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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扬:纪念改开40周年之二——落后者的原罪与胜利者的特权

2018-02-13 07:28:20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文扬

上一篇说了,对比40年前后,中国巨大的发展成就,超出了海内外学者最大胆的预测,也超出了普通中国人最出格的梦想。

这毫无疑问是个惊人成就,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特殊问题。

首先是速度太快,在文明兴衰这种历史尺度上,40年时间太短了,人们还来不及完全理解眼下发生了什么,也来不及充分反思这个巨变的全部意义,2018年的中国就已经是一个80多万亿人民币GDP规模的超大经济体,而且全世界都看到,照这样发展下去即使增长速度较低中国也很快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

这是一个令人晕眩的结果,人的头脑需要反应时间,人的思维带有很大惯性,人的心态都是慢慢调整,面对这个40年前还完全不敢想象的现实,一些人还不能接受,另外一些人是内心不想接受,还有一些人是根本无法接受。

世界历史上也有过类似的高速崛起,但情况有所不同。一种是经济发展的起点较高,比如先有了得自于海外掠夺或奴隶贸易的巨量财富,之后国民经济全面增长;或者是时间较长,都是百年以上,包括了整个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时代;或者是人口规模较小,历史上西欧的崛起是多个小国的先后崛起,只相当于中国省或市的量级。

所以,极低的起点、极快的速度、极大的规模,这三条为中国40年改开进程所独有。

对于极低的起点这一点,今天有些人不太愿意承认,特别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没有了亲身体会,真实的历史在他们对网络信息的选择性处理中被严重地扭曲和虚无了。

几年前曾有个说法,说幸好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并不完全清楚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否则的话,很可能根本就没有追赶的信心。

这话没有错,当时的起点之低,在民生这一个层面有着最切实的记录。十几亿中国人,大多数人的40年是从可以天天吃饱饭、有肉吃开始的,之后陆续经历了第一次穿皮鞋,第一次看电视,第一次戴手表,第一次用冰箱,第一次装电话,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开车,第一次买房……

陆续又出现很多人有了第一个一百万,第一幢投资房,第一笔外汇存款……

差别只在起步先后和用时长短,但跨度没有超出一代人的时间,就像是变魔术一般,一个总规模超过整个美国人口的中产阶级人群,出现在中国所有城市当中。

这是中国改开40年最为独特和惊人之处。

落后者的原罪

一方面由于客观现实变化太快,一方面又由于主观认识反应太慢,总之,今天的很多人生活水平进入了2018,而思想却长期停留在1978、1988,停留在了中国是个极为落后的国家、中国一切都要以西方为楷模为标准、中国必须接受批评和指导这样一个思想水平上,没有任何变化。

也不能全怪他们。近现代的几百年,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大争之世,先进者为所欲为、落后者挨打挨骂是天经地义,落后者不仅必须接受先进者的统治和领导,而且还要不断自省、自责、自我否定,不能有任何自信、自立、自我肯定的表现,就像奴隶和主人、罪犯和法官的关系一样。总之,落后成了一种原罪,需要终生寻求救赎,否则随时遭受惩罚。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人都背负着这种原罪,就因为在经济、科技、知识等方面的落后而被认为整体愚昧、无知、低能、卑贱,被认为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行,什么都要向西方看齐。

西方人自己当然要不断强化这样的定位,因为他人的原罪正是其全球统治的合法性来源,殖民主义时代一手持剑、一手持圣经打遍全球无敌手的历史辉煌早已成了他们融化在血液中的记忆,只要非西方民族都承认自己有原罪,那么西方人就理所当然成了全人类的上帝。

但事情的难解之处在于,同时还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长期以来一直比西方人还要卖力、还要执着地在强化着中国的原罪定位。对他们来说,中国必须是落后的,必须是追随西方的,必须是差距很大而且做什么都不对的,如果不是这样,他们自己就没有用处了,没有价值了,因为引导本国接受西方的救赎一直是他们的专属职业。

在被称为“中国政治改革”这个领域里,集中了最多的职业说教者、引导员、批评家,他们坚定地认为这是中国最为落后的一个领域,无论中国的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进步取得了多大的成绩,都不足以让他们放弃“中国政治体制严重落后”这个认知,而先进的标准也完全不看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和社会进步,只看是不是接近了西方式的自由民主。

这个现象很奇特,40年里中国经济社会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但他们40年里始终不变地围绕着那些来自西方的、从来没说清楚过的政治命题反复论证,比如自由的含义是什么,比如民主是不是好东西,比如人权和主权谁高谁低。很像是某种数学猜想或哲学思辨,完全游离在现实问题之外。

