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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蔚:从47年前那一刻起,“港独”便注定是一条死路

2019-09-06 07:18:32

【文/ 吴蔚】

1 一封信堵死“港独”路

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次年3月,时任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向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递上了一封信。信中提出:“香港、澳门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国家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的结果。香港和澳门是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属于中国主权范围之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殖民地范畴。中国政府主张,在条件成熟时,用适当的方式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因此不应列入反殖民宣言中使用殖民地地区的名单之内。”6月15日,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通过决议,向联大建议从“殖民地名单”中删去了香港和澳门的名字。

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的中国代表团笑逐颜开。左为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右为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

1972年11月8日,第二十七届联合国大会以99票赞成、5票反对(投下反对票的分别是:美国、英国、法国、葡萄牙及南非)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这项决议,为“香港、澳门问题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之事”奠定了国际法基础。在那个反帝国主义、各殖民地雨后春笋般寻求独立的时代,中国政府极具战略眼光地料到了今后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从那一刻起,“港独”便注定是一条死路。

2 问君东来意

1974年5月,时任英国首相希思访华。会见时,他与毛泽东谈及香港问题,毛泽东指了指坐在身旁的邓小平道:“这件事就交给他们这代人去解决吧。”希思顺势将目光投向这位身材矮小却目光如炬的中共领导人,此时此刻他尚无法预知,自己将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 —— 这位见证中英建交的“单身首相”在往后的27年里曾26次访华。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新时期的三大任务: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从那时开始,解决香港、澳门、台湾等问题正式提上日程。

最先坐不住的,却是英国人。

港督麦理浩以“新界地契续约”问题为由来北京“投石问路”,被邓小平一眼识破。

1979年3月24日,时任香港总督麦理浩抵达北京,投石问路。3月29日,邓小平会见麦理浩,港督先生开门见山地提出“香港的土地契约问题”,即“港英政府批复的新界土地契约不能超过1997年,这可能会影响到香港未来的繁荣。中国政府是否同意港英政府在新界批出超越1997年的土地契约?”

这是一个陷阱,邓小平一眼识破。

香港的割让要追溯到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三个不平等条约:1842年《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1860年《北京条约》割让九龙、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九龙半岛北部及附近235个大小岛屿99年,即后来所称的“新界”。港督麦理浩张嘴就提“租借”而来的新界,却只字未提“割让”所得之港岛与九龙,蒙混过关的盘算溢于言表。

香港被清政府割让的历史进程演变。

邓小平不愠不怒,微笑破题:“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邓公随即又予以安抚称:“即使到了1997年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现在人们担心的,是在香港继续投资靠不靠得住。这一点,中国政府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告诉英国政府,即使那时作出某种政治解决,也不会伤害继续投资人的利益。请投资的人放心,这是一个长期的政策。”

麦理浩铩羽而归,却并非毫无收获 —— 英国方面首次听到中国官方对香港问题采用了“政治解决”的新说法,后来他们逐渐清晰地了解到,这就是“一国两制”。

3 “一国两制”

港督投石问路,话匣子被打开了。麦理浩走后,邓小平委托邓力群给时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承志打电话:香港问题已摆上日程,中央应有一个明确的方针,请各有关部门研究并提出方案供中央参考。随后,外交部、国务院港澳办、新华社香港分社、经贸部等部门经过反复研究,结合香港的实际情况,在1982年初将方案上报中央 —— “12条方针政策”就此浮出水面。

据邓小平自己讲,“一国两制”的提出不是从香港问题开始的,而是台湾问题。

1981年,叶剑英委员长代表中央发表讲话,全面阐述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正式提出了“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的新概念。在这个被称为“九点声明”的基础上,各有关部门结合香港实际情况,加上了:保留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的地位长期不变,保持香港的法律制度基本不变以及外籍官员留用等若干内容,就此变成了“十二条”。

“十二条”的最后一条言明:上述方针政策,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之,50年不变。有人当面问及邓小平:“50年不变的判断从何而来?”邓公答曰:“中国现在制定了一个宏伟的目标,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在本世纪末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就是达到了这个目标,中国也不算富,还不是一个发达国家。所以这只能算是我们雄心壮志的第一个目标。中国真正发展起来,接近而不是说超过发达国家,那还需要30年到50年的时间。如果说在本世纪内我们需要实行开放政策,那么在下个世纪的前50年里中国也不能离开这个政策。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是符合中国的切身利益的。所以我讲50年不变,不是随随便便、感情冲动而讲,它不只是为了安定、笼络人心,而是考虑到香港的繁荣稳定和中国的发展战略有密切关联。”

40年后重读邓公此言,依旧振聋发聩、醍醐灌顶。

1979年经罗湖返回深圳的港客 (何煌友 摄)

