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奇迹背后有怎样的政商关系？要从商周谈起-文扬-观察者网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文扬】

上一篇写道，周朝在中原定居农耕区实现了第一次大一统，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政治奇迹——原本作为地理概念的“天下”，通过“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制度安排和“德治天下”政治策略的实行，成了一个地理、政治和伦理的“三位一体”一种由天道、人伦和天人相与之际这三方面所构成的整体秩序。

70年对话5000年，今日中国人回看历史，周初创造出来的这个整体秩序对于后世的巨大影响，无论怎么样评估都不过分。归根结底，中国人一直以来的“天下国家”，就是这种以“天”为核心观念的整体秩序的必然产物，而“天下国家”一旦建立起来，也就随之成为了整体秩序的守护者。

若是一个普通的国家，偏安一隅，被列国所包围，当然谈不上守护“天下”，守护天人合一的整体秩序。黑格尔是18-19世纪之交的人，给国家下的定义是“神自身在大地上的行进，即是国家”，他到底在说什么？只能问他自己。

国家是一个文明的核心创造，“天下”型定居文明只认天，不认神，所以创造出“天下国家”来守护“天下”秩序，不会去管到底哪个神往哪里行进这种局部问题。而国家的本质不一样，方方面面都不一样，正是“天下国家”的本质，决定了中华社会中方方面面的独特性——为什么成为了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为什么成为了唯一的“广土巨族”？为什么成为了最大的“原住民国家”？但另一方面也要问：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商业不独立？为什么科学没有发展起来？为什么海洋事业没有发展起来？

70年对话5000年，今日中国人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上，应该能够一一回答这些历史之谜。本系列的这一篇，将首先尝试着梳理一下中国历史上政府与工商业之间，或官僚集团与商人集团之间的关系，并对“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商业不独立？”的问题做一个解答。

一、独特的政商关系起源于商周之变

很多人忽略了一个史实，今天汉语中的商人、商业、商品、商旅这些词当中的“商”字，就来源于商朝[1]。也就是说，武王灭商之后，前殷遗民作为一个氏族整体，在失去了贵族地位和王畿土地之后，与“行商坐贾”这个普通职业联系了起来，成了专门从事商业的奴隶，于是发生了氏族名和职业名的重合。

在古代世界，一个氏族或部落集体从事某一个职业是普遍现象。印度种姓制度就起源于雅利安人入侵之后全社会的阶级分层和职业分工[2]。但为什么殷商遗民会成为商业奴隶而不是其他职业的奴隶？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看。

第一、在殷人方面，殷商贵族原本就是一种“自然状态”的贵族，既从事军事征伐，也从事长途贸易，与前现代的欧洲贵族很像，贸易与掠夺不分。

开国时期，汤采用伊尹的策略，通过用自己部落的“文绣纂组”交换夏人的粮食，利用贸易战削弱了夏的力量。商朝建立之后，商贸很发达，曾出现过长期繁荣，城邑里有常设的“市”，市内有各种“肆”，货币也大量出现。

甲骨文里有很多从“贝”的字，并出现“易贝”、“取贝”、“得贝”、“朋来”、“丧贝”、“朋亡”（十“贝”为一“朋”）等表示货币往来的用语。而汉字中与钱财和交换有关的字，很多都是“贝”字旁，如買、賣、貴、賤、贏、負、賺、賠、資、財、貨、賬等等，即源自于商代用海贝做货币的时期。后人所说的“殷人贵富”是有根据的，在《商书·伊尹朝献》中，就记录了当时来自远方各地的珍贵物产。

《商书·伊尹朝献》部分内容

第二、在周人方面，“小邦周”推翻了“大邑商”之后，并没有简单换代成为“大邑周”，而是非常进取地，甚至超前地建立起了一个“天下宗周”大一统，一个范围广阔、“协和万邦”的“天下国家”。

这很伟大，因为建立和管理一个“天下国家”，不是一般的“建国”和“治国”，而是“平天下”，本质上就是在当时的有限地域内越过诸侯层次的“国家政治”直接建立一种“世界性”的政治秩序[3]。

《尚书》中《康诰》《酒诰》《梓材》三篇文告反映了周朝统治者矢志于“德治天下”的开阔气象，周公要求同姓诸侯们“宏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应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4]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新朝的统治者们集体转型成为了一种心怀天下的“事业型”贵族，格局升级，视野扩大，从此远离俗事，不再直接涉足唯利是图的商业。

