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日子，骚乱似乎成了一种国际急性传染病，泰国、缅甸、韩国……一个接一个国家、地区纷纷沦陷。12月8日晚上，就连一直被认为社会平静稳定甚至到了“无聊”的新加坡，也发生了近40年来首次骚乱——1名印度籍客工在一起车祸中身亡，引发了数百名附近的客工发动了暴动。

平心而论，新加坡这次骚乱的规模其实并不大，直接参与骚乱的大约有400人（新警方估计数字），持续时间也仅有一两个小时。和它的邻居泰国动辄数以十万人计的街头暴动，新加坡此次骚乱的规模简直可以说小的不值一提。似乎完全可以视为一起偶发的不幸事件，用不着太多检讨。不过，现场视频和事后的即时调查却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大多数参与骚乱者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南亚裔客工。让人不得不觉察到，这场“小骚乱”的背后，仍然有着更多非偶然性的因素。

对于新加坡来说，外籍工人只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缓冲器而已

客工——新加坡的新底层和缓冲器

所谓“客工”，顾名思义就是外籍务工者。而在新加坡，“客工”一般又专指持工作准证（Work Permit）的外国工人或女佣，依据新国法律，其月薪低于1800新元。早在2008年，持合法工作准证的客工人数至少达到76万人，约占当时新加坡总人口的16%。而持更高等级的（月薪超过1800新元）就业准证的外籍工人则约有15万人，此外，还有因为就学等原因（不包括旅游）长期停留在新加坡的人口。这些数字近年来还在继续快速增长，截止到2012年，新加坡的非居民人口已达149万人，而2010年新加坡最新统计的公民人口数也只有323万。

即使不计另外长期保持在50万以上的永久居民，外籍非居民也已经占到了新国总人口的三成左右，在实际就业人口的比例还要更高。适龄劳动力中外籍人口比例如此之高，这种状况在全世界也是极为罕见的，估计只有海湾的几个石油酋长国有类似的状况。

不管愿意承认与否，外籍劳工，或者说客工都已经是新加坡社会结构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他们的工薪远远低于从事同行同种工作的新国本地居民，几乎没有升迁及发展的机会，更不可能享有本地居民可以得到的各种福利和社会保障（虽然新加坡的一般社会保障本身也很薄弱，但它的“组屋”即官售平价房政策确实非常成功和诱人）。事实上在新加坡随便走一圈，就会发现绝大部分的客工，包括大多数持较高等级工作准证的人，构成了新加坡社会下层以及底层阶级的主体。

由于本国市场规模小，同时又奉行完全的自由开放政策，新加坡经济发展一向波动极为剧烈。以近年为例，在2009年的-2.1%之后，2010年新加坡取得了建国以来GDP增长14.7%的最高纪录，但到2011年和2012年又急速跌到4.9%和1.3%。这种剧烈波动必然导致劳动力市场上也会经常产生剧烈的调整，首先和主要的承受者自然是客工，包括主要从事白领工作的就业准证持有者也无法避免。

对于外籍工人，新加坡的态度正如总理李显龙所坦言的那样：“外籍工人在新加坡是暂时居留，我们需要他们在工厂、银行、医院、造船厂和建筑工地工作，当工作完成之后，他们就要离开。当没有工作可做的时候，他们就要回国……因此，请大家容忍他们。”（引自2010年新加坡国庆大会李显龙总理讲话）换句话说：对于新加坡来说，外籍工人只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缓冲器而已。

雇主、政府和本地居民，客工受到的多重歧视

按人均GDP衡量，根据IMF排名，新加坡在2012年已经成为东亚最富裕的经济体，也是除海湾石油国外，唯一进入世界前十的亚洲国家（地区）。但与大多数遭遇“产业空心化”难题的高度发达经济体不同，新加坡虽然也有极为发达的金融服务业，但它的经济支柱更多是制造业和一般服务业。因此，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规模庞大、收入低微的客工，不但极大的拉平、压低了整个社会的劳动力报酬，而且提供了充足的合格劳动力，从而大幅提高了新加坡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实际上，现在如果没有客工，新加坡的许多产业可能就会即时瘫痪。这点从新加坡各产业对“客工”的依赖比就可以直观看出。

2010年新加坡各产业“依赖比”

数据来源：新加坡人力部对公司雇佣外籍劳工配额的估算，摘自《中国劳工权益保障研究报告之二十——中国劳工在新加坡项目劳动权状况报告》。依赖比是指新加坡政府允许外籍劳工在各产业中的受雇比重，以上数字为其法定上限，不能完全代表某一时刻以上产业中外籍劳工的实际比例。

