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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瑾:较量——记中国阻击美国双反调查的“七年抗战”

2014-07-16 13:19:37

一周前,WTO上诉机构发布了中国诉美关税法修正案的裁决;今天(7月14日),WTO向全体成员散发了中国诉美反补贴措施案的专家组报告。接连两周的裁决似乎又把中国在WTO诉美双反措施的系列争议拉回到聚光灯下。

在过去的七年里,我有幸参与了这一系列WTO争议的全过程。如果我是一个勤于笔耕的人,那么这七年来跌宕起伏的故事足以拍几季律政剧了。在这一系列案件即将告一小段落的时候,请允许我记录下这个故事的大致脉络,以纪念中方团队一起奋战的那些日日夜夜。

中国在WTO诉美双反措施,阻击美国双反调查。图为工作人员在太阳能电池组件车间忙碌。

争议的由来

2006年10月,美国一家叫“新页”的公司向美国商务部提交了申请书,要求对进口自中国的铜版纸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这一事件在太平洋两岸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广泛讨论。焦点问题之一是,美国商务部是否具有法律授权对来自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进口产品发起反补贴调查并采取反补贴措施。

这个问题还得从三十年前说起。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美国商务部碰到了类似的问题。1984年,商务部对进口自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碳钢线材反补贴调查做出了否定性裁决,它认为“无法在非市场经济国家中裁定存在[关税法]第303节所规定的补贴或赠款”。针对捷克的裁决后来被美国国内产业诉诸美国国内法院,并产生了著名的“乔治城钢铁案”。在1986年的判决中,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确认了美国商务部的观点。法院认为,在非市场经济国家中,由于资源配置基本由政府完成,因此补贴的概念没有实际的意义。法院甚至认为,即使可以把一些激励视为补贴,政府事实上是在补贴自己。法院还认为,国会通过立法,允许对非市场经济国家适用替代国价格方法计算倾销幅度,其意图是通过这一手段对美国国内产业提供救济,而不是通过反补贴法提供救济。

在此后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内,美国商务部的一贯立场是只有当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被给予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后(所谓的“毕业”),反补贴法才可适用于它。这一点在1998年美国商务部规章的前言得到了确认,并且在2002年匈牙利磺胺酸案得到了重申。

到了2004年,美国国内暗流涌动,主张使用反补贴法来阻击中国企业低价出口产品的呼声不断。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GAO)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得出了两个结论:(1)美国商务部应当首先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在此前提下,其可以对华发起反补贴调查;如果美国商务部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则由于1986年乔治城钢铁案的先例,其对华发起反补贴调查的法律授权将受到严重的质疑;(2)即使美国商务部对华发起“双反”,在法律和实践层面上,商务部将难以解决后文将详细描述的“双重救济”的问题。

在政府问责办公室的报告作出后,美国国会甚至试图通过立法来解决前述问题,但是该立法最终未提交美国参议院投票。

回到铜版纸案,在调查过程中,美国商务部于2007年3月做出了一份备忘录(这就是著名的“乔治城钢铁案备忘录”)。商务部认为,当前中国的经济现状与乔治城钢铁案讨论的“苏联式”的中央控制经济的状况有很大不同;商务部已经可以在中国的经济中裁定存在可被采取反补贴措施的补贴,因此,其可以同时对华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在此基础上,美国商务部分别于2007年4月和10月做出了铜版纸案关于补贴的肯定性初裁和终裁。

通过对这一历史的回顾,我们不难发现,美国商务部在继续将中国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下,单方面改变了其过去二十年的作法,对华发起了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这一决定建立在两个“松软”的地基上:(1)在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发起反补贴调查方面,美国商务部缺乏国内法层面的授权;(2)在同时发起双反的情况下,对于极可能存在的双重救济,美国商务部未考虑清楚其是否有国内法的授权去避免双重救济,以及如何避免双重救济。

美国商务部这一仓促的决定注定为日后的争端种下了“祸根”,也为中国政府和企业阻击双反调查提供了机会。

插曲——中方诉美国铜版纸双反案初裁(DS368)

美国商务部发起双反调查的决定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业界的极大愤慨。在双边场合,中方与美方进行了强势的交涉,但美商务部已是骑虎难下,不可能收回成命。在立案后不久,中国政府旋即在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起诉美国商务部,要求法院禁止商务部发起双反调查,但美国法院以乔治城钢铁案语焉不详为由,拒绝给出禁令(2007年3月)。