1982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总体方案拍板定论。他讲:“必须在1997年全部收回香港地区和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前提下,保留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随后他话锋一转:“我们要根据会出乱子这种可能性来安排一切。如果这中间发生大的风波,我们对收回香港的方式和时间不得不被迫做出新的考虑。”

邓小平的英明不仅在于提出了“不变”,更是将未来可能发生的“变”早早计划在内。

这一次,坐不住的,依旧是英国人。

4 踢到钢板的“铁娘子”

1982年9月23日,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展开首次访华行程。出访前,挟马岛战争胜利余威的“铁娘子”不顾英国外交部的反对,决定拒绝向中国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用时任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的话讲“她就是摆出了一副好斗且不合作的姿态前来处理香港问题的”。9月24日上午,撒切尔夫人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见到了邓小平。

这场载入史册的历史性会晤比原定计划延长了50分钟,长达两个半小时,至今常看常新。

刚落座没多久,撒切尔便抛出了所谓“三个条约有效论”,即《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及《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仍然生效,英国政府应该在1997年之后继续管治香港。邓小平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主权问题是不能够谈判的。中国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无论以何种方式。”撒切尔随即改变策略,以“中国的发展离不开香港”为筹码进而“晓以利害”地威胁到:“要保持香港的繁荣,就必须由英国来管治。如果中国宣布收回香港,就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和后果。”邓小平针锋相对地回击到:“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和九龙。如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香港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不迟于一两年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至于撒切尔口中的“灾难性影响和后果”,邓小平指出:“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就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

与邓小平的首场会谈给“铁娘子”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铁娘子悉心准备的谈判策略被邓小平逐一击破。在步出人民大会堂时,面色凝重的撒切尔若有所思,右脚高跟鞋跟在台阶上磕了一下,不慎向前摔倒双膝抢地,手中黑色的“爱丝普蕾”(Asprey)名贵手提包脱手而出。在侧的中英人员赶忙向前搀扶,场面一时狼狈不堪。中方以礼待客,在当晚《新闻联播》中没有出现的这个镜头,却在香港及西方引发了“现象级传播”。有英国媒体甚至使用了《大英帝国“摔落”》的生动标题;“铁娘子”遇上了“钢铁公司”的说法则在华夏大地上广为流传 —— “钢铁公司”是毛泽东给邓小平起的“绰号”,意为“坚毅果决”。

巧合的是,铁娘子摔倒的方向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屹立。

《大英帝国“摔落”》

5 英国人的“乱港牌”

在与撒切尔的首次会谈中,邓小平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按邓公的话便是谈了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的问题,也就是‘一国’的问题;其次就是1997年后的安排,就是我们的12条方针政策,也就是‘两制’的问题;第三就是1997年前的安排,就是过渡时期的安排,为恢复行使主权创造条件的问题。”当着撒切尔的面,邓公严肃地提出了他的担忧:“我担心的是今后15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这当中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的是英国人。”1982年的这场中英领导人会晤,让英国当局意识到中国政府收回香港的坚定决心。从此,伴随着中英谈判拉开的序幕,英国人也开始筹划搅浑香港、妄图迫使北京做出让步的“乱港阴谋”。

得不到的,英国人不惜亲手毁掉,邓公料事如神。

英国当局率先亮出的是所谓“民意牌”。在中英谈判之初,英国方面竟然试图将港英政府立法局及行政局的议员代表拉入谈判,将中英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谈判变成“三方谈判”,而经过精挑细选的“两局议员”虽然是中国人,却是殖民政府的官员,立场十分“暧昧”。时任港督尤德宣称:“他们代表的是香港。” 然而在谈判中,一些“两局议员”却与港英方面唱起了双簧,扮演着“双机编队”中僚机的角色。中方参与谈判的周南一针见血地向英方抗议到:“你们这是玩起了‘以华制华’的‘三角凳’把戏。任何企图把香港同胞与全中国人民割裂开来,似乎中国反而不能代表香港同胞的说法都是极为荒谬的。”时任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在回忆录中承认:“港督尤德在谈判中曾多次亲自出马策动香港社会中的亲英人士出面,反对英国方面向中方让步及妥协。”末代港督彭定康更为激进,他推动的所谓“政改”在香港大搞“突击式民主”,被视为英国人在香港埋下的又一颗“定时炸弹”。

