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新中国成立的时候，美国并没有觉得自己的对华政策彻底失败，也没啥反思。一直到朝鲜战争结束，美国不败而败，中国不胜而胜，反思美国对华政策为什么会彻底失败，才真正成为一个问题。之后，越南战争的失败，又加深了美国的这种印象。

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致要点包括：第一，保持中国门户开放，利益均沾，不被某一特定列强独占；第二，不以军事方式直接介入中国内政；第三，尽可能维持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被列强瓜分；第四，为达成这个目标，要尽可能为中国提供帮助，包括财政、军事、金融，但不包括直接出动军队介入中国内政。

很显然，美国这个对华政策框架建立在美国的亚洲政策基础上，而当时美国的亚洲政策基本框架也与对华政策大体相符，甚至说类似后来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不为过。这当然是由美国当时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利益所决定的。

19世纪末，美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跃居全球第一，超过了欧洲列强。但美国当时的军事实力还比较差，到美西战争爆发的1898年，美国常备军的数量才只有26万人，最近一次的战争经验是南北战争，根本谈不上什么国际战略。用我们现在熟悉的话说，南北战争之后的美国的既定策略就是在英国充当国际警察的国际秩序之下，韬光养晦，闷声大发财。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坚决不称霸，坚决不出头，坚决不主动参与当时在欧亚大陆愈演愈烈的列强争霸。

在这种不当出头鸟、只想搭便车的外交政策指导下，美国初步形成了其亚洲政策和对华政策。一战之后，美国的军事实力和国际地位已经大幅提高，但欧洲列强争霸仍然是当时的国际政治斗争的主线，美国仍然抱着隔岸观火的态度，无意与列强争霸，尤其是无意与列强争夺殖民地、势力范围。

原因不难理解，美国和传统的帝国主义列强不同，传统欧洲列强的发展模式建立在对殖民地的掠夺上，而美国则建立自身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基础上，所以，美国并不需要直接占领殖民地，统治殖民地人民，而希望殖民地能够保持基本的秩序和社会稳定，来为美国提供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和商品倾销市场。

这也就是美国在当时为什么特别支持国际自由贸易、渴望建立全球经济新秩序的原因，这和前面有人提到的所谓美国人的理想主义精神之类无关，而是不同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所决定的，美国不需要从殖民地直接掠夺，而是从所谓的自由、平等的国际贸易中掠夺。所以，一战结束后，欧洲列强中的战胜国想的是如何瓜分战败国，而美国总统威尔逊则高举和平的旗帜。只要和平竞争，和平稳定地进行国际贸易，美国就会越来越强大，这是美国当时的道路自信。

打个比方说，孩子上幼儿园，你的孩子在幼儿园是欺负别人的，你肯定主张孩子之间的矛盾让孩子自己解决，要是你的孩子是被欺负的那个，你肯定要求幼儿园和老师管管，家长也得管。

建立在这个美国对华政策框架基础上的，则是美国对中国内政的介入始终保持比较谨慎的态度，甚至对日本在中国的蚕食鲸吞也睁只眼闭只眼，而且一度默许日本在不直接军事入侵中国的条件下，将中国变成其势力范围。因为此时的中国对美国来说还只是一个潜力很大的市场的阶段，而没有变成现实，而日本则是已经成为亚洲强国，与美国的贸易规模已经超过中美贸易了。这也就是美国为什么一直到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已经开打，而且占领了中国主要的经济发达区域，美国仍然无动于衷，反而继续向日本出售重要的军事和战略物资的原因。

二战时，日军偷袭珍珠港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被迫改变其亚洲政策和对华政策，开始援助中国抗日。但这主要不是因为美国人的道德水平比较高，而是因为美国当时的国际战略仍然是欧洲优先，亚洲并不是首先要考虑的。所以，美国介入二战之后的反应是直接出兵欧洲，与苏联结盟，准备首先结束欧洲战争，然后再回过头来解决亚洲。

在欧洲战争尚未结束的这段时间里，美国不可能在亚洲战场投入更多，又不能让日本在亚洲全面胜利，那么，美国就只能希望当时拖住日本军队最多的中国战场，只要中国不投降，还能拖住日本，为欧洲战场和美国争取时间，就算是完成任务。所以，二战期间，美国愿意多给中国军事援助，也愿意给一部分经济援助，但没有能力直接在中国投入军队。

在这个指导思想之下，美国给了委员长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这并不是美国对委员长个人和国民政府的支持，而是有目的的，谁在对日作战中表现更好，美国对谁印象也就更好一些。这也是抗战期间美国军事和外交系统始终有人对共军颇具好感的原因，史迪威甚至提出，要在远征军中编入几个共军师，美国的军事援助也要给共军20%。因为这样才能让美国的军事援助发挥出最大效用。