以依赖客工程度最高的建筑业为例，在这个占了新加坡GDP约10%的支柱产业中，中国籍客工由于技术水平高，纪律和服从性强，是相对收入最高的群体，但一般月薪也仅在1000-1500新元左右（约合4800-7300人民币），而且要拿到这个收入还必须依赖于长时间加班，而南亚和东南亚客工的工资还要低得多。

如果说技能水平不高，只能主要从事低技术含量工作的外劳，由于可替代性强，愿意接受远低于当地平均水准的工薪，还算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那么很多新加坡雇主在客工抵达后，利用不对称的优势大玩猫腻，就再没有任何借口了。根据一些实际调查公布的情况，新加坡雇主违法没收客工护照、倒收“介绍费”；拖延、扣押工薪发放；巧立名目设立高昂收费项目，此种情况都非常常见。

以中国籍客工为例，除非是由少数国营劳务公司直接派遣或介绍，否则在新加坡务工的前两年几乎都近于是“白打工”。而新加坡的工作准证（Work Permit）首次一般最多只批两年期限，以后每年审批续签，而且与原始雇主几乎完全捆绑。这使得客工们为了得到续签，不到实在忍无可忍，都很难下决心抵制雇主。即使客工实在忍耐不住进行反抗，由于新加坡的劳工法律极为严苛，与国内偏重保护劳工利益的倾向截然相反，一不小心就会维权还未成功，却已经触法受刑。2009年一批中国籍司机因劳资纠纷，以“集体请假”方式抗议，就被迅速认定为“非法罢工”，最后5人被判入狱，29人被取消工作准证，即时遣送回国。

即使客工完全依照规定投诉要求维护正当权益，多年来新加坡官方却一直极其麻木拖沓。以投诉最多的无理由拖欠、克扣工资为例，新有关官方机构的相关仲裁程序总是极为漫长复杂，对客工提供证据的要求极为严格，但对雇主违反法律的明显行为却睁一眼闭一眼，甚至当雇主公然拒绝执行仲裁命令时，总是以“绝对维护法纪”而自豪的新加坡政府，绝大多数时候都会坐视不理，只要求客工们自行起诉雇主，以取得法庭执行令。完全不顾他们既不明白新国的法律体系，而且也没时间和财力支撑诉讼。而在同时，敢于投诉的客工多会发现自己已被取消逗留许可，在结清欠薪前就必须自行回国，以后再慢慢打跨国官司讨薪。

同时，由于客工规模近年来迅速扩大，压制了一般技能的本地居民在市场上的议价能力，也分用了部分公共基础设施，让越来越多新加坡本地人将自己薪酬和福利水平，与世界前十富国的身份极不相衬的原因怪罪于客工，形成了相当强烈的民粹主义情绪。去年新加坡大选，反对派赢得了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好成绩，很大程度上就是借着“反移民反客工”、“新加坡人优先”的口号。

而反映在社会中，客工们发现自己的艰难处境，受到的非法剥削不仅得不到新加坡主流社会的同情与帮助，反而愈来愈受到排斥和歧视。“无处说理”感受下怨气的日积月累，和面对以严酷出名的新加坡官方机器的无助感，恐怕也是一些客工对新加坡社会产生仇视，进而做出反社会行动的重要成因。

是“呐喊”还是“恐怖”皆存乎一心

此次骚乱中暴力攻击救护人员当然是不可接受的，新加坡高层和警方在事后都迅速高调表态，誓言必将所有肇事者都绳之以法。维护正常社会的治安法纪，这当然也没有任何可挑刺之处。只是，有心者略加留意，大概也可以有点小小的感慨。

在当今国际背景下，新加坡这次骚乱除了“偶发性”外，更会被定性为纯粹反社会凶暴行径，受到各方面的一致谴责。而这次骚乱的主力都是南亚裔客工，是不是与这一族群在新加坡社会中的边缘地位，受压迫过重，甚至受到基于种族的歧视有关，却不太可能落入各大媒体和网络名人的眼中。虽然南亚裔，甚至是拥有新加坡公民权的南亚裔，在新加坡各大种族的诸项发展指标几乎全都垫底，早就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尽管新加坡政府长期通过调节新移民人口等方式，极力维持各大种族人口比例的手段，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但我们仍需要问一问，这场骚乱是不是南亚裔“绝望的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