2007年9月14日,中国在WTO正式就铜版纸案的初裁向美国提出磋商请求,开始了中国政府与另一WTO成员“单挑”的历史。DS368案注定是一个“插曲”。在WTO机制下,挑战双反措施的初裁往往不可能取得有意义的结果。与实际效用相比,这一案件的宣誓意味更浓,反映了中方对美国做法的坚决反对。中方的本意是在铜版纸案终裁后,再启动一起争端解决程序,挑战其一系列不符合规则的做法。

历史和各方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2007年11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裁定进口产品并未对美国国内产业造成损害。在缺少这一法定要件的情况下,商务部无权采取双反措施。相应地,案件也走向了终结。在多边,已经提起的WTO案件也没有跟进的必要。

艰苦的首战告捷——中国诉美国反倾销反补贴案(DS379)

铜版纸案的无损害结案并不意味着双反的消失。恰恰相反,在铜版纸双反案立案调查的“鼓舞”下,美国国内产业在一个月的时间内(2007年6月28日至7月31日)分别针对标准钢管、薄壁矩形钢管、编织袋和非公路用轮胎发起了四组双反调查。这些案件相继于2008年5月至7月间做出了肯定性最终裁决。

针对这些调查,中国政府和企业在双边场合进行了顽强的抗辩,提交了大量的证据材料,为日后在WTO的诉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的WTO法律团队密切跟踪这些调查的发展,并对美国商务部的裁决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在中方看来,美国商务部的裁决违反规则之处多如牛毛,如何在纷繁的事实背景下给其以致命一击是一项需要勇气和谋略的系统工程。在决定起诉范围时,中方采取了如下筛选标准:

解决美方对华反补贴调查中反复出现的系统性问题;

关注法律标准问题,避免涉及大量事实判断的做法;

关注对反补贴税幅度影响较大的项目;

关注能够突出美国商务部的做法对中方明显不公平的程序性问题。

 

2008年9月19日,中国政府正式在WTO对美提起争端解决程序,这就是著名的DS379案。

DS379案挑战了截至磋商请求时已经做出终裁的四起双反案件:标准钢管、薄壁矩形钢管、编织袋和非公路用轮胎。在该案中,中国政府对“原材料补贴”、“政策性贷款”、“提供土地使用权”等三个补贴项目从补贴的三个构成要素(财政资助、利益和专向性)进行了挑战。这三个补贴项目几乎毫无例外地出现在该四起反补贴调查中,并且在被裁定的补贴幅度中占比95%以上。如果能够解决这些补贴项目,势必将遏制美国国内产业发起调查申请的势头。

中方的另一项诉请是双重救济问题。中方认为,在反倾销调查中,美国商务部采用替代国价格的方法来计算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而替代国价格通常不应受到任何补贴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计算得出倾销幅度并据此加征反倾销税,已经将出口价格恢复到没有补贴时的价格。如果此时再基于计算的补贴金额征收反补贴税,则将导致对同样的补贴进行了两次救济,即“双重救济”。如果中方关于双重救济的诉请能够获得成功,则将在很大程度上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美方在补贴调查中认定的任何补贴幅度将需要从倾销幅度中扣除,反补贴调查的效用将被极大地降低。

在多边诉讼过程中,极具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于2009年9月18日做出了GPX II案的判决。在该判决中,法院认为,同时适用非市场经济方法计算倾销幅度和适用反补贴法将极有可能出现双重救济,美国商务部应采取适当的步骤避免双重救济。这一案件标志着在双反系列案件中美国国内法律程序与WTO争端解决程序的第一次交汇,国内诉讼结果给多边诉讼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在庭审过程中,美方继续采取其在调查程序中采用的“迂回策略”,极力回避双重救济问题,认为该问题只是中方的猜测,中国政府和企业没有提出具体的证据证明双重救济的存在。直到五年后的今天,庭审的那一幕仍历历在目。中方律师对专家组说,今天,除了在场的美国代表团外,整个美国都承认存在双重救济: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2004年的报告早就指出这一点;美国国会也试图通过立法来解决双重救济的问题;美国法院更是公开承认双重救济的存在。

