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年初首次28国外长会1月19日结束，会议释放出一个重要信息：欧盟将与阿拉伯国家合作，共同实施“反恐”。虽然会议决定继续维持对俄罗斯的制裁，但毕竟，巴黎街头的枪声听起来比顿涅茨克机场的炮声更可怕，乌克兰的问题已退居其次，至少不如去年那么重要了。

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说得明白，巴黎袭击案“改变了欧洲和世界”。他说：“今天，我们必须讨论我们须采取的行动，包括增加与穆斯林国家的交流。”

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是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莫盖里尼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纳比勒·阿拉比的会晤。欧盟方面指出，这是两人历史上首次“一对一”的会晤。莫盖里尼在会晤后表示：我们“也许是第一次有了对合作必要性的真正深刻的认识”。

据她的披露，首批参与“反恐”合作计划的穆斯林国家包括了土耳其、埃及、也门、阿尔及利亚和海湾地区国家。

这的确是一个新的姿态。看上去很美，交流、合作、共同面对。

然而，作为一个连续的故事，其中似乎有个因果关系链条：西方媒体过分放纵的言论自由，一再激怒穆斯林，引发了极端势力的暴力反应，而带有震撼性的、越来越逼近西方心脏的袭击事件，终于促使西方“第一次有了对合作必要性的真正深刻的认识”，并着手启动合作。

合作需要平等，以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为基础。以前却没有这个基础，后来枪响了，人死了，就在眼皮底下，于是总算有了。新局面是打出来的。

西方断不会公开承认这个因果关系，更不会接受进一步推论——原本可以平等合作，原本冲突不至于这么激烈，如果西方早早懂得相互尊重，不那么狂妄傲慢，不滥用话语霸权，在涉及非西方文化、非基督教信仰等敏感领域约束其言论自由，何至于闹到这个地步？

这是打死也不能承认的。就好像是提前要堵住别人的嘴，英国首相卡梅伦一边强调反恐和安全，一边还在走火入魔地为言论自由教条辩护。针对教皇方济各可以对侮辱和嘲弄他人信仰的行为“回报一拳”的表态，他反驳说，“我认为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人们有权利冒犯他人的信仰。……我们必须接受报纸、杂志能够在法律允许的限度内出版冒犯性的言论，这是我们应该捍卫的。”

仍然是一种绝对化、不加区别、放之四海的教条主义态度。不可救药。

西方与阿拉伯国家的“反恐”合作有一个他们不愿承认的因果关系：是放纵的媒体言论自由使伊斯兰极端势力日益激进。

内在的自相矛盾

从1月7号袭击案，到19号外长会，若将这12天时间视为一个特殊的历史片段，那么从观察者的角度看，这个片段恰恰就是整个西方社会面对巴黎袭击案这个突发刺激的一次集体反应。

一般来说，一种文明的深层特质，在这种刺激-反应模式中看得最为清楚。正如当年中华文明在鸦片战争刺激之下的反应，日本文明在“黑舰事件”刺激之下的反应，日后都被学者们引申出很多关于各自文明特质的讨论。

到目前为止，西方的应激反应突出表现为两点：一、继续高调为西方的言论自由辩护，为此不惜再次激怒十几亿穆斯林；二、试图寻求与穆斯林国家合作开展全球“反恐”，为此做出了平等和尊重的姿态。

这其中的自相矛盾显而易见。

如果将言论自由视为一种权利，那么它主要是下层人民挑战上层权威的一种武器；对这种权利的珍视，体现的是历史上人民反抗王权这一革命传统的继承发扬，但在今天，却与西方自身作为世界领导者的身份相矛盾。

如果将其当作一种权力，就像西方媒体在毫无顾忌地针对非西方国家和本国少数民族说三道四时所体现的，那么它主要是作为一种实施帝国主义统治的手段；对这种语言暴力的坚持，又与西方自身所承担的全球治理责任相矛盾。

总之，只要西方仍然将言论自由当作一种绝对化和教条化的标准，仍然任由那些还深陷在帝国主义文化中自我陶醉的媒体人胡作非为，任何真正的平等合作都不太可能。

《查理周刊》遇袭后，约40名各国政要手挽手上街声讨恐怖袭击案。

目前尚不知道应邀参加“反恐”合作的穆斯林国家会提出哪些合作条件，按理说，它们至少应该要求西方改变其根深蒂固的帝国主义态度。这个问题在西方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从冷战后西方实施的中东战略上不难看出，其背后的帝国主义逻辑甚为明显——其一、大国有保卫其远方利益的权利，包括军事入侵； 其二、前殖民地人民是次等的，权利小，品德差，要求少，可以随意虐待。至于所谓的主权，不过是在后殖民时代乱中取胜的一群独裁者和小暴君披着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外衣所窃取的权力，没有合法性，可以随时推翻。

西方当然可以继续坚持这种态度，但这显然与21世纪的“全球治理”概念格格不入。

全球治理的基本含义

根据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的观点，“全球治理”是指“定义、构成和斡旋国家、文化、公民、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及市场之间跨境关系的法律、规范、政策与制度的总和。它包括体制、政策、规则、实践、规范、程序和举措的总体，国家和公民据此试图为他们应对跨国挑战（如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核扩散及恐怖主义）带来更多的可预测性、稳定性，并维持新的秩序，这些问题超出了单个国家的解决能力。”

这段话的内容无须过多解释。全球金融危机，不仅超出了单个国家的解决能力，也超出了G7和G8的解决能力，于是不得不构建G20这个更大的合作框架。全球“反恐”更是如此，如果将9·11之后的“反恐”以及美国领导的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比作G7模式，那么以此次欧盟外长会为标志，G7也要转为“反恐”的G7+12了（按莫盖里尼的“点名”，土耳其、埃 及、也门、阿尔及利亚4国和海湾地区国家，即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巴林、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阿曼8国，共计12国。）若按G20的算法，将欧盟单算一国，正好也是G20.

无论如何，这个新框架值得期待，也很高兴看到欧盟终于“也许是第一次有了对合作必要性的真正深刻的认识”。随着合作的深入，西方终将学会平等和尊重，学会妥协和折中。

言论自由是一个伟大的文化，在历史上起过推动人类进步的巨大作用，但绝对化和教条化的言论自由却是反动的、低劣的、不负责任的。在21世纪这个呼唤有效的全球治理的今天更是如此。在此借用爱德华·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的一段话，以为警醒：“我们希望我们的声音能被听到，因此我们时常可能忘掉，这个世界是一个拥挤的地方。如果每个人都要坚持自己声音的纯粹性和至上性，我们得到的将仅仅是无休止的争斗声和血腥的政治混乱。”

如果不放弃全球治理的理想，就要放弃言论自由教条的虚妄。希望西方政治领导人和意见领袖们早晚能明白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