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赵勇 张飞）

毛泽东作为一位世界性的历史伟人，是国外中国学学者的重要研究对象。西方毛泽东研究是国际学术界毛泽东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握西方毛泽东研究的宏观脉络，有助于审视西方毛泽东研究的认识框架及发展趋向，汲取其有益成果，辨析其错误倾向。

从左到右依次为：斯诺、费正清、施拉姆

以新闻报道和传记为标志的初始阶段。这主要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这一时期的新闻报道，既有西方记者关于毛泽东的直观感性描述，也有其精到的分析判断。在关于毛泽东的宣传报道方面，埃德加·斯诺作出了突出贡献，他通过实地采访发表了关于毛泽东的一系列报道并出版了《西行漫记》，引起世界范围的轰动效应。《西行漫记》打开了西方了解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窗口，成为西方毛泽东研究的经典参考书。在费正清看来，斯诺给西方的中国问题研究者提供了更多的素材：“历史学家们只得较多地依赖旁观者写的报道，尤其是那些曾经在30年代中期特许从共产党领导者那里采集资料的新闻工作者所撰写的报道。在那个时代里的所有记者中，埃德加·斯诺是出类拔萃的。”罗斯福阅读了《西行漫记》并约见斯诺，了解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共产党的情况。继斯诺之后，大批西方记者进入延安和其他根据地，“其结果是带来了大量前所未有的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手材料和对中国共产党极为丰富的公开赞誉。”尼姆·威尔斯的《续西行漫记》、哈里森·福尔曼的《北行漫记》、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人类的五分之一》《中国人征服中国》、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冈瑟·斯坦的《红色中国的挑战》等新闻报道式的调查著述相继出版。这些著述呈现了新闻报道的直观和敏锐。这一时期关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宣传报道，为西方毛泽东研究和中国研究提供了丰富生动的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是值得进一步关注的学术富矿。

以系统学术论证和学派论争为标志的发展阶段。这主要是20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这一时期是西方毛泽东研究从新闻传记向学术论证转变的阶段，涌现出一批代表性学者，如费正清、本杰明·I·史华慈、斯图尔特·R·施拉姆、莫里斯·迈斯纳等。费正清把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取得许多重要学术成果。费正清的学生史华慈1951年出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首次提出并界定了“毛泽东主义”这一分析范式。1952年，费正清和史华慈合编了《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1921—1951）》，收录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正式文件和党的领导人的文章，开始运用历史文献来论证“毛泽东主义”的形成过程及其独创性。目前学界通常认为，这两本书的出版是西方学者对毛泽东系统研究的开始，西方毛泽东研究从此进入到文献解读、历史叙述与分析评论相结合的研究模式，标志着西方毛泽东研究从“新闻传记”走向“学术论证”。这一阶段西方毛泽东研究的学者分成三个学派：以魏特夫为代表的右派，以费正清、史华慈、施拉姆为代表的自由派和以理查德·M·佩弗、安德鲁·G·沃尔德为代表的新左派。他们之间分别展开了两次大论争：第一次论争是右派与自由派的论争，论争的主题是毛泽东思想有没有独创性的问题。第二次论争是自由派与新左派的论争，论争围绕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中的理论地位，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以及传统文化的关系展开。

以再认识和专题拓展为标志的深化阶段。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科学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为西方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参照。同时，中国大量有关毛泽东的著述编辑出版，为西方学者重新认识评价毛泽东思想奠定了文献基础。1982年，施拉姆发表长文《毛泽东：初步评价》，标志着国外对毛泽东研究深化拓展的开始。这一阶段，西方毛泽东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通过毛泽东纪念活动深化和拓展毛泽东研究。如1986年纪念毛泽东逝世10周年，《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发表了“纪念毛泽东”专辑；1994年《中国季刊》春季号推出“毛泽东百年”专栏；2003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召开了题为“毛泽东再认识”的国际学术研究会；2006年，在毛泽东逝世30周年之际，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开辟专栏。这一阶段西方毛泽东研究的重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毛泽东的专题研究更加凸显。加强了对毛泽东的生平研究特别是关于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加强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研究，并在这一过程中深化对毛泽东思想深层理论的解读。二是关注毛泽东的遗产与当代中国道路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毛泽东研究与当代中国研究相结合，反映了西方毛泽东研究的一种新趋向，这种新趋向无疑丰富和拓展了毛泽东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三是注重毛泽东研究的方法论反思。一些学者对毛泽东研究的传统“经验主义”范式进行总结批判，为西方毛泽东研究新的理论生长点的发掘与全新理论图景的开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