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

文一:看得见的手——政府在中国工业革命中扮演的角色(下篇)

2017-02-20 07:24:36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文一】

本文为文一教授长文《看得见的手——政府在命运多舛的中国工业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下篇,观察者网编辑马力、清华大学博士生王莉丽翻译,文一教授在译文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和修改,观察者网首发中文版。

在上篇中,文一教授指出,“工业化从来不是自由放任的小农市场经济的产物,它是国家意志的产物。它一直是一个具有强大决心和凝聚力的重商主义政府为了赢得国家生存和国际竞争,利用国家和市场两个力量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主动不断进行产业升级的结果”。作者详细阐释了国家主导下市场经济发展的“胚胎发育”理论,并以英国、美国和日本三个国家的发展阶段为佐证进行了说明。今天的中国已经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门类齐全的工业化国家,那么中国的发展是否可以用“胚胎发育”理论来解释呢?这就是作者在下篇中将要讨论的内容。

邓小平改革的原则

1970年代末,在反思了极左意识形态、闭关锁国、空谈误国、物质匮乏和缺乏“按劳分配”激励机制所导致的低效率和一系列社会思潮混乱之后,新上台的邓小平为他的经济改革提出了几条基本原则:缺乏市场元素的社会主义经济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增长;缺乏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市场经济便不可能强大和繁荣并被大众共享。而在中国,强大的中央政府和基层行政网络应该可以成为市场经济的支撑力量。

邓小平改革的惊人之处在于他并不知道,其实现代西方经济学根本没有形成任何能使落后农业国有效实现工业化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理论[1]

这一问题的根源,不仅在于从萨穆尔森开始建立的当代经济学理论,是工业革命完成后的福利时代的产物和一批应用数学家的智力游戏,其基本假设为了适合数学分析而严重脱离现实世界、脱离英国工业革命和欧洲列强崛起的历史。

而且还在于即便是当代那些博学的经济史学家们,也没有搞清楚历史上工业革命产生的机制,比如工业革命为什么首先发生在18世纪末的英国,而不是欧洲的其他地方,或市场机制和私有产权保护都更好的中国,以及棉纺技术高度发达而且盛产棉花(19世纪全球制造业最为珍贵的原材料)的印度。因而无法告诉落后国家如何复制工业革命[2]

以此对应,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却是由黑板上训练出来的几个哈佛顶级经济学家和俄罗斯一批崇拜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既不懂政治又不懂历史的激进年轻人主导的。他们从西方教科书出发,坚信“一切资源私有化、一切皆靠市场机制、金融资本自由跨境流通、政府全面退出经济活动”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崛起的秘密,因此也一定能为俄罗斯带来美国一样的经济繁荣、科技实力和主宰全球的金融力量。

他们主动弱化政府、国企、国家研究机构和公费教育医疗体制,放弃产业政策。他们认为西方当年崛起靠的是“民主、自由、法治、博爱”。他们认为市场万能,产业政策不过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只应强调企业家的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

他们认为那种毫无约束的、为了多获得1%的利润和回报就愿意置国家利益和公共道德于不顾、铤而走险的所谓“企业家精神”能够自动为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科技创新和技术革命,而不是“大头奶粉”、“苏丹红”、寡头垄断、房地产泡沫、金融诈骗和资金出逃。

他们认为是随心所欲的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而不是历代英国皇室的产业政策和坚船利炮,使得英国这个边陲岛国成为日不落帝国。

可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是,不光所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就连明治维新以后拼命模仿欧洲殖民主义列强的军国主义日本也不是这样认为的,更不是这样实现工业化的。

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斯文·贝克特(资料图)

正如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精辟指出的那样:“当年的大英帝国,作为第一个开启工业化的国家,并非是一个后来人们所描绘的自由、开明和廉政的国家。相反,它是一个军事开销庞大的、总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奉行干涉政策的、高税收的、债台高筑的、极端贸易保护主义的官僚集团和强权国家。它也绝对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Sven Beckert,2015)

所以中国的成功不容易:她不仅无法依赖正确的经济学理论做指导(因为这样的理论并不存在),而且还有很多错误的经济学理论来误导[3]

以下我们先简单列出邓小平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创出的“一条血路”,然后在下一节做详细描述和讨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经历了如下这些发展阶段:

乡镇企业繁荣阶段(1978-1988)

这个阶段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克服粮食安全问题。中国政府通过初步的农村改革(比如以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包产到户)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保证了基本的粮食安全。中国政府鼓励以商业交换为目的的农业生产(commercialized farming)和发展副业以使农民初步脱贫。

二是解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地方政府通过鼓励和扶持以远距离贸易为目的的乡镇企业,全面启动了农村原始工业化进程。这个方面非常关键,因为它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全部就地导入了初级制造业,刺激了原始分工和地方性商业网络的发育,大大增加了农民收入和购买力,为大规模国内市场形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虽然这一阶段依赖的是原始技术和国企淘汰技术,它为未来新企业的涌现和壮大创造了市场条件,播下了种子。

