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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会有两种生活方式,一种是港大、中大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另一个就是九龙城寨的生活方式。这背后隐含着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强烈对比。香港华人究竟应当选择哪一种,在港英政府提供的两个活生生的文明标本面前一清二楚。
新一代“新儒家”更是力倡“回到康有为”,将康有为确立为现代儒学的鼻祖,鼓吹回归经学、重建经学、重修儒家经典、设立国学学科。这些“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对我们国家的政策制定、民间文化建设、学校教育的影响,是值得我们批判看待和保持警惕的。
民众如何才会认为某政治体制是合理的?历史经验表明,这取决于执政者和统治精英能否把该体制“讲清楚、说明白”。中国的执政精英在讲中国的政治体制方面,做了很大努力,但还没有做到讲清楚、说明白。比如,人大是不是中国的议会?政协是什么?我们似乎只知道它不是参议院,不是国家机关。
农业技术一直是中国援助非洲的重点,近十年来,我们先后访问位于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津巴布韦等国的中国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在此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国援非的做法与我们了解的西方援助的方式有很多不同。
中国互联网产业要“连接一切”,给中国社会带来影响巨大的破坏式创新。但新经济引致激烈的利益碰撞,现有的行业规则、监管体系及背后工业时代经济发展的传统方式与路径无不受到巨大挑战,产生了种种法律上的新问题。
“萨德”一事,风波不断。其实,东北亚的冷战格局并未伴随苏联解体而终结。尽管韩国采取手段,削弱欧美国家对本国的政经势力,却始终无法摆脱美国的影响。也正因如此,韩国明知自己被当成“马前卒”,却不得不屈从美国而放弃本国利益。
完整健全的国民工业体系,既不会是对市场信号的自动反应,也不可能是计划者精心计算的结果。无论是迷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还是依赖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思维本质是相通的:无视本土企业积极的技术战略对产业升级的决定性作用。
解读英国退欧和美国特朗普的政策,经济民族主义才是正确的角度,其能矫正全球化带来的失衡。其实,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也付出各种代价,输家并不比欧美少。但欧美的经济民族主义者认为中国是造成他们是输家的根源,因此“反全球化”成为反中国。
多位历史学家认为,奥巴马错失了推进改革的最好时机。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后的救援为更大的改革提供了可能,例如采取措施帮助受伤害的主体中产阶级,规制金融部门并使之更受监督,扭转不断攀升的不平等状况,等等。八年之后所有这些都没有发生。
如果在林毅夫、张维迎之争或产业政策的经济学范围内画地为牢,不但会将本来具有丰富政治学背景和管理学内涵的产业政策问题简单化为纯粹的主流经济学问题,而且争论的长期化将导致政策制定部门无所适从,连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已经被证明有效的措施都难以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