2010年10月22日,DS379专家组发布了最终报告。专家组的报告几乎一边倒地偏向了美方,在中方核心关注的双重救济和公共机构问题上未完全支持中方的主张。

在双重救济问题上,从事实层面上,专家组接受了中方的主张。专家组认为,非市场经济方法计算的倾销幅度中不仅反映了倾销幅度,还反映了能够影响生产成本的经济扭曲行为;以非市场经济方法计算的反倾销税会对倾销和补贴同时进行救济,非市场经济方法和反补贴税的同时适用将会导致对补贴行为的“双重救济”。在得出这一结论时,专家组考虑了中方提出的若干关键证据,包括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的报告以及国际贸易法院GPX II案的判决。

尽管专家组认为可能存在双重救济,但在条约解释方面,专家组认为中方提出的诸多法律条款均不解决双重救济的问题。专家组的主要观点是,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是两种相互独立的税,而《反倾销协定》和《反补贴协定》分别规范这两种税,但并不解决两者共存可能出现的问题。

对中方另一核心诉点——即认定公共机构的标准,专家组同样不支持中方的观点。在《反补贴协定》中,提供补贴的主体包括三类:狭义的政府、公共机构和受到广义政府委托或指示的私营机构。在提供原材料和贷款等补贴项目中,美国商务部认为,中国政府控股了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因此,该等实体构成了可以提供补贴的主体。在DS379案中,专家组完全忽视了中方提出的诸多条约解释的证据,包括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国际责任的条款等。专家组进而认为中方没有证明美国商务部关于公共机构的裁决违反了WTO规则。

裁决做出后,中方法律团队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彼时,对中方团队的诉讼策略和WTO专家组公正性的质疑不绝于耳。但是,中方团队并没有乱了阵脚,而是按既定策略越战越勇。早在2010年6月份专家组中期报告发布时,中方团队已经开始谋划着下一步的上诉。经过半年的精心准备,中方于2010年12月1日提起上诉,问题涉及中方关注的公共机构、利益外部基准、双重救济等。

2011年1月13日、14日,在日内瓦WTO总部举行了上诉听证会。为期二天的听证会累计进行了约十九个小时。在第一天的听证会上,上诉机构严格限定了各方口头陈述的时间(合计三个小时)。在剩余的十六个小时中,上诉机构大约提出了二百个问题,上诉机构和各方围绕上诉的五个法律点进行了充分而热烈的讨论。

2011年3月11日,上诉机构做出裁决,在中方核心关注的公共机构和双重救济问题上,均支持了中方的观点,并裁定美国涉案的裁决违反WTO规则。在裁决中,上诉机构对专家组在这两个问题上的分析提出了批评。在公共机构问题上,上诉机构认为专家组提出的大多数论点都未能支持其结论;在双重救济问题上,上诉机构另辟蹊径,重点分析了《反补贴协定》第19.3条关于“适当金额”的措辞,并指责专家组对《反补贴协定》和《反倾销协定》的切割理解有悖于对WTO适用协定进行协调一致解释的理念。

WTO争端解决机制被誉为多边贸易体制“皇冠上的明珠”。上诉机构的裁决极大地维护了这一盛誉,并坚定了中方参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决心和信心。在当天的新闻稿中,商务部条法司负责人表示,“该裁决是中方在世贸争端中取得的重大胜利,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在中方严重关切的双重救济问题上,……在过去五年间,中方多次与美国政府进行交涉,而美商务部不顾中国企业、美国进口商的反对,不顾美国法院的判决,拒不改正显失公平的双重救济做法,对中国出口企业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上诉机构这一裁定肯定了中方一贯的主张。”

历时903天,中方终于首战告捷!