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1988-1998)。

全国性初级大市场和销售网络的形成引爆了真正意义上的、以规模化生产劳动密集型轻工消费品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这一阶段虽然依赖国外进口技术,但大大刺激了全国性劳动力的流动和企业管理、销售、技术方面的更新,使得中国产品开始能够真正地进入国际市场、加入国际竞争。上个阶段积累的原始资金也为这些规模化大生产方式的涌现提供了良好的金融条件。

工业“三位一体”繁荣阶段(1998-2008)

第一次工业革命导致的经济繁荣和产业升级提出了对能源、通讯、运输和动力工具的巨大需求,使得煤炭、电力、电信、高速公路、铁路、海运、汽车、火车等工具性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成为瓶颈。

由于巨大的公共品性质,工业化的继续深入需要一个有为政府通过国有银行体系和统一融资和税收来大力扶持这些基础设施产业。而融资和税收的基础则来自于前期农村工业化和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提供的巨大社会积累和储蓄。

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2008-)

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一场轻工业革命,那末第二次工业革命就是一场重工业革命。而这两场工业革命之间的连接铆钉就是以能源、交通和动力工具“三位一体”为特征的全面基础设施建设。

“三位一体”工业化的全面铺开很自然刺激了对所有重工业产品实现规模化生产的市场需求,使得企业进入原材料产业和重化机械工业和有利可图,因而引爆第二次工业革命,其标志是对那些支撑大规模轻工业品的规模化生产和运输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的大规模生产,这包括钢铁、水泥、机器、设备、化工产品、写字楼、现代商场、高速公路、铁路,仪器、机械设备以及所有的中间产品和部件的生产。

通过与成功工业化国家,尤其是英国工业革命历史进程的比较,就会发现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所遵循的发展路径正好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基本路径,符合经济发展的“胚胎发育”原理。由于道路正确,再加上后发优势和充分利用了毛泽东时期积累的正面遗产,中国的工业化速度大大提高,以至于每10年相当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50年。

中国目前正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下半段,也就是向重化工业技术的价值链顶端的冲刺阶段,以实现高端产业链的自主生产和设计。

一旦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国便会拥有一个自主的高端工业生产体系,一个能够规模化生产所有高技术产品(其中包括满足轻、重、化、电子工业品的规模化生产所需的所有机械设备和精密仪器)的良性循环回路(a positive feedback loop)。

这个良性循环的生产体系将非常灵活,可以对产业链终端消费者需求和全球市场变化做出快速的全局调整,这与冷战时代前苏联确立的、僵化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次工业革命获得的技术能力才为农业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因为现代农业属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而且是基于区域分工和多样化农副产品精细加工的规模化大生产,对管理、检测、储存、运输、冷藏、科研投入的都有很高要求[4]

在西方的经济发展历史中,现代意义上的大型金融体系诞生于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主要服务于巨有漫长产业链的重化工业的集资、产业运作和升级(例如在钢和铁路时代),这刺激了大规模信贷、资产和债卷市场的形成,金融监管能力的提高和货币体系的现代化。

中国只是在最近(即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下半段后)才开始认真着手推动金融改革,建立金融债卷市场,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跨国流动。这个推迟了35年的金融改革计划十分英明。

无论是贫穷的非洲、落后的东南亚地区,还是比中国收入和技术水平都高出许多的拉美、东欧地区和俄罗斯经济改革,都是因为被教科书误导过早启动了金融自由化和资本市场开放,导致一系列灾难性后果,葬送了好多机遇和发展成果,出现严重去工业化,自废武功。

金融资本属于短期投机性资本,而制造业所需要的资本是长期投资资本,因此只有国家力量和正确产业政策的干预才能够实现对金融资本的有效引导和配置,如都江堰之于洪水。鼓吹“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去监管化”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对这一点严重缺乏认识,因而对拉美国家采纳华盛顿共识以后出现的“过早去工业化”现象根本无力解释。

因为这些黑板经济学理论没有看清历史上真正的现代金融市场和资本流动是在欧美国家全面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由于大型重化工企业和巨大产业链(比如铁路运输体系)的兴起,才推动了现代债卷和金融市场发展和建设,以及由于受到多次金融危机巨大冲击以后才不断完善和建立的相应金融监管机制。

而落后的农业国和发展中国家,在毫无金融监管经验和所需信息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利用中小企业自留基金、民间小额贷款和国有银行体系就足以应付乡村原始工业化和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所需要的资金需求,而无需承担巨大的由于资本市场开放和投机性金融产品买卖导致的巨大系统性风险。

没有启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落后国家的资金链需求和资产市场小而浅,信息渠道极其欠缺、极不对称,极其容易被发达国家受健全监管机制束缚但富有投机赌博经验的金融大鳄和跨国金融公司操纵和炒作,使其血本无归,葬送发展成果。

巨大的投机性和套利机会本身也会把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稀缺资源,包括资金和企业家才能,过度集中到金融产业,导致真正意义上的资源错配和深度腐败。

可以预见,一旦中国稳健的金融改革和健全、完善金融监管机制这个目标得以完成,现代化的金融、债卷、股票、期权市场得以建立,中国将有能力高质量地、全面地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全面福利社会阶段。