武庚之乱被平之后，殷商遗民地位更低，被劝导“肇牵车牛，远服贾用”[5]，沦为专门从事商业的职业奴隶。从此，由官府管理工商业的“工商食官”制度出现了。商业被列为“九职”之一，由商族奴隶具体从事，“凡民自七尺以上属诸三官，农攻粟，工攻器，贾攻货”，由官府设贾正、工正进行监督管理，按人户编制，世代为奴，不准迁徙改业。周族贵族们与奴隶们严格分开，购买东西只能通过手下仆役去办理，“士大夫不杂于工商”[6]。

士大夫画像（来源：wikipedia）

中华社会独特的政商关系自此滥觞：贵族官府从事着高尚的“平天下”事业，奴隶商贾从事着低贱的商业，从此上下两隔，三千年不曾翻转。“官工商”、“官山海”、“官盐铁”等政策相继出现，意味着官府对于商业不容置疑且为所欲为的管制，商朝以前那种“自然状态”的商业，从此被人为设计的“天下国家”制度给永久框定在了一个固定的地位上。

二、利弊总盘点

西方学者不解何为“天下国家”，自然也看不懂商周之变的本质与中华独特的政商关系，即使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大学者，也难免迷惑。费正清问道：

在中国历史上，美国人迫切想得出答案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商人阶级不能冲破对官场的依赖，以产生一股独立的创业力量呢？[7]

问题本身已包含了结论：中国历史上这种政府高高在上、商人低低在下的关系，完全是弊端。费尔南·布罗代尔也说：

中国社会，政府的权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统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他们对任意征收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8]

很多中国学者也持类似看法。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说：“秦汉以后的历代中国商人都把钻营附庸政治权力作为自己存身和发财的门径。”王毅在《中国皇权制度研究》一书中写道：“托庇于官僚政治之下，是制度环境对于中国商人生存出路的根本性规定。”[9]

众口一词：中国历史上工商业发展备受压制，商人不得不依附于官僚，从未成为独立的力量，这一现象就应该归罪于统治者的狭隘和自私，而且也应被视为是中国社会的一大弊病和在近代之后落后于西方的一大原因。在大多数中外学者们当中，这一重大历史公案已有固定结论，而且还延伸到了当代。近年来关于“国进民退”的争论，关于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的争论，关于国家产业政策的争论，也无非是这一固定结论的展开。

近年来关于国家产业政策的一场辩论

“市场派”人士的这种定论，表面上看颇有道理。在理论上，有一整套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做支撑，在现实中，又有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成功样板，争论时引经据典，图表一堆，很是雄辩。但实际上，这一派人士，无论是国际权威还是国内大咖，统统犯了一个基本的前提错误：

中国不是普通国家，而是“天下国家”，中国政府不是普通政府，而是怀抱“平天下”理想的“官僚-士人联合体”。在经济学理论中那种可以被简化为只有“管制”功能的模型因子，甚至可以被简化为国民经济方程组中某几个变量的“理论政府”，与实际中的中国政府，根本不能相互等同。

他们没有意识到，“天下国家”的复杂性和“平天下”的困难性超乎想象。这一点，其实正好反映在西方学者一直以来关于中国的另一个巨大的迷惑中，即中国人对于政治统一的那种难以理解的永恒追求——秦始皇吞并六国完成天下一统，汉高祖一介白徒全取天下且汉承秦制，隋文帝在历经四百年军阀割据之后通过篡位成功恢复统一，满族作为东胡入主中原汉地完成了草原与中原的大一统……，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无不对“大一统”持之以恒地“不忘初心”。基辛格《论中国》一书在提到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时写道：

然而，冥冥中似乎有一条法则，注定帝国必须统一，孙中山只当了3个月的临时大总统就让位给了袁世凯——一个掌握唯一一支能统一中国的军队的统帅。[10]

这其实就是“天下国家”独特政商关系的另一面。人人都承认说，中国自古以来就享有一个巨大的统一市场，由于人口众多且交通便利，这个巨大市场为中国周期性的经济繁荣和经常是世界第一的经济总量提供了根本的保障。但是，为什么不问一问：