复杂的扩大战果之路——中国诉美国反补贴措施案(DS437)和中国诉美国关税法修订案(DS449)

自中方针对四起双反案件提起DS379案的前后,截至2012年初,美国商务部又累计发起了二十六起双反调查,年涉案金额高达七十余亿美元。在这些案件中,美国商务部的裁决犹如“俄罗斯套娃”,在关键问题上运用相同或类似的违反规则的法律标准和分析方法。对此,中方如何在DS379获得重大胜利的基础上,运用上诉机构给出的法律武器扩大战果便提上了议事日程。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诉讼与WTO多边诉讼再次产生了有趣的交集。在GPX诉美国商务部的案件中,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于2011年12月19日做出了判决(GPX V)。上诉法院重申了1986年乔治城钢铁案的判决,认为美国商务部在国内法项下缺乏对非市场经济国家采取反补贴措施的法律授权。这一判决结果对美国政府而言是毁灭性的。如果判决最终生效,美国商务部将不得不撤销其业已发布的二十四项反补贴税令。

对于这一情况,美国政府上下其手,意图力挽狂澜。一方面,美国政府通过程序问题拖延上诉法院判决的生效时间。另一方面,美国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向美国国会发出了联署函,要求美国国会修改关税法,追溯性地授权美国商务部对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发起反补贴调查。它们声称,如果不这样做,商务部将不得不撤销所有反补贴税令(二十四项),并终止正在进行中的反补贴调查(七起)。

强敌面前,美国两党空前团结,参众两院分别于2012年3月6日和7日通过112-99公共法(下称“GPX法”),并由奥巴马总统于3月13日签署生效。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美国国会在政府的帮助下,炮制出了GPX法,而这种“高效”也为日后中方在多边的挑战种下了“祸根”。

大洋这边,中国政府和企业炸开了锅:原来规则还可以这么玩儿的?!这就好比:比赛结束了,中方2:0大胜美国队,而裁判宣布,刚才美国队违规进的3个球根据比赛结束后修改的规则都可以算数,美国队胜利!

“中国队”不会轻易认输。一方面,中国企业继续在美国国内法院对GPX法提起违宪之诉,这场战役至今仍未结束。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继续走上了到多边“讨说法”的道路。

2012年5月和9月,中国政府分别在WTO提起了DS437案和DS449案。

 

中国诉美国关税法修订案(DS449)

DS449案的核心诉点有两项:其一,中方认为GPX法溯及既往的规定违反了关贸总协定第10条一系列有关透明度、正当程序和独立司法复审的规定;其二,美国商务部在二十五起双反调查中未能进行避免双重救济的税额调整,违反WTO规则。毫无疑问,第二项诉请是在DS379案的基础上乘胜追击扩大战果之举。

在GPX法问题上,中方的主要诉请包括:(1)由于GPX法第1节的生效时间为2006年11月,早于其公布的时间,因此违反了GATT第10:1条关于迅速公布贸易法规,使各国政府和贸易商能够知晓的义务;(2)美国在正式公布这些条款之前便执行了这些条款内容,违反了GATT第10:2条的规定;(3)美国未能确保其国内法院的判决得以执行,且未能确保此类判决在其所涉事宜方面规范美国政府的做法,违反了第10:3条(b)款。

如果中方的起诉能在前述3个法律条款下获得任意一个条款的支持,则其法律后果是美国必须修改GPX法第1节第(b)小节的追溯生效条款,使其仅能从GPX法颁布之日起生效。虽然中方的胜诉不一定能直接导致美国在国际法层面上负有终止2006 年11 月至2012 年3 月期间发起的反补贴调查的执行义务,但是,一旦美方执行DSB裁决、修改GPX法的生效条款,则前述调查在国内法层面上就丧失了法律依据。届时,中国的企业和美国进口商可以将所有这些反补贴税令在国内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终止措施,甚至追回已缴纳的反补贴税。

除了商业利益考虑,本案在WTO胜诉将具有深远的系统性影响:(1)它将向全体成员揭示美国对华双反措施的不公平性,遏制美国商务部2006年以来对华滥用反补贴措施的势头;(2)如通过国内诉讼程序颠覆GPX法颁布前的所有反补贴措施,中国可以不必再到WTO挑战这些案件中的实体内容。该案的胜诉可能带来的收益远非挑战个案中的若干实体问题可企及。

2014年3月27日,专家组发布了裁决,在双重救济方面,遵循了上诉机构的先例,判定美国违反规则。但是,在GPX法方面,专家组的多数派意见未支持中方的各项诉请。多数派一方面接受中方的主张,即第X:2条必须被解释为禁止将相关措施适用于其正式公布之前的事件或情形。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在认定涉案措施是否提高了关税税率时,比较的基准是之前“既定和统一的做法”确定的税率。他们明确指出,中方提出应以之前的美国国内法作为比较基础的主张既无必要也不准确。