西方国家是在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二百多年后的20世纪初期或二战结束后才普遍进入这一阶段的,当时这些国家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自己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与产业升级。福利社会阶段的特点是全面的经济福利(如健全的金融、医疗、教育服务和社会安全保障网络),和政治福利(如法制下的言论自由和公民对社会政治活动的的大规模参与)。

只有在社会登记制度变得完善、劳动力资源变得稀缺、福利分配变得量化、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这样一个高级发展阶段,对于违法犯罪的惩罚才可能具有真正的人性化的、量化的、有效的威慑效应(比如定量地限制获得经济福利和政治福利的权利)。在这个阶段之前的任何法律体系和其执行力度都会因此带有很大的极端性、任意性和不公平性(比如滥用私刑和死刑),尤其对于社会底层百姓而言[5]

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无论是摆脱贫困陷阱还是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就是必须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实现重型机械工业、或精密仪器工业、或化学工业、或冶炼工业以及以此相关的农业、食品加工业和医药品工业的精细化、规模化生产和研发的良性循环和科技创新的独立自主。

但是,要实现这一点,绝不能在经济发展的早期(比如还处于小农经济作坊手工业阶段或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就开始大搞重工业建设和金融自由化,甚至大搞福利社会(尤其为了争取选票而不断向选民许诺福利),而是应该循序渐进地通过市场培育和劳动生产力提高来逐步推进产业升级,并以工业化进程来倒逼现代企业制度、行政管理体系和监管制度的建设和完善。

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曾经十分流行。一般是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接近完成时期才开始具备技术手段、经济实力、监管条件和国家意志去反腐,并把腐败控制在一个不危及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的范围。普选民主从来不是工业化的原因和先决条件,而是工业化的结果。

试图以大跃进或蛙跳式的发展战略跳过早期原始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和轻工业革命阶段,过早迈入重工业甚至福利国家阶段,只能会由于经济基础不牢而导致发展失序、债务危机和政局动荡。

中国工业革命的具体模式

中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起跑阶段:乡镇企业繁荣阶段

中国式的原始工业化通过一大批集体乡镇企业的涌现而发生。在邓小平开启改革后的短短10年内,乡镇企业的数量和工业总产值,以及农民的总收入都呈现爆发时增长。乡镇企业数量增长了12倍,从150万家增加到1890万家;其生产总值增长了13.5倍,从占GDP的14%上升到46%。截止到1988年,乡镇企业创造就业岗位达1亿个左右,农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增长了12倍。

1980年,河南新乡,表彰乡镇企业的宣传车(资料图)

由于生活基本消费品供应出现爆炸性增长,中国在80年代中期告别了长期困扰计划经济下的“短缺经济”,同时解决了粮食安全问题。8亿农民成为这个时期经济改革最大的受益者。

乡镇企业这种爆炸式增长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到2000年,乡镇企业的工人数超过1.28亿(不包括迁移到城市的工人),达到中国所有农村劳动力的30%。乡村工业总产值达到11.6千亿元,是1988年产值的16.5倍,1978年产值的225倍。在1978-2000年,乡村工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率是28%,每3年翻一番,实际总产值在这时期至少增长了66倍。这种规模和速度的持续经济增长在经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中国工业革命的这一初始起跑阶段,复制了英国工业革命前夕所经历过的二、三百年的乡村原始工业化阶段。

那为什么这个原始工业化阶段没有发生在中国历史早期,即使当时具备很好的私有土地产权和土地转让的市场合约机制,比如清朝和民国时期?

这个谜团的答案现在很清楚:在清朝和民国时期,中国没有一个充分发酵的统一国内和国际市场来支持全国性的原始劳动分工,也没有大量的市场创造者和乡村企业组织者(原始工业化的“催化剂”)。

在这些早期的工业化尝试中,缺乏市场和市场创造者只能通过国家干预来补救。如前所述,欧洲历史上的工业化由强大的商人阶层领导,由意志坚定、军事强大、支持商业和制造业的重商主义政府支持,并由通过武装贸易和殖民主义等方式在世界市场获得的垄断利润所驱动。

中国原始工业化与英国原始工业化有一个根本区别:在英国(和欧洲其他地区),主要由商人自发地资助和组织乡村工业,他们召集农民从事合作生产,协调轻工业消费品(大多是纺织品)的生产和运输系统,管理远距离贸易和销售,并提供连续生产所需的贸易信贷和原材料。(例如,从初级“包买”制出现到大型工厂的产生)。

因此,在欧洲很多地方,市场创造和乡村工业组织的催化剂(或“经济酶”)是商人阶层,而不是生产要素(劳动,土地,工具)的所有者。激励和资助商人阶层在包买制下从事原生工业活动的是巨大的全球市场和盈利机会,而这些是由重商主义的欧洲各国政府,特别是大英帝国,依靠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奴隶贸易为基础的贸易政策创造的。