这个得天独厚的经济发展条件，又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呢？是天然具备的吗？历史上有过很多四分五裂和兵荒马乱的时期，秦末乱世、五胡十六国、唐末五代十国，包括元初和元末的中央政权真空时期，有人会认为这些时期是人民的好光景吗？那些不忍卒看的黑暗时期，到底是如何结束的？是如何重建了统一、恢复了和平呢？

关于中国这个“天下国家”，首先应有一个基本的事实判断：从周期性的四分五裂中一次又一次地重新统一，在分裂与统一的循环中一次又一次地扩大版图和人口规模，这个持续数千年一以贯之的连续事业，正是由一以贯之地追求“平天下”理想的“官僚-士人联合体”所主导的。

换个说法，若将中华五千年看作单独一个“总王朝”，那么对这个“总王朝”的“总政府”进行“总评审”，可以认为，虽然频频出现“坏皇帝”的问题，也有不少黑暗时期，但五千年里完成的“总成绩”，则是极其伟大的，无人可及的。因为最后做一个“总盘点”的结果，是今天赫然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独一无二的“广土巨族”，唯一以原住民为核心，主要通过文化的同心圆扩张而不是武力的海外殖民完成其民族融合和扩大的“广土巨族”。[11]

清前期地图

当然，“总盘点”另一方面的结果，就是事业的垄断性和商业的依附性。事实是，被“天下国家”的制度固定在一个低下地位上的商人集团，并不与事业型的“官僚-士人联合体”共享同一个远大抱负，也不属于“天下一统”事业的主要力量，而是毫无例外地只专注于商业和企业。由于“天下一统”事业过于宏大，不容挑战，事业与商业之间实际上存在不可跨越的鸿沟，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商人集团尽管也有过强盛的时期，却从未成为国家事务中的独立部分，也从未主导国家事务。

20世纪20年代曾经创造过“柯立芝繁荣”的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曾经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美国人民的事业就是商业”（After all, the chief business of the American people is business）。这句话很适合美国，也适合大部分欧洲国家，甚至适合当代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事实上，所谓的“重商主义”一直就是很多国家的发家之道。一个国家只要信奉“事业就是商业”、“商业之外无事业”的理念，商人阶级不要说作为一个独立的创业力量，就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势力甚至控制整个国家的特殊势力，也毫无障碍。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从古至今巨大的统一市场和人口规模，与西方国家“事业就是商业”的商业立国传统，两者之间其实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欧洲不是不希望统一，而是分裂的力量远大于统一的愿望。没有强大的中央政府，就没有大型国家，也就没有统一红利；而商业立国的政府，源于城邦文明传统，不能为大型国家的长期统一提供保障，只有在同时配合帝国主义海外殖民征服政策才有可能建立基于殖民地的统一市场。这两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不能轻易忽视。

三、政商关系的几种变异情况

欧洲历史上也有过多次建立“天下国家”的努力，近代之后甚至构建了一个西方化的全球“世界秩序”，但终于没能成功。如果将近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类比于中国三千年前“德治天下”“协和万邦”的“周道”，那么，今天的世界也很像是“周道衰废”之后的“礼崩乐坏”时期。可见，真正做到“平天下”绝非易事。

实际上，中国也并非一直都是“天下国家”，历史上大多数时期，“平天下”也只停留在理想当中。在“礼崩乐坏”的时期、四分五裂的时期、休养生息时期、夷狄环伺的时期、天下将亡的时期，“平天下”的理想和事业就只能暂时搁置。

唐末藩镇简图

在这些“弱事业”或“无事业”时期，“天下国家”也会退化成普通国家，这时的政商关系就会出现各种变异。而即使是在大一统得以实现的那些“强事业”时期，政商关系也会因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统治者而呈现不同的模式。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虽然“集权”和“抑商”是主线，但也会此起彼伏地出现商业的繁荣，甚至出现商业立国、商业战争的局面。

例如在“周道衰废”之后的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各诸侯国纷纷称王称霸，整个社会处在“礼崩乐坏”的“据乱世”，客观上形成了一种返回商朝的复辟。大商人地位甚至超过了官吏，“如贾三倍，君子是识”。[12]