1984年6月,邓小平在北京接见香港“两局议员”代表。请注意邓公的措辞:我欢迎你们用“个人身份”到北京。

挑动人民内部矛盾、煽动宗教民族对立,是英国人在殖民统治过程中屡见不鲜的卑劣手法。新加坡、印度均被大英帝国“埋地雷”、“洒钉子”,吃尽苦头。

随之而来的是“经济牌”。香港作为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对市场发生的波动非常敏感。1983年9月24日,一则“中英谈判破裂”的假消息突然在香港满天飞。随即,银行发生挤兑、物价飞涨、港币贬值。这场被称为“黑色星期六”的市场震荡带有浓厚的“人为色彩”。中国政府以不变应万变的战略定力洞穿了英国人的图谋。撒切尔连夜召集英国国家银行行长与财政大臣商讨对策,最终以“港元与美元挂钩”的方式稳住了港币,也保住了英镑的地位。

柯利达在回忆录中写下这样一句:“无论如何,中国绝不容许将经济的繁荣凌驾于其政治立场之上。显然,我们遇到了一个危机,而中国人不会退却。”

英国人试图横加阻挠的还有“驻军问题”。1983年5月24日,一则“中共高层表态,香港不一定必须驻军”的消息在香港及英国传开。次日,邓小平在会见来北京参加六届人大政协二次会议的港澳代表时,罕见地将与会代表及记者们“留下来多说了几句”。邓公少有地措辞严厉:“有人说什么香港可以不驻军,这是胡说八道。为什么不能驻军?英国人可以驻军,中国收回了反而不能驻军,没有这个道理嘛!驻军是主权的象征,恢复行使主权反而不能驻军,那主权体现在什么地方?你们出去给我发个消息。”

驻港部队是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重要象征

邓小平发火的第二天,英方谈判代表团团长、时任驻华大使伊文思紧急约见了中方代表团团长周南。周南一句话甩了过去,英方随即意识到此事再无“纠结拉锯”之必要。周南说:“这是恢复行使主权,国防要中央管,就必须在香港驻军。邓主任已经发了脾气,你还讲什么?”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历时两年共22轮的中英谈判宣告结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与葡萄牙关于澳门展开的中葡谈判一共只进行了4轮便取得突破。某种程度上看,中英谈判让昔日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国重新认识了中国。撒切尔夫人在她的回忆录《唐宁街岁月》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对英国而言,《中英联合声明》不是一个胜利,也不可能是一个胜利,因为与我们交手的是一个毫不妥协且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超级强国。”

6 不是尾声的尾声

冬季的英国朴茨茅斯军港寒风凛冽,49岁的阿兰·韦斯特海军少将在“卓越号”航空母舰的舰桥上望着缓缓出港的舰队。15年前,作为舰长的他在英阿马岛战争中失去了座舰“热情”号护卫舰。阿根廷攻击机临空的尖啸声至今仍在他的梦中鬼魅般出没,他清晰地知道那是一场被粉饰的惨胜,甚至是大英帝国的“回光返照”。如今他的舰队将驶往东方,那个曾经见证“日不落帝国”荣光的“皇冠上的明珠”。在海的那头有一场庆典即将上演,而庆典的主人不是英国人。

1997年1月,英国皇家海军派出由一艘轻型航空母舰、一艘船坞运输舰、一艘导弹驱逐舰、四艘护卫舰及两艘攻击型核潜艇组成的特混舰队,在海军勤务船队的簇拥下执行名为“Ocean Wave 97”的远航任务。在航程的最后几站,他们将前往中国香港,为一艘名为“不列颠尼亚”的皇家游艇护航。游艇上载着一群失意落寞的人,捧着刚刚从旗杆上降下的米字旗。

“Ocean Wave 97”远航任务中的皇家海军特混编队,在那之后英国度过了一阵“没有航空母舰的日子”,直到“伊丽莎白女王”号下水。

150多年前米字旗带着坚船利炮而来,150多年后米字旗躺在暮气沉沉的皇家游艇上返航。这艘43年高龄的皇家游艇缓缓驶出维多利亚湾,它年迈的舰姿宛如大英帝国远去的背影。

正如它的名字:不列颠尼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你最后的体面。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冒着倾盆大雨在香港各个军营升起了五星红旗。末代港督彭定康的三个女儿雨打梨花哭成了泪人,彭定康仰天眨眼试图不让眼泪落下。他纵然心有不甘,然而日薄西山的大英帝国却无力承载这样的不甘。

那一天还有许多人哭了,他们都是中国人。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参考资料:

1.《邓小平年谱(1975―1997)》

2.《周南口述:遥想当年羽扇纶巾》

3.《唐宁街岁月》- Margaret Hilda Thatcher

4.《Experiences of China》-Percy Cradock

本文原载于“直新闻”,原标题为《47年前的一封信堵死“港独”路》,观察者网经授权转载。

吴蔚

吴蔚

深圳卫视记者、《直播港澳台》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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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微信公众号“直新闻” | 责任编辑:吴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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