然而,在中国,创造国内外市场与组织乡村生产的企业家角色由中央与地方村镇政府扮演。这些政府官员是推进要素组织和生产方法的关键人物。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政府在确保政治稳定与社会秩序的条件下,利用所有可能的方式发展经济。

政府官员需要寻找新的出路,给当地人带来物质财富。农村和城市地区的各级政府官员,展开对经济成就的激烈竞争,因而变成了动机极强的“公共商人”阶层。通过择优选拔和与相邻区域的竞争,中国涌现了新一代有能力、有经济头脑的管理者。他们通过为企业提供低税率和廉价土地,吸引外资,为当地产品做广告,参与商业交易谈判,建立分销网络等方式为地方经济创造本地、全国乃至国际市场。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Oi(1992),“1978-1988年,集体乡村工业产出的巨大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创业的结果。财政改革赋予地方政府对增长收入的产权,并为地方官员追求经济发展创造了强烈的动机。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具备了商业企业的许多特征,官员则扮演了董事会的角色。”

因此,“中国式”乡村工业化通过一大批集体乡镇企业的出现而发生。这个过程立即结束了由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造成的短缺经济。在1978年改革后不到5年内,中国结束了所有食品(包括猪肉)、纺织品和其他消费品的配额。

中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阶段

如果市场每天仅仅需求1个别针,而不是40000个别针,在亚当斯密举例的别针工厂中采取劳动分工有什么好处呢?当可以获得更快、更高效的现代技术时,为什么要使用低端的过时技术呢?但是如果没有开启或完成原始工业化和第一次工业革命,这个“一步到位”的产业升级注定会失败。批量生产必须以市场规模为前提。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总是急于采用最先进、最高效的批量生产科技使本国经济实现现代化,结果欲速则不达。

而中国通过鼓励乡镇企业繁荣,在快速建立原生工业和商业网络、统一国内市场、通过国际贸易来不断扩大市场的10年后,它在80年代末的市场规模和深度达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引爆点。劳动密集型大型工厂开始在东部沿海人口密集并靠近出海港口的地区涌现。中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旗舰产业也是纺织业和服装业。

中国纱线产量在1985年为3.3万吨,到2000年增长到850万吨,在17年内增长了23倍,年均增长率为20%;棉织物产量在1985年为19亿米,到2000年增长到322亿米,17年内增长了15倍,年均增长率为17%。

服装总产量由1985年的13亿件,增长到1996年的95亿件,年均增长率为22%。

化纤总产量由1986年的9.48万吨,增长到2002年的99.12万吨,年均增长率为16%。早在1990年,中国东部和南方已经有数千万的纺锤,完善的工业生产链和纺织制造集群。到1994-1995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的6年多以前),纺锤数量达到了4千万个,中国平均每25个人就有一个纺锤。

中国的纺织增长最初由具备规模和融资优势的大型国有纺织企业(在原始工业化过程中逐渐盈利)驱动。当私有企业通过自我投资追赶上批量生产技术时,纺织业增长随即由私有企业驱动和主导。从1990年到1997年,这些私有企业的利润年均增长23.5%。

因此,在中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中,从1988到1998年,纺织服装业成为中国最大的制造行业,和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在90年代早期,这个行业已拥有2.4万家企业,800万工人,出口份额占中国总出口的20%以上。在1995年,中国加入WTO的6-7年之前,中国就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纺织服装品生产国和出口国,并在这之后一直保持着这个领先地位。

再次,在中国工业化的每个阶段,包括纺织业主导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中国政府都发挥了关键的引领和“催化剂”作用。比如在1979年,中国政府决定针对中国的纺织服装业制定特殊的产业政策,基于以下三个主要原因推进纺织和服装业的发展:(1)这个行业与中国具备丰富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相一致,(2)这个行业不要求先进技术,进入成本(包括资金)相对低,(3)国内和国际市场对纺织服装产品的需求巨大。

为了促进纺织工业发展,政府推出了“六个优先”政策,在六个方面支持纺织工业,即:原材料供应、能源和动力,银行贷款,外汇,先进技术进口和交通运输。中国政府直接参与全国的棉花进口和储存,以平稳棉花的市场价格波动和满足需求。此外,中国政府指定(或设立)了如下政府机构(在中国加入WTO很早之前)以监督、规范和协助纺织服装业应对国际纺织市场的规则和竞争,每个机构具有特定功能:

MOA-农业部,NDRC-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MOFCOM-商务部,SASAC-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员会,CCCT-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CNTIC-中国纺织工业协会,CPCIA-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SEPA-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等。其中一些机构的具体功能如下:

原材料供应:农业部(MOA)负责关键原材料行业,包括棉花、丝绸和羊毛。而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NDRC)负责原材料的进口,进口配额仍然适用。

生产和加工:中国纺织工业协会(CNTIC)指导纺织行业的生产和加工。中国纺织工业协会(CNTIC)是现已解散的纺织工业部的遗留部门。它广泛的职责包括落实纺织行业的产业发展方针。

出口配额许可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NDRC)工业部监管国家纺织工业。“经济运行”局负责制定政策,并在纺织行业控制出口配额许可证体系。而商务部(MOFCOM)负责发放出口配额许可证。