当时的齐国在“管仲相齐”四十年里，“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民疾作而为上虏矣”[13]，出现了难得一见的“国家重商主义”。齐国不仅靠“轻重”之道商业强国，还通过发动商战来争夺中原霸权。这是商业凭其本来的“自然状态”重新发育，各种形态即纷纷出现的时期，除管仲“轻重法”之外，范蠡的“待乏术”，李悝的“平籴法”，白圭的“弃取术”，也都是当时工商业繁荣的反映。

到了汉朝初期，由于战乱刚刚平息，又恢复了分封制，“天下国家”的宏大事业暂时被搁置，朝廷“无为而治”，天下休养生息。所以，虽然也实行“贱商”“抑商”政策，“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14]，但还是采取了一系列的自由放任政策，开关梁，驰山泽之禁，除田租税之半，允许民间自行铸钱。

其结果是，商业的“自然状态”再次重新发育，“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15]，景帝时期的“有市籍不得入宦”的法律成了一纸空文，大商人“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千里游邀，冠盖相望”。历经“文景之治”，汉朝终于在开国70年后，迎来了国强民富的盛世，《史记·平准书》记载：

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会。[16]

春秋战国和汉初时期的商业繁荣时说明，古代中国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可以自动发生的。自古以来独享的“天下”型定居文明，天然就蕴含优越的资源禀赋，天然就养育富于商业精神的人民。定居文明中人，与游牧、游商、游盗民族大不一样，大多数人都有勤劳致富的动机和本领，“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也”[17]。因此，只要“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一两代人的光景，即可出现经济繁荣。

与汉初情况类似的，还有隋朝文帝时期、明初洪武时期、清前期康乾盛世等。汉朝在开国70年后出现的富庶景象，隋朝时在17年后就出现了。据《隋书·食货志》载：

隋文帝既平江表，天下大同，躬先俭约，以事府帑。开皇十七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所有赉给，不逾经费，京司帑屋既充，积于廓庑之下，高祖遂停此年正赋，以赐黎元。[18]

但遗憾的是，对于以“平天下”为永恒事业的“天下国家”，真正“国家无事”的时候不多。

首先，“天下国家”的集权与抑商是同一个事业的两面，因此对于商业的“自然状态”发展总是有容忍限度的。社会两极分化一旦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地步，富人地位上升一旦到了“封君皆低首仰给”[19]的地步，政商关系一旦到了“贵人之家……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执国家之柄，以行海内”[20]的地步，国家的干预就必然发生，“无为”必然要转入“有为”。

再者，即使不是因为商人分权直接引发国家出手抑商，“天下国家”也会因为别的事业直接或间接打击工商业。

汉武帝刘彻登基后，“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兵连而不解，天下共其劳”，为了解决中央财政“用度不足”的问题，开始推行一系列强硬的国家专营政策。首先是盐铁专卖，一举数得，“令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也。”[21]而桑弘羊的“均输”和“平准”两项政策，前者是商品流通上的统购统销，后者是商品市场上的物价管制，“万物不得腾踊”，也同样成效显著，中央财政收入大增，“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但与此同时，却是“商贾无所贸利”[22]。最要命的是，一旦黩武与抑商同时成为国之大事，商人们的集体末日就到来了，随着强硬的“算缗令”和后续的“告缗令”的相继推出，终于“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23]

汉武帝塑像

武帝对自己一生的功过，在他晚年时与大将军卫青交心时，说过一段颇通情理的话：“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但是他也坦白承认：“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 [24]到了宣帝时期，武帝时打下的国威充分体现出来，“汉秉威信，总率万国，日月所照，皆为臣妾。”[25] 此后越两千年，中原定居文明在这个时期拥有的压倒性的强势，后世再也没有出现过。

四、一种能够创造奇迹的政商关系

当代学者们从商业发展的角度审看中国历史，往往将商业兴衰的原因简单归为制度或文化的好坏对错，而少有在“天下国家”和大历史尺度中的综合考察。

汉武帝时期的民间工商业的确遭遇过毁灭性的打击，但此后相当长时期中国都享有一个比之前更大范围的定居文明圈和更大规模的统一市场。若抛开王朝循环的框架，仅关注秦汉之后两千年来中华定居文明圈和统一市场的大小变化，会发现每一次的大一统重建，实际上同时也是定居文明圈范围和统一市场规模的扩大。隋唐、蒙元和明清，几次大一统都是这样。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华政商关系中，有一种最特殊的情况，就是政府的事业中包括了商业发展的内容，政商两方面的目标客观上保持了一致，并有互相促进的效果。

