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文扬】

对于今天的中国人，“中国思想”这一概念听起来有些生涩。在学术界，有“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等概念，但通常不会将中国的古代与现代合起来作为一个概念来谈“中国思想”。

而如果说“西方思想”，人们并不拒绝，也大概明白它指的是哪些东西。

其实，若比较“中国思想”和“西方思想”，前者还应该比后者更早就获得世界名声。因为在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相遇的初期阶段，主要是“中国思想”冲击了欧洲社会，并刺激了欧洲“启蒙运动”的兴起。那个时候所谓“西方思想”还一名不文，若不是此后“西方思想”突飞猛进，不仅主导了全球而且建立了排他性的思想霸权，“中国思想”早应该成为一门显学。

可见，以某一文明之名命名的思想，与所属文明的强弱和运势密切相关，强势的文明必将释放出显赫的思想，反之，弱势的文明，其思想再丰富也不被人知。

今天的中国，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已经进入了又一个伟大时代，国家的运势、文明的运势，都显出蓬蓬勃勃不可遏制之气象。在这个时候，那个曾经灿烂辉煌长达数千年的“中国思想”，怎么可能不再一次复兴呢？

作为抛砖引玉之作，本文只是将“中国思想”作为整体做一初步的描述和简略勾画，并不试图详细给出关于内容的解释说明。针对“中国思想”这一概念的简略辨析，请见文末注解。

一、有影响无命名的古代时期

实际上，一整套只属于中国或中华文明的思想，在近代以前的两千多年时间里，一直都实实在在地存在，而且一直都对外产生巨大影响。

中华文明这棵大树从破土之初就发育出繁茂的思想之花，到春秋时期形成了一个思想发展的高峰，此后强烈影响并完全统治整个东亚地区长达两千多年，这无需赘述。

如司马迁论“春秋”：“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但长期以来并没有“中国思想”这个名称，因为周边的蛮夷戎狄只是单方面地向中国学习，并且作为至高无上的“天道”学问来全盘接受，自身并未产生出任何可以与之相匹敌的其他思想，使得“中国思想”一直缺乏对应的“他者”，唯我独尊，也就不需要有任何命名。

其唯我独尊的程度，在世界上绝无仅有。历史上，即使异族靠武力征服入主了中原，也决不会同时伴随“异学”的入侵，而只会有更深入的“汉化”。这完全是因为“中国思想”太强大。

魏晋时期，匈奴单于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晋书》一0一）。

羯族人石勒，“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朝贤儒士听之莫不归美焉。”建立后赵之后，“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晋书》，一0五，一0四）。

氐族人头领苻坚，“八岁请师就家学…博学多才艺，有经济大志，要结英豪，以图纬世之宜” （《晋书》一一三）。

羌族人姚襄，“好学博通，雅善谈论”，姚兴，“讲论经籍，不以兵难废业” （《晋书》一一六）。

同样的情况在此后的历史中不断重演，在满族入主中原建立大清的时期，中国北方各胡族的“汉化”达到了最深的程度和最高的水平，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思想”的发展。

梁启超甚至认为，“清代学术”通过对“宋明理学”的反动，达到了类似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高度。“‘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清代学术概论》）

对于历史上中国周边的蛮夷戎狄，所谓“学”就是汉学，没有其他。自幼诵读诗书礼易春秋，粗通经纶名教之后，也像华宗夏士一样“论六国纵横之规、三家战争之变”，“远言天命废兴，近陈人事成败”，用今天的话说，这就是在努力学习“中国思想”。而且只会担心学得不好，未得真经，绝不敢不以为然。

若当时的世界如果早有东西方思想交流，也可以肯定，“中国思想”也一定早早开始影响西方，并胜过“地中海思想”、“阿拉伯思想”、“波斯思想”、“印度思想”成为主导思想。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一点从中西文明开始全面交流的早期阶段即可清楚地看出。

回顾历史，从利玛窦、汤若望、艾儒略等耶稣会教士算起，大约有过先后长达两百多年基本正常的“中西会通”。

从“中学西渐”的情况看，在此前的几个世纪里，中国人发明的造纸术、印刷术、养蚕术、火药、罗盘等，经由蒙古人和阿拉伯人传到了西方，大大改变了欧洲落后的社会面貌，也塑造了欧洲人对遥远东方的美好形象。所以传教士的来华，既是传教，也是学习。

随着耶稣会教士来华人数的增多，“中国思想”也开始成体系地传入西方。欧洲近代早期的一些重要思想家如孟德斯鸠、伏尔泰、莱布尼茨、魁奈、杜阁等人，都曾深受中国哲学和政治、经济思想的影响。欧洲的宫廷里甚至一度冒出一批“中国趣味狂”。德国哲学家克林士伯爵写道：“中国创造了迄今为止最高层次的世界文明…这片国土上的伟人代表着一种比我们更高级的文化形态。”（维尔·杜伦《东方的文明》）