标准制定:国家质检总局(AQSIQ)是负责制定中国纺织行业技术、安全与环境保护标准的政府机构。在纺织行业,国家质检总局(AQSIQ)是标准设置的协调员。在制定标准时,它向纺织工业标准化研究所(TISI)寻求技术支持,并咨询中国纺织工业协会(CNTIC)。国家质检总局(AQSIQ)负责执行标准,提供产品和企业认证。国家质检总局(AQSIQ)还参与起草关于纺织部门行业标准化的法律与法规。

上世纪80年代初,湖南郴州纺织女工(资料图)

纺织工业在中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发挥了支柱作用,并使得中国有巨大储蓄和外汇实力引爆90年代末的中国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个历程与英国工业革命极其相似,纺织业也是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旗舰行业。因此,中国工业革命能够帮助解开英国工业革命之谜并揭示其内在经济逻辑。


中国的工业三位一体繁荣和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

工业三位一体定义为三个关键行业:能源,动力和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包括但不限于交通和通信。工业三位一体代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初始阶段的旗舰产业。

中国在90年代中期,完成或几乎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开始大规模建设能源和基础设施。因为只有这时,资本密集型公共产品项目才变得可负担得起和有利可图。

工业三位一体的繁荣由第一次工业革命创造的市场需求触发和支持。此外,繁荣本身创造了对重工业产品和原材料的巨大需求,从而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提供经济力量和产品市场。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批量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分销各种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为特点(例如,钢铁、水泥、重化工业各种中间产品、机器设备、机密仪器、和各种重型运输工具)。

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得一个社会能够规模化生产几乎所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从而使第一次工业革命得以延续和升级。它还促成了对大型有组织的信用系统的需求。任何能够促进这些重工业产品的有效供应的新发现或发明,只要其利益超过其成本,都会被采纳。这些创新包括新形式的能源、动力、运输、通讯和新的(人造)材料。此外,新形式的金融服务、信贷管理的创新也会出现,以促进贸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巨大延伸。

作为例子:世界最大的水力发电站,三峡大坝于1994年12月14日开始建设,除了船舶电梯在2015年完成外,这个大坝工程在2012年7月4日完成并全面运行。中国高铁建设开始于90年代末。自从中国第一条高速铁路于2008年开通运营后,现在中国28个省(共30个)被世界上规模最大、最长的高速铁路网络覆盖(总长1.9万公里,比世界其他国家总量高50%)。

自1990年待以来,基于原始工业化和第一次工业革命两个阶段积累的资金,中国在灌溉系统、污水系统、街道和公路网、空运和铁路运输、电网、天然气和石油管道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建设、改进和升级。

例如,到2014年末,中国公路总长度达到4230000公里(约2643700英里),其中高速公路总长111950公里(约70000英里),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体系。超过95%的农村被沥青路面连接起来。因此,在世界银行物流绩效指数(LPI)排名中,中国名列前茅。

在国际装运、基础设施、定制服务、物流能力、追踪和及时性方面,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LPI得分与高收入国家可比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在2014年,中国的LPI分数为3.53,世界排名第28位,接近葡萄牙,高于土耳其、波兰、匈牙利等富国(见世界银行,2014)。

此外,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热潮在国内和国际上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继续发展。毋庸置疑,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显著追赶,在中国快速的市场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中国下个10年的工业化增长做好了充分准备。

中国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叶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也极大地受益于毛泽东时代建立的大型国有重工业和科研机构。这些重工业和科研机构曾经效率极低、严重亏损,成为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巨大财政负担。但它们已经不再如此。一旦完成了原始工业化和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国开始采用竞争性、利润驱动的方式管理重工业,以绩效奖励系统来支撑以团队合作为基础的科研和创新活动。

中国政府(明智地,事实证明如此)选择在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保留“低效”的国有重工业,而不是像俄国在90年代初的“休克疗法”改革中那样,通过市场化和私有化拆除它们。中国保留了许多重要的国有企业,将国企改革推迟到90年代末,即在它完成原始工业化和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到90年代末,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现代基础设施和重工业品市场。只有当市场如此之大时,大型重工业才会盈利。因此,中国在这时进行市场化改革和国有企业重组比70年代末、80年代,亦或90年代早期要容易得多。

相反,俄国的国有重工业大多在90年代的“休克疗法”改革以及随后所谓的“市场力量”中被废弃或毁掉。然而,中国采取了更有耐心的方式,利用其逐步培育出来的庞大的国内市场成功地支撑起了自己的重工业体系。

中国国企改革的重要经验(与俄国相比)是,在市场条件成熟之前,不能盲目而无分别地私有化国有企业。只有当如下条件满足时,民营化国企的市场条件才算准备好:

(1)市场足够大到已经能够使类似的民营企业赢利;(2)这个行业的民营企业已经发展得足够好,在融资、管理和技术创新方面在国内和国际上已经具有足够的竞争力;(3)私有化不能危及国家安全,于国家安全紧密息息相关的关键行业(如稀土等自然资源、能源、通讯、国防工业)只能通过合并、重组或部分引进私人资本来提高管理水平和国际竞争力,而不能完全私有化。