例如两宋时期，由于当时的宋王朝所统一的“天下”是一个被压缩了的“小天下”，北面是大辽，西面是西夏和吐蕃诸部，西南是大理国，从“大天下”的角度看，相当于一个割据局面。所以会出现与春秋时期管仲变法类似的范仲淹变法和王安石变法，即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不以“平天下”为目标。

王安石变法，贯彻“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备边府库不可不丰”的方针，“方田均税”“青苗”“免役”“市易”“免行”“均输”等政策都围绕理财展开，前三条是针对农业，后三条针对工商业。

就是说，当“天下国家”本身相对弱小，而且处在强敌环伺的“国际环境”中时，事业的目标会大大降低，就可能会退到与商业目标重合的位置上。而事实上，宋代的经济发展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高峰，很多学者相信当时中国的GDP位列世界第一。

最后，不妨引申一下：70年对话5000年，当代中国的经济腾飞与历史上多次发生的经济繁荣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这一点值得密切注意。

若将新中国70年放在5000年的历史延长线上看，首先，在建国初期必然要以保卫新生国家这个最大的事业为重。

当时的世界形势，比起历史上夷狄环伺的时期更要凶险百倍，新中国能不能在核战争威胁的环境中生存下来？能不能在敌对的周边环境中守住属于中华民族的疆土？能不能在不出让主权的前提下获得先进工业国的技术援助？能不能独立自主地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

事后看来，这几个当初看起来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实际上也是所有其他二战后独立的新兴国家都没能完成的任务，新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都基本完成了。事后看来，无论当代中国的国体和政体与历史中国的情况有多大的不同，甚至难以相提并论，但有一点却是一以贯之的：一个事业型的政府举全国之力实现既定目标。

而一旦生存问题解决了，国家主权保住了，工业基础奠定了，人口规模起来了，政治稳定实现了，统一市场形成了，在客观上，那个三千年来持续不断的事业与商业交替完成历史任务的伟大历史逻辑，也就可以再次发挥独特作用了。人们看到，由于这一次是在新中国超大版图和超大规模人口的基础上完成的事业准备，一个史诗级的奇迹终于出现了。

新中国的史诗级奇迹

“改革开放”之后，这个事业型的政府，在对国际国内形势进行清醒判断的基础上，正确地调整了阶段目标，开始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从历史上看，这是史上第一次从政府的理性设计出发，主动地使事业目标与商业目标保持一致，并努力实现两者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历史见证，在短短40年时间里，人类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一波经济腾飞发生了，中国的高速崛起震惊了世界，也震惊了中国人自己。

当然人们可以说，这一次经济腾飞是在工业革命和现代化浪潮中发生的，也是通过向先进工业国学习和借鉴而实现的，是“科学发展观”的产物，与历史上的情况有很大不同。但同时也应该问一问：为什么完全同样的工业革命和现代化浪潮，同样也是向先进工业国学习和借鉴，其它后发国家却没有发生同样的经济腾飞，更别提大国崛起呢？

当今很多专家学者都在试图破解“中国奇迹”的秘密，但说来说去不得要领，因为大多数人都只见当代中国，不见历史中国，忽略了重要的历史维度，没有看到三千年“天下国家”独特的历史逻辑。

今天的中国正在一个新的事业型政府的率领下大踏步进入新时代。可以预计，正在调整中的新型政商关系仍然在最佳关系的范围内，当然还可以继续创造震惊世界的奇迹。认识到这一点，还有什么理由不对中国经济保持信心呢？还有什么理由因为一点点风吹草动而不知所措呢？

这一篇内容较多，篇幅略长，感谢阅读。下一篇谈“通过春秋战国理解近代西方”，敬请关注。

参考文献：

[1]吴慧：《商业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2

[2]【英】迈克尔·伍德，廖素珊译：《印度的故事》-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7

[3]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北京：中信出版社

[4]《书·康诰》

[5]《书·酒诰》

[6]吴慧：《商业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2

[7]【美】费正清著，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第四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9

[8]【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肖昶等译：《文明史纲》-南宁：广西师范学院出版社，20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