“中国思想”的西侵，实际上成为了欧洲“启蒙运动”的一部分。在宗教方面，来自中国的无神论，给了当时已开始衰亡的基督教以致命的一击。而在政治哲学方面，来自中国的圣贤学说，大力推动了欧洲各地的市民革命。当时的法国学者波提埃在《东方圣经》一书中说到：“便是最前进的理论，也没有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更为激进。”（转引自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

再从“西学东渐”的情况看，尽管初期出现了“礼仪之争”，也经历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禁教令”，但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天文学、数学和光学等近代科学，仍然逐渐被中国朝野广泛接受。在经历了明朝灭亡、清兵入关以及“康熙历狱”等风波之后，天主教也仍能在中国正常发展。康熙三十一年的“容教令”显示出中西两大文明越来越顺畅的互通互融：“查得西洋人，仰慕圣化，由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造军器、火炮，差往俄罗斯，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

不难设想，如果按照这样的交流方式和路径一直发展下去，中国将会出现更多的徐光启式新人，将会很快掌握现代的科学技术，包括军事技术，不一定会发生颠覆性的、毁灭性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如孔飞力等美国汉学家的研究所表明的，中国开始应对现代化问题并进行现代化转型，实际上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很早就已经自行开始了。

即使在19世纪初新教传教士来华之后，两大文明相互尊重的态度也还维持了相当长时间。新教徒马礼逊牧师编纂了巨著《英华字典》，他在鸦片战争之前向欧洲人介绍说：“中国的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就如同希腊、罗马和现代欧洲总和一样丰富。”理雅各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来华，从1861年开始陆续出版了“四书五经”的英译本。

但后来的历史众所周知，曾经如此伟大的“中国思想”很快反被“西方思想”压倒了，不仅停止了对外传播，而且自身陷入了生存危机。

二、无影响无命名的近代时期

中国人不会忘记，那是一个极为惨烈的时期。就像是突然遭遇到超级强大的外星生物，还没等反应过来，数千年屹立不倒的擎天柱，竟然轰然崩塌，面对汹涌而来的各种西方哲学、主义和思潮，曾经犹如宇宙真理一般的孔孟之道，一时之间竟然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其中最具杀伤力的“无敌舰队”，就是被严复翻译成“天演论”的进化论学说。由于人类历史被貌似科学地解释成为一个“进化”过程，于是就有了“先进文明”和“落后文明”和之分，甚至有了“高等民族”和“低等民族”之分。而在当时的中西实力对比当中，中国可以拿出来证明自己并不落后、并不低等的东西少之又少，西方可以拿出来证明自己绝对先进、绝对高等的东西多之又多，于是在进化论的理论框架中，就得出了中华文明或整个东方文明都属于落后和低等文明的悲惨结论。

这在当时就是一颗“精神原子弹”，伴随蘑菇云的升起，亿万中国人的精神支柱土崩瓦解。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有所不同的是，天道-天朝-天子-天下这个精神结构是中华文明的核心组成部分，从来没有脱离天道而存在的中华文化，也没有脱离天朝而存在的中华民族。如今一套“天演”理论把中国人的“天”整个给“演”没了，而国家成了列强的殖民地，人民成了低等的“东亚病夫”，此后的命运就是一次次折磨和羞辱。严格讲，这时的中国，在传统文明的意义上已经灭亡了。

“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一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康有为1898年京师保国会演说）

回顾地看，这决不是一个正常情况。历史上，按照文明交流的自然规律，在互有高下的文明之间，都是互通互鉴、相互交融的关系，不会发生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完全替代。

如前所述，从16世纪末到19世纪初这两百年间的中西文明交往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可见，西方的称霸过程主要是在中西交往的后期，此后它采取了一些特别的帝国主义行径，使得它实际上是将对手作为否定性的“他者”对立面，一路踩着各个“东方文明”的尸体拾阶而上最终登上高峰的。因此，可以说，包括“中国思想”在内的各大“东方思想”的名存实亡，其实也正是“西方思想”成为全球主导思想的内在前提条件。

其中一个非常致命的、典型帝国主义性质的思想武器，就叫做“极端化的二分法”。纵观西方建立全球霸权的历史过程，这个堪称为一种“极端思想”的思想武器无处不在使用，无时不在使用。而最终效果之神奇，恐怕连发明者都始料不及。因为这把杀人刀，往往是被受害人自己拿过去插到自己身上的！

先看一下严复的这段话：“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论世变之亟》，1895年）

再看李大钊：“南道文明者，东洋文明也；北道文明者，西洋文明也。…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