这是因为私企的利益与国家的总体利益不总是保持一致,而且通过出卖国家利益本身可以使得私企获利,因而成为私企的赢利动机。

创造市场的成本极高,创造安全、有效运行的统一大市场的成本更高。如果说,正是大航海时代起依靠殖民掠夺开创的全球市场,才撑起了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这些巨无霸大国的工业化过程,那末,作为美国人口四倍但人均自然资源却少得可怜的中国,想要完成自身的工业化,必须要有更大更发达更深化的世界市场。这个市场,只有类似于一带一路这样的宏伟战略工程才能被创造出来。

2008年,我国部分落后地区仍在用于客运的蒸汽机车(资料图)

因此,人类历史上每个国家的每次工业革命都证明,没有强大的国家能力和统一的国家意志,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是不可能成功的,即便采纳了所谓的市场经济。法治和民主都是工业化社会的产物,而不是原因。不仅创造市场需要国家力量,管理和监管市场也更需要国家力量。

然而,华盛顿共识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没有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任何关于市场创造和具体市场监管机制建设的指导,特别是在“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民主化和去监管化”口号的蛊惑下。

总结与反思

贫穷与落后,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社会协作失灵的产物。这个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因为创造市场和(基于劳动分工原则的)相关经济组织的成本极其高昂,它要求所有市场参与者全面的协调努力和相互信任。因此,“自由”市场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公共品,它既不自由也不免费,更不会天然存在和运作。它最基本的支柱是国家主权、政治稳定、社会信任和交通基础设施。

因此,发展的首要挑战是克服“市场创造者”缺失的问题。历史上,一个“自然“的哪怕是原始工业品市场的形成(发酵)过程,通常都是一个漫长的政治、军事、经济合一的进化过程,最初由一大批强大的具有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精神的商人阶层,在政府的强有力支持下,采取集体行动而完成。

中国的发展经验向世界展示,当广大基层政府代替缺失的富裕商人阶级成为市场的创造者和开拓者时,几百年的西方式“自然”而漫长的市场发酵过程可以大大加速,而不用重复西方大国基于殖民主义掠夺、帝国主义战争和奴隶贸易的老路。

中国的发展经验再次证明了经济发展的一条普遍规律,即市场结构的“胚胎发育”式演化或按不同阶段循阶而上的规律,我们把它叫做“新阶段论”或“胚胎发育”理论[6]。新阶段论强调,对于与科技前沿有巨大差距的后发国家而言,尽管其具备后发优势,重复发达国家早期历史的一些关键发展阶段是必要的。

可是,现代发展经济学理论(比如新古典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大多认为直接采用现代西方政治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前沿科技或金融自由体制是落后农业社会实现工业化的捷径甚至前提条件,而没有意识到“供给永远无法自动创造对自身的需求”。当大市场和分销网络不存在时,规模化生产方式根本无法盈利和运作。

因此,工业化首先是一个市场创造问题。创造大规模市场始终需要通过几个主要、独特的阶段依次有序地进行——每个阶段都面临特定的市场失灵和市场创造者缺失的挑战,因而都需要强大的政府和国家力量来辅助,需要相应的产业政策来支撑,就如同训练小孩学习数学一样,日复一日的家庭作业、年复一年地往上升级才能成功。

因此,贫穷和发展问题无法如许多人在“阿拉伯之春”时期盼的那样,单单通过政治民主解决,也无法如旧阶段论和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那样,通过“休克疗法”一次性成功,或在外国资金援助下通过自上而下的重工业建设的方式解决。相反,成功的经济发展要求强大的重商主义政府在政治稳定和国家统一下,调动广大草根群众和商人阶层按次序自下而上地通过劳动创造财富,孕育市场,升级产业,建立组织,改造社会。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如诺思、Acemoglu等)认为,工业革命始于英国,而不是18世纪的中国或印度,因为英国首先发展了包容性的政治制度(通过光荣革命)和法治。这种观点与历史事实相悖。

这些理论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很多采纳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却出现经济停滞和持续的政治动荡,如阿富汗、埃及、伊拉克、利比亚、巴基斯坦、泰国、突尼斯和乌克兰;为什么很多国家在集权制度下其经济和科研力量强大,如19世纪中叶到二战期间的德国和俄国:为什么前苏联在民主制和休克疗法下的经济改革会失败,以及为什么在同一个国家(包括美国)的不同地区或城市,其政治制度、产权和法治都相同,却存在着极端贫穷与极端富裕的街区。

正如《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一书揭示的,农业国家无法开启或复制工业革命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私有制和自由交换,而在于缺乏一个强大重商主义政府去引导商人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一个统一的国内外市场。由于这种缺乏,基于劳动分工的生产方式和工业技术不可能出现,即便产生(引进)了也不能赢利。

因此,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奇迹绝不仅仅是因为废除了计划经济、采纳了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的结果,而是因为具备一个有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能够按照正确的顺序来创造市场和进行产业升级的政府。