明明是中国政治问题,但他们不很关心中国历史传统,先秦学术、秦汉统一、唐宋之变和明清社会,都视而不见,似乎只有17-18世纪的西方思想出现之后人类社会才有了政治这门学问。而明明是源自西方的政治理论,他们却也不太关注世界的变化,对于西式民主的普遍失败、西方国家自身的重重危机以及西方学界对此的反思和批判,也同样视而不见,似乎真理只掌握在他们自己手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只要和他们的理论不一样就一定是错了。

脱离现实到了这个程度,就只能从心理学上解释了,或者可以称之为“落后者原罪综合症”。其主要表现,就在于拒绝接受中国不再是落后者而且没有原罪这个现实,他们选择无视历史、无视现实,执着地停留在中国大大落后于西方、必须接受批评和指导的那个时代。因为只有那个时代,他们才可以居高临下、睥睨众生,享受着作为西方政治传教士的高傲。

为什么说要抛弃老对手?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改开40年后进入新时代的中国面临的新问题只会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既需要新的解释,也需要新的批评,但不再需要那些一味照搬西方假理论的、严重脱离现实的、本质上属于“落后者原罪综合症”发作的、自说自话的空洞批评。

胜利者的特权

人类历史就是这样,与落后者的原罪相对的,就是胜利者的特权,不会享用特权的,不是真正的胜利者,甚至也不能将胜利成果长期保持下去。

近五百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是最大的胜利者,也是特权的最大享用者。将自身的野蛮文明装扮为高等文明,把掠夺起家的黑历史改写为竞争优胜者的光辉故事,都是特权的出色运用。而由于其他人都是失败者和落后者,所以西方在任意裁剪和涂改世界历史时,没有遭遇任何挑战。

今天的形势变了,五百年来第一个非西方文明的胜利者出现了。没有例外,这个胜利者也将充分运用自己的特权,否则对不起这个来之不易的胜利。

然而,与西方有所不同的是,由于中国是从被西方压迫的地位上翻身赶超上来的,所以首先要做的事情,还不是世界的事情,而是要把长期以来强加给中国的诸多污名逐一清洗掉,把被颠倒的自身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把束缚中国思想界、舆论界的各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桎梏解除掉,总之,是一场大规模的拨乱反正。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胜利者,胜利了当然就是事情做对了,当然就是道路走对了,那么与这40年紧密相连的建国70年、共产革命100年、救亡运动170年、大一统国家2000多年、中华文明5000多年,当然也大部分是对的。而且胜利成果越大,历史中的正确成分、光辉成分越多,当中国最终成为世界第一时,很多关于中国和中国历史的固定成见都将被彻底改变。

实际上,不仅中国自己要行使胜利者特权,将失败者的历史记录改写成胜利者的道路描述,而且整个世界也会将“中国什么地方出错了?”这个老的发问改变为“中国什么地方做对了?”这个新的发问,因为世界各国都在寻找道路,发展道路上的胜利者自动成为指导者,这是理所当然。

在不久前英国《卫报》一篇题为“还在为脱欧和特朗普纠结不已?中国才是关键!”的文章下面,有这样一些读者留言:

dcroteau:中国在人类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已经很久了。美国不过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叶小舟,英国也差不多。的确,全世界应该更加认真研究中国,但原因不在于它是个可怕的超级大国,而是在于中国这个国家在几千年世界历史上始终是一个稳定的存在。

Lafcadio1944:"人类命运共同体"、“经济协调发展”、“双赢合作”、“伙伴关系”、使用“大数据”帮助穷人脱贫而不是压榨他们,这些概念都来自中国。长期以来西方之所以没有对中国给予关注,原因就在于西方认为“零和博弈”、“争夺霸权”等思维模式是理所当然、不容置疑的。西方人秉持一种观念,认为自己的思维模式是普世的、绝对的,而这种观念体现了某种宗教情感。事实上,西方观念的确具有很强的宗教味道。

lavantfox:也许我们最明智的选择是……主动成为中国的属国。我们终究需要一个大国来依靠,为什么不选择那个可能成为21世纪超级大国的国家呢?  

可以说,这些言论构成了历史巨变的一个见证——从落后者的原罪到胜利者的特权,两者转换所需要的时间,比人们想象的要短得多。

但如果继续深陷在“落后者原罪综合症”中,这个转换却有可能永远不能完成,而中国的学界将错失一个重大历史机遇。这就是为什么要在这时期提出“抛弃老对手,迎接新问题”,提出摆脱“落后者的原罪”,行使“胜利者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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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扬

文扬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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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马密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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