但委员长的想法完全不同。美国介入之后，日本必败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委员长认为对日作战不需要付出全力，真正的挑战在于日本战败之后，委员长必须用武力完成对全国的真正统一，消灭他日记中所谓的各种封建残余，也就是地方军阀和共军。所以，委员长希望把美国帮助训练和装备的国军尽可能保留起来，以备将来在内战中使用，而美国则认为，我们给你钱给你枪给你武器，是要你打日本人的。这也是委员长和史迪威最后闹翻的根本性原因。

也是在抗战期间的耳闻目睹和经常性的打交道，让美国政府、外交和军事系统中对委员长和国民政府的看法越来越分裂，渐渐形成了所谓的“亲华派”和“反蒋派”两个阵营。亲华派认为，要支持中国，就必须支持蒋委员长，只有他才能控制得住中国局势，所以，不管他个人如何独裁，国民政府如何腐败，美国都必须坚决支持他。反蒋派则认为，委员长个人独裁，国民政府腐败透顶，已经成了扶不起来的阿斗，所以，美国必须把援助中国与援助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区分开，在必要的时候，甚至要启动换掉委员长的方案。

二战结束之后，欧洲哀鸿一片，传统的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忽喇喇大厦将倾，美国原意也好，不愿意也罢，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警察重任都历史地落在了美国身上。但美国的国际战略还在起步阶段，重心仍然是保持欧洲和平，防止德国纳粹死灰复燃，后面又加上了围堵苏联的冷战，亚洲仍然不是美国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同样希望能够以军事占领来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来维持亚洲各国之间的均衡态势。也就是说，美国的亚洲政策重心放在日本身上，但对华政策基本框架并未得到深入反思，还是按照既定方针办。

在此基础上，美国在中国一开始是努力调解国共矛盾，希望中国能迅速恢复和平，并且成为协助美国围堵苏联、压制日本的重要盟友。但该来的还是来了，委员长坚持要消灭共军，武力统一全国，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问题上还是在继续吵架，前后矛盾，各部门之间意见分歧，前后摇摆，犹豫不决。既不坚决支持委员长武力统一全国，也不支持换掉委员长。

所以，美国这时候公开的对华政策仍然是不干涉中国内政，反正看上去委员长兵强马壮，美国还用海军帮委员长抢运军队去东北抢占地盘，算是也帮了忙了，接下来就让委员长自己搞定吧。

美国国内忙着吵架，委员长在中国的内战中则从一开始的全面进攻逐步转入重点进攻，到1948年下半年，形势急转直下，委员长和国军败象已现，有大势已去之势，美国国内对中国政策仍然没有形成统一意见。所以，宋美龄跑去美国求援，看上去美国各方面都很客气，但实际上却是无功而返，美国并没有给委员长更多实质性的支持。这一拖，实际上就已经是对中国局势表了态，委员长支持不下去，只好同意下野。这才有了1949年元旦，委员长通电不能视事，由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代行总统职责。

宋美龄在美国

但李宗仁上台后，国军的问题更加明显，各部队都不听李代总统招呼，有事都是直接向委员长请示汇报，李代总统的和平路线也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委员长则忙着经营台湾，为撤离大陆做准备。这时候，美国国内对中国局势还是未能取得统一意见，还在继续吵架。等到共军百万雄师过大江，钟山风雨起苍黄，苏联大使都跟着国民政府迁往广州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还留在南京，究竟对共军采取何种政策，美国也没有形成统一意见。

眼看着共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长江以南，席卷全国，建政立国在即，全面倒向苏联已经在所难免，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问题上还是争吵不休，好在共军毕竟是土共，没有海空军，解放台湾的第一次进攻被委员长击退，美国才开始有点回过神来，意识到中国局势的发展正在离美国原来的外交政策确立的目标越来越远。

美国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对华政策已经不得不调整，与共军不得不彻底翻脸，则是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之后。这时候，美国终于见到了一个自信、独立的中国，一支中国军队，但却已经是美国的敌人。也是在这时候，美国终于不得不亲自出马，封锁台湾海峡，掩护已经败退台湾的国民党政权。这标志着，美国实际上已经军事介入了中国内政，突破了此前的政策框架。

总结起来就是，美国的亚洲政策和对华政策没有与时俱进，用崛起之前的政策框架指导崛起之后的政策，刻舟求剑，终于导致了美国在中国的全面失败。20世纪上半期，是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发生深刻而全面的变革的时期，美国自身的实力和国际地位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但美国却希望能够沿用在这个深刻变化发生之前确立下来的政策框架，就在这个框架里打转转，直到在朝鲜战场上撞上了志愿军的南墙，才终于意识到不回头不行了，但亡羊补牢，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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