纵观历史,即使有严格的私人土地产权和保护土地转让合约的市场制度安排,农业国家都一直处于马尔萨斯陷阱和生产力低下的贫困状态。以清朝为例,那时的土地私有产权保护和商品市场机制比同时期的欧洲还要发达(参见彭慕兰《大分流:中国、欧洲和当代世界经济的诞生》),但是却看不到任何产生工业革命的迹象。

2016年,我国刚刚下线的标准动车组列车(资料图)

法国传教士古伯察曾于1839年到1851年之间在中国游历,他在自己的《中华帝国之旅》一书中讲述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中国小农经济和土地私有制度下市场失灵的现实:

“毫无疑问,再也没有一个国家像这个泱泱天朝上国一样,深陷于如此多灾多难周而复始的贫困。没有哪一年,这个国家不会出现大规模的饥荒。朝不保夕的人们不可计数。只要来一场使一个省粮食歉收的干旱、洪水或其他什么灾害,整个人口的三分之二会立马陷于饥荒。你会常常看见乞讨的大军,其中有男人、女人和小孩,他们一起蹒跚行进,只为在前方什么村镇找到一点点给养。

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抵达可能获救的目的地之前就昏倒在路旁死去了。你会看到他们的尸体到处躺在田野和路边,而你经过他们时大概都不会加以注意:毕竟这一恐怖的惨景在这里实在是太平常而熟悉。”

1911年的辛亥革命并没能改变这幅中国农村的悲惨图景。革命在高层引进了多元化的政治体制,而在底层仍继承了清朝的私有土地产权制度。1920年代末到访过中国的英国经济史学家R.H.Tawney,在法国牧师古伯察游历中国70年后,再一次描绘了中国农民的悲惨处境:

“在许多地方,农民永远就像是一群水淹到脖子以上的人,只要再起一点涟漪就足够将他们置于死地。在山西,最近几年有300多万人死于饥荒,同时有约40万妇女和儿童被人贩子通过交易易手。”当时中国农村的人均期望寿命只有区区20-25岁。

美国作家William Hinton,在亲历并研究了中国山西1940年代的状况之后也写到:“每年粮食储备耗尽之后的春季饥荒,就会大量出现奴隶(通常是女性),地主暴力,内战,地方性黑手党式的秘密组织,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兽行:这些就是中国世俗日常生活的真相。”

这些景象只是许多前工业社会所面临问题的一个缩影。它们同时也是共产主义兴起和共产党在中国发动的激进土地改革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时代背景。

讽刺的是,被共产党打败而逃往台湾的国民党,在台湾也实行了和大陆相似的土地改革:从地主手中拿走土地,平均地分发给农民。这种土地改革促成了台湾的经济起飞。1978年邓小平改革开放后农业增长的奇迹同样也与毛泽东时代的土地改革密切相关。

因此,华盛顿共识主张的土地私有体制和有限政府并不能自动解决中国农村的贫穷和粮食安全问题,也不能自动推动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而邓小平时期的农村改革,除了通过承包制给与农民更多的决策自由以外,还必须同时解决另外几个根本性的问题,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并引爆中国的工业革命:

1、在中国历史上,农民在与地主签订的所谓由市场决定的合约里缺乏剩余索取权。换句话说,农民在收益里没有分成的权利,因此也就安于合同内规定的最低(工资性)收入养家糊口,不会积极主动搞农业技术创新以提高产量;

2、中国没有村一级的水利灌溉设施,也没有公路网络可以将各个村镇连接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抵抗洪灾、旱灾等自然灾害的能力很低,孤立的农户如果不种植基本粮食作物养活自己,而是想靠种植经济作物进行农产品专业化生产,他们就可能随时面临饥荒的威胁。因此农民按地理、水土的比较优势实现区域分工和远距离贸易的成本和风险十分高昂。

3、与之相应的是十分分散、有限、不稳定的地方市场和市场规模,因此不足以支撑农产品商品化和农产品专业化生产。

4、以远距离贸易为目的的农村原始工业化很难启动。如果没有乡镇企业,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无处可去;如果没有商品交换基础上的制造业,农民的收入无法迅速提高。而想要在单门独户的小农中间组建合作化企业是需要付出巨大的社会协作(交易)成本的。他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哪里来?资金哪里来?合同的公平性由谁来监督和保障?

虽然社会主义并非任何国家工业化的必由之路,但是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由于市场严重失灵被逼出来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中国政府通过农村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实际上解决了上述四个条件里面的第二点里面提到的基础设施缺乏问题(基本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通过兴修水利和机耕道解决的),和第四点里面提到的建立社队企业的交易成本和社会信任问题。

因此在邓小平启动农村改革时,依靠毛泽东时期建设的农村基础设施,大大提高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降低了农业分工的风险和其他交易成本,也提高了农产品贸易的利润率。毛泽东时期另一个容易被忽视却非常关键的成就,是教会农民如何建立和管理农村工厂(即社队企业,它们是后来“乡镇企业”的雏形和源泉)。这两方面的“社会资本”是都是邓小平时期农村改革成功的基础,是启动农村原始工业化的关键[7]