但是,一名专家做出了不同意见。该专家认为,GPX法第1节提高了进口产品的关税税率也实施了新的或更难于负担的要求。其指出,第X:2条要求比较的是涉案措施和其替代、修改或以其他方式取代的国内法。因此,本案应比较在GPX法第1节生效之前和生效之后存在的美国关税法案。该专家还着重反驳了美国关于GPX法是对《1930年关税法案》进行澄清的主张,其认为GPX法毫无疑问构成一种改变。

历史总是惊人的重复。在这系列双反案件中,中方的第二次出击还是不能顺利地从专家组阶段突围。不过,与DS379不同,这次专家组中有了一名无法坐视多数派错误裁判、勇于挺身而出的成员。这让中方团队看到了一线曙光。

2014年4月8日,中方提起上诉。中方上诉的诉点只有一个,即第X:2条的比较基准问题——究竟是行政机关之前的实践,还是之前的国内法?

就在提起上诉前夕,美国的国内诉讼又与WTO诉讼产生了第三次交集。

上文提到,在GPX V案中,美国联邦上诉法院认为当时的美国国内法未授权美国商务部对非市场经济国家采取反补贴措施。此后,由于GPX法的生效,该上诉法院根据美国国内法的原则,适用了溯及既往的GPX法对该案进行了重新审理(GPX VI),最终认定美国商务部有权使用反补贴措施。因此,GPX V在国内法项下处于尚未最终生效的状态。美国和专家组也是在DS449中抓住这一问题大做文章。

在美国国内法庭,中国出口商广东Wireking公司就GPX的违宪问题提起了诉讼。2014年3月18日,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做出了判决。为了分析违宪的问题,法院同样需要解决GPX法之前的美国国内法状态问题。法院明确指出,尽管GPX V的判决没有最终生效,但是它仍然构成对之前的美国国内法的阐述。这一裁定彻底抽掉了美国抗辩GPX法的主要论据。

回到多边,美国国内法院的判决来得有点晚了。3月18日判决的时候,专家组的最终报告早已散发给争端双方,而且,按照WTO的争端解决规则,中方也不可以在上诉阶段提交新的、专家组未考虑过的证据。

2014年7月7日,上诉机构发布了DS449案的报告。在报告中,上诉机构明确推翻了专家组的条约解释,认为专家组错误地将“根据既定和统一做法”这一表述认定为在第X:2条下判断一项普遍适用的措施是否提高了进口产品关税税率的比较基准。上诉机构指出,第X:2条的文字表述表明,在第X:2条下应该比较的是被指称提高了关税税率或实施了新的或更难于负担的要求的措施和一种相关的基准,后者通常见于已公布的普遍适用的措施之中。上诉机构的解释全盘接受了中方在专家组阶段以及在上诉阶段提出的观点,也与前文提及的专家组少数派意见相同。但是,由于专家组多数派在审理过程中适用了错误的法律标准,因而没有根据正确的标准对案件的相关事实做出明确的裁定。最终,上诉机构以无法完成分析为由未对GPX法是否违反GATT第X:2条得出结论。

如何理解上诉机构裁决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上诉机构给了中方一个“道义上的胜利”,即中方的条约解释是正确的。假如专家组采纳中方的解释对在案事实进行了分析,中方本应可以获得全面的胜诉。与通常的国内法律程序不同,WTO的程序法(DSU)并未规定发回重审的制度。这一问题是DSU谈判中的热点问题。本案是证明DSU需要规定发回重审的最佳例证。如果有了这一制度,中方只需要再经过较短的时间即可获得全面的胜诉,而在当前的制度下,中方唯一的选择是再行提起诉讼,从磋商请求开始。

因此,接下来中方需要决策的问题是,中方是否应当就本案再次提起诉讼。在我看来,这样做绝对必要!从贸易利益考虑,中方提起DS449时的考量仍然存在。在当前,GPX法仍关系着二十多个反补贴税令的合法存续问题。从胜诉把握考虑,美国法院已经送来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法院于7月10日发布了Wireking案的正式命令(Mandate),Wireking在国内法项下已经毋庸置疑地生效了。从体制性考虑,中方需要向专家组、上诉机构、秘书处,乃至全体WTO成员证明,中方的起诉从一开始就有充分的把握,中方在多边追求公平正义的决心不会因为一时的挫折、某些人的偏见、某些成员的胡搅蛮缠以及程序法的不完善而动摇!中方需要WTO告诉美国政府,不仅美国商务部的个案裁决违反了WTO规则,而且作为反补贴调查的法律依据也存在严重的瑕疵,损害了中国企业的正当程序权利,违背WTO所推崇的透明度原则!