都是极端化的二分法。不同的只是有些比较侧重事实判断，有些则直接加入了价值判断，明显是一褒一贬，一扬一抑。在当时的中国，这是个非常流行的思维方式，类似的两两对比处处可见。很大一部分中国学人主动将自己的文化归入黑暗，以成就他者文化的光明。

这就是帝国主义的文化战争。孟子说“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到了人人都对本国文化展开“自伐”的时候，“西方思想”对于“中国思想”的全面胜利，已犹如探囊取物一般。

流行的观点认为，当时这些知识分子是因为救国心切，不对本国传统文化加以严厉批判不足以唤醒国民，不全面接受西方文化就不能改造社会，因此是必须的。

可以认为这个观点没有错，中国近一百多年的革命实践，也证明了这一观点基本正确。但很多人忽略掉了问题的另一面，即：这种极端化二分法之所以被发明出来，正是帝国主义策略的一部分，是霸权工具，要的就是对方的全盘接受，以及接受之后的自我虚无、自我否定、自我颓废。借用新的术语，就是“逆向民族主义”。

“逆向民族主义”这把刀插到中国自己身上，刀把子却在西方帝国主义思想家手里。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在《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中描述了这把刀的锻造过程，他写道：“在1700至1850年之间，欧洲人按照想象或者说是迫使世界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阵营：西方和东方。在这一新的观念中，西方被想象成优越于东方，这种虚构的贬低东方的观念，被作为理性的西方观念的对立面确立下来。确切地说，西方被想象成天然具有独一无二的美德：理性、勤勉、高效、节俭、具有牺牲精神、自由、民主、诚实、成熟、先进、富有独创性、积极向上、独立自主、进步和充满活力。然后，东方就成了与西方相对的‘他者’：非理性、武断、懒惰、低效、放纵、糜乱、专制、腐败、不成熟、落后、缺乏独创性、消极、具有依赖性和停滞不变。”

到后来连日本也学会了这一套。自从1885年福泽谕吉发表了《脱亚论》之后，针对中国和韩国的文化战争也随之打响，中国不再是原来那个高高在上的天朝，转眼之间成了“文明开化日益后退，风俗日趋衰败，不修德，不修身，目中无人，对天下事置若罔闻却高枕无忧。暴君污吏恣意欺下，其恶政难逃天罚”的“半开化国家”。同时，“日本人种优秀论”大行其道，如芳贺矢一编写的《国民性十论》，总结出日本人十大优点：“忠君爱国、崇祖先重家名、现实实际、爱草木喜自然、乐天洒落、淡泊潇洒、纤丽纤巧、清净洁白、礼节作法、温和宽恕”等，同时又归纳出中韩等国民的低劣性。于是，日清战争成了“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的战斗，其胜败关系到文明日新的气运”，日本人发动战争是“为人类的进步和文明的幸福而履行至当的天职”。（福泽谕吉）

最后，当然是炮火战争为文化战争划上句号，给出最终结论。中国战败了，败给了西洋和东洋所有入侵者，那么，无论是你的文明，还是你的文化，还是你的“中国思想”，也就统统结束了，曾经的伟大、光荣和正确，统统消失了。

这就是“中国思想”在近代以来的命运。过去没有名字，是因为至高无上，不需要命名；后来没有名字，是因为一败涂地，没资格命名。

“中国思想”的前世今生和它的“无名之谜”，大概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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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世界上并未流行“中国思想”这个说法。因此，直到现在，这个概念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但“中国思想”这个东西确定无疑是存在的，尤其是在“西方思想”这个概念出现之后，“中国思想”也必然作为“他者”之一随之而出现。而且就像“西方思想”用“西方”二字将自己与所有其他地方区别开来一样，“中国思想”中的“中国”二字，就是将自己与其他地方产生的思想区别开来的一个划分。既表示地理范围，也表示文明类型。

进一步描述，“中国思想”应该是一个包括很多内容的集合，中国历史上的儒道释三大家，以及法家、墨家、名家、阴阳家和纵横家等众多的杂家，以及宋明理学、清代学术和近代以来的各种新兴的主义，都应该包括在内。就像“西方思想”这个概念也同样包括非常之多的内容一样。

但这个集合再大，仍是一个有边界、可衡量的“有限集”，在大小上远远小于“中国人”这个集合。因为历史上所有留下了重要思想的中国人，其数量一定远远小于所有可以被称为中国人的人。

另外，如果认为所有的重要思想一定有图书作为载体，那么“中国思想”这个集合还应该远远小于“中国图书”这个集合。因为记载了重要思想的中国图书，一定远远小于中国历史上所有印刷、出版过的图书。

而既然“中国人”、“中国图书”这类概念都可以被广泛接受，那么，“中国思想”也完全可以被当作一个流行概念使用，尽管其内容比较模糊，其元素缺乏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