在此,有必要再一次回顾亚当·斯密对18世纪苏格兰高地落后乡村经济的见解:由于居住分散,距离遥远,缺乏道路和水渠联系,农民们生产力低下,完全靠天吃饭,每个农夫除农耕和打猎技术以外还必须学会各种手艺,既是屠夫、面包师和酿酒师,又是木匠和铁匠。在那种地方,你几乎不用指望在方圆二十里内能找到一专门的铁匠、木匠或泥水匠。因此世界上任何相隔遥远的两地,几乎不可能会有商业往来和分工出现。

而毛泽东的土地改革和农村合作化运动,将中国几千年来类似于苏格兰高地的孤立的农户和村庄转化成了相互联系的具有合作精神的社区和集体。这大大降低了后来乡镇企业形成的交易成本。但是要等到邓小平的市场经济改革,才建立起全国性的统一市场。受益于这个市场,原本不赢利的社队企业才突然呈暴发式增长,引爆了中国自洋务运动起就一直盼望的工业革命。


原注:

[1]、其实,人类历史上到目前为止的所有工业化奇迹和大国崛起,没有一个是在经济学家指导下实现的,而都是在有商业头脑的政治家集团领导下实现的。

[2]、著名经济史学家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2012)无可奈何地哀叹:“解释工业革命仍是经济史上的终极大奖。它到目前已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学者穷其一生,但总是无果而终。”

[3]、比如有一些经济学家反对中国政府采纳任何产业政策。但他们应该知道,世界上几乎没有100%的纯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任何产业、产品和服务只要具有一定的正(或负)的外部性,它们就具有一定的公共品(或污染品)属性。因此政府就可以利用政策选择性地加以扶持(或抑制)。而这就是产业政策。比如因为某些产业的发展能够带动当地就业和整体经济水平,中国的地方政府便通过招商引资来促进这类产业的引进,使当地经济和就业得到发展。各级地方政府有能力和意愿执行这样的产业政策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又比如教育和出国留学可以是市场行为或作为私人产品提供,但是因为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政府可以补贴甚至将其转化为免费公共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公派出国和长江学者计划就是教育界的产业政策,而很多反对产业政策的经济学家也是这类产业政策的受惠者。

[4]、比如,美国在1860年左右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开启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而且在1880年左右超越英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但是它在1920年左右仍然有50%的人口在农村,农业现代化要到二战前后才完成,并在1960年代才开始全面进入福利社会,1965年实现全民普选。

[5]、对西方国家19世纪工业化过程中的腐败和脆弱的法律制度的描述,参见Ha-Joon Chang,“Kicking Away The Ladder: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和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经济史学家Mokyr指出,在工业革命前夕和初期,“英国社会几乎没有什么法律和秩序来保护工业财产和人权,而是充斥着大量的抢劫和偷盗,以及由经济或政治上的民怨引起的地方暴动。汉诺威的英国并没有1830年之后(即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警察队伍那样的专业警力,法庭系统也笨拙而昂贵,并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公。因为没有官方正式的法律执行机制,整个英国依赖着民间残酷惩罚的威慑效应维持治安。惩罚大多是私人性的,犯罪预防大多是民间自己实施的:超过八成的犯罪惩罚是由被害人私下实施执行的。”(Mokyr,2008,p.10)

[6]、由于科学技术是不断进步的,后发国家在复制工业国以前经历的早期阶段时,并不是机械照搬工业化国家早期的原始技术,而是原始技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种,并在实现赶超后引领下一波(早期工业国没有经历过的)工业革命浪潮。比如今天的劳动密集型纺织业技术与18世纪末期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相比有很大改进,但是其基本的劳动密集型特征和市场结构条件没有改变。又比如今天的通讯技术是电子通讯,而19世纪是电报通讯,但是其功能和与之相应的市场需求结构没有改变。

[7]、在大跃进期间,中国农村建立了600万家社队企业。但这些企业在1962年因大饥荒被迫关闭,只有少数出于保护当地农民需要而被保留下来。农村社队企业在1967年文化大革命末期开始恢复,尤其从1971年开始迅速增加。到了1978年,中国已经有152万家社队企业,成为邓小平时期中国农村原始工业化的催化剂。事实上,文革毁坏了毛泽东在50和60年代所培育的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包括社会信任。但是,这种破坏在农村地区并不严重。正是农村地区存留的社会信任,成为了中国80年代原始工业化得以启动的关键因素。

本文为《看得见的手——政府在命运多舛的中国工业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下篇,作者感谢观察者网编辑马力和清华大学博士生王莉丽对英文原文的大力翻译协助工作,文一在原文和译文的基础上做了很多补充和修改。本文的基本论点和参考资料都基于文一的新书《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网址:https://world.tmall.com/item/535482239543.htm?spm=0.0.0.0.sDNoZi&id=535482239543)。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

文一

文一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分行)高级经济学家兼助理副行长,清华大学讲席教授

分享到
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马力
专题 > 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
网友推荐最新闻
切换网页版
下载观察者App
tocomment go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