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希腊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在大选中全面奏凯的数周之前，雅典的上流社会曾举办过一场充满讽刺意味的晚餐会。名流们酸涩地调侃：“共党要来没收我们的宅子票子了，享受这最后的晚餐吧。”

此等危言耸听，不禁让人回想起1981年。当时，刚上台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PASOK）承诺要重新分配财富，使希腊上层社会陷入恐慌。不过最后什么都没有发生。希腊资产阶级在PASOK的统治下好端端地活了二十年，也不曾少一块肉。

在许多人眼里，今天的SYRIZA无异于当年的PASOK。作为“人民政党（Volkspartei），SYRIZA在竞选中做出了太多承诺，未来主政时必将在现实中碰壁。从希腊新总理阿莱克斯·齐普拉斯的话中，我们已能明显听出这个激进左翼政党正在紧急调头。过去，他曾语带讥讽地将德国总理称为“默克尔大妈”，并指责她把希腊人民引向地狱。最近，他又宣称默克尔是由于信奉新教伦理，又只会墨守成规，才会如此沉迷于财政紧缩政策。

不久前，我曾与一名德国记者聊天，他认为SYRIZA的领导人对默克尔来说只是小菜一碟：“从最早的科尔到最后的古坦柏格，默克尔的成功是踩在党内对手的尸体上获得的。齐普拉斯还不够她早餐开胃的。”

默克尔自己则表示，齐普拉斯为避免与债权人发生冲突，将在谈判要求方面做出让步。而这正是大多数希腊人希望他做的，也是大量选民支持他的原因：希望他不要履行自己在竞选中许下的激进誓言。

希腊选民们之所以表现出人格分裂的迹象，是因为一直有相当大部分人不愿脱离欧元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即使希腊面临与三驾马车（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生碰撞的风险，最终可能导致该国脱离欧元区，SYRIZA仍然有权推行代价不菲的经济政策。

上届希腊政府从欧盟争取到救助计划延长两月，该计划将于今年2月底到期。在过去几周内，大选带来的政治不确定性使希腊出现大范围提款热潮，一个月内提走25亿欧元，导致银行业出现流动性短缺。

出于对SYRIZA获胜后取消政府物业税的期待，许多希腊纳税人拒绝向税务机关偿付欠缴的税款。希腊经济如此脆弱，甚至还有脱离欧元区的可能性，投资者自然不愿把钱砸在这里。虽然统计数据显示希腊就业情况出现好转迹象，但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去年10月甚至达到25.8%。

通过财政结构调整，上届希腊政府一直试图讲述“预算结余”的成功故事。如果预算目标达不到纾困计划要求，希腊有可能最终离经济复苏只差一小步，却阴差阳错地脱离了欧元区。

齐普拉斯将如何在不触怒希腊选民和SYRIZA党内毛派、托派、疑欧派等左翼势力的情况下，与三驾马车求同合作，现在全看他的外交手段有多高明了。有望成为新任财长的经济学教授雅尼斯·瓦鲁法基斯曾告诉记者，如果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不迁就SYRIZA的要求，齐普拉斯应该直接挂掉电话。

如今业已掌权的SYRIZA似乎不太可能和德拉吉闹僵。相反，只要希腊继续按现行纾困计划通过欧盟财政审查，欧洲央行将允许希腊参与量化宽松。这道重要的鼓励政策，将促使希腊新政府与欧盟取得妥协。

齐普拉斯应该做出象征性姿态（包括让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重新营业；为在财政部外抗议的600名清洁女工重新安排工作岗位；向高收入人群增加赋税），并在其他问题（即最低工资和劳动力市场的再监管化）上做出退让，避免让债权人从中解读出挑衅宣战的意味。

在竞选过程中，SYRIZA内部也存在各种彼此矛盾的意见。没人知道谁的话更接近真相：到底是与欧洲央行玩懦夫游戏的瓦鲁法基斯，还是重提德拉克马（观察者网注：希腊旧货币）的左翼强硬派拉法赞尼斯，还是曾说过将争取延长援助计划的外交部长人选瓦拉瓦妮，抑或是认为重新规划债务（debt re-profiling）比剃头更现实的发展部长人选斯泰撒基斯？

对深陷于经济危机泥潭中的希腊人民来说，对这个GDP不足2008年八成水平、连续六年处于萧条中的国家来说，齐普拉斯制造出了巨大的期望，这种期望使他获得了选民们的授权，但他也背上了兑现承诺的沉重包袱。他必须有所作为，成为欧洲激进左翼势力的标志，才能支撑得起提出的“泛欧洲”口号。

如果齐普拉斯最终成功了，西班牙的“我们能”党（Podemos）、法国的国民阵线、意大利的五星运动都会依样画葫芦，挑战德国主导的财政政策的正统性。2010年，希腊触发了欧元区债务危机，这场令无数人生畏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或许将以另一种方式作用于欧洲的政治经济版图。

（本文原载于《赫芬顿邮报》，原题“Will Spain, Italy and France Follow the Greek Revolt Against Austerity?”，观察者网杨晗轶译）

欧洲串联的基础还是有的，图为2014年底比利时农民抗议时焚烧默克尔稻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