”；对当地政府官员采取贿赂，以换取更多的经济利益，等等。如果目的地国家的清廉指数不高，甚至是腐败盛行的国家的话，那么，更容易为这种“腐败国际化”提供肥沃的土壤。

腐败在部分国家的蔓延，并不代表中国政府有意为之，也不是中国大众老百姓乐意为之。事实上，传统文化中，“贪官污吏”在中国一直被视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当代中国人对腐败深恶痛绝，人民群众对反腐败工作成效表示很满意或比较满意的比例由2012年的75％增长至2017年的93.9％。目前中国决策者也反复强调，“反腐工作永远在路上，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对此，从现在开始，“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反腐”任务要成为重中之重。要把“一带一路”建成“廉洁之路”、“绿色之路”，需要付出与国内一样、甚至更大的努力。

在这方面，中国首先还是要把国内反腐工作进行到底，一个廉洁的中国一定不会产生一条腐败的现代丝绸之路。

在此之前，中国应该下大力气，把反腐工作从国内外延至国际交往，一方面要加大对国企、驻外官员的反腐监督，严惩那些在国际领域进行腐败的官员、企业家与相关人员，让反腐的利剑不只是时刻悬在国内，而且要悬在国外的中国人，让所有可能发生的腐败现象防范于未然。

另一方面，中国还需要加大与国际组织、所在国政府的合作，通过跨国协议、国际合约等诸多方面，给予国际反腐以法制化的进程，令国际社会真正相信中国在通过法律手段遏制腐败的诚意与决心。

在这个进程中，中国企业对国际反腐规则的学习也非常重要。腐败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在相当大程度上存在着文化差异与法律识别。学习国际规则，尤其是对反腐规则的熟知，可以最大限度地杜绝那些无意为之的腐败行为。

相信假以时日，“一带一路”建设中产生的腐败现象会越来越少，而中国反腐工作与“一带一路”的廉洁化进程也将相辅相成，最终为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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