“法不溯及既往”本是文明国家应有的基本法制原则之一。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帮助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回到文明国家的队列!

中国诉美国反补贴措施案(DS437)

DS437案是在DS379案基础上扩大战果的又一尝试。该案除了挑战商务部在后续双反调查中错误适用公共机构认定标准外,还挑战了若干其他重要的法律点:美国认定公共机构的法律标准本身、立案标准、补贴专向性、补贴利益计算(外部基准)、可获得的不利事实、土地使用权的专向性、出口限制措施构成财政资助。这些法律点大多数与所谓“低价提供原材料”补贴项目有关。其中,如果中方通过诉讼可以加严认定补贴专向性和补贴利益的纪律,则美国认定存在提供原材料补贴的难度将会大大增加,进而可以起到有效降低我国出口企业的反补贴税率的效用。此外,考虑到近年来美国频繁使用可获得的不利事实对应诉企业裁定高额反补贴税率,中方还对商务部在十三起反补贴调查中的四十二处裁定提出了挑战。

2014年7月14日,专家组将裁决报告散发全体WTO成员。在这份最终报告中,专家组支持了中方的如下诉请:(1)12起案件的公共机构裁决违反了《反补贴协定》第1.1(a)(1)条;(2)美国商务部在厨房用搁板和网架调查中所述的将政府拥有多数股权的实体推定为公共机构的政策,作为一项措施本身,违反了《反补贴协定》第1.1(a)(1)条;(3)美国商务部在12起调查中未考虑《反补贴协定》第2.1条(c)项中所述的两个因素,违反了第2.1条(c)项;(4)美国商务部在六起调查中关于土地专向性的裁定违反了《反补贴协定》第2.2条;(5)美国在两起调查中对特定出口限制措施发起调查的做法违反了《反补贴协定》第11.3条义务。

毋庸讳言,在立案标准、补贴专向性(部分诉请)、补贴利益计算、可获得的不利事实方面,专家组并未支持中方的诉请。与DS379、DS449案的专家组报告以及以往笔者接触的许多案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本案的专家组报告在分析的仓促程度上几乎创下了历史记录。例如,在补贴的专向性问题上,中方提出了四项诉请,专家组用了五页纸就把争议给“解决”了。要知道,对于这些仓促的分析,专家组用了整整半年,而且还花了五个月来处理双方对细枝末节问题的评论意见以及翻译。

面对专家组炮制的这份报告,我想说:瓦团的同事们、美国的同事们、秘书处的同事们,日内瓦见了!

未完待续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在DS379案的部分,我跳过了美国商务部的执行措施。事实上,美国商务部的执行措施并未让中方满意,而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下,胜诉的起诉方只能通过DSU第21.5条的执行程序去判定被诉方的执行是否完好,并在获得进一步胜诉后通过授权报复迫使对方执行。执行难,在WTO也是如此!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方尚未就美方的执行措施提起第21.5条的程序。这是本系列争议第一个“未完待续”的部分。

其次,第二个“未完待续”的部分是中方是否继续挑战GPX法的问题。我的观点已经阐明,不再赘述,只希望中方能早日续上这一笔。

最后,今天刚刚做出的DS437案,仍有上诉程序要走。而且,上诉之后,美国也还需要执行DSB的裁决和建议。

很多年前我在一个研讨会上就说过,WTO争端解决程序是一剂中药,如果你期待今天喝下一剂药就能把顽疾治好,那你最好不要走这条路。这个困难不仅仅存在于中国,也存在于其他成员国。历史上这样的案件不胜枚举:欧盟、加拿大、日本等通过十余年孜孜不倦的诉讼最终迫使美国商务部完全放弃归零做法;欧盟等成员挑战美国的DISC/FSC也是打了n年才得以解决。

回头看这些年的多双边诉讼,中方已经有了诸多斩获,推动了多边规则的发展,迫使美国国会修改了立法,挤压了美国商务部滥用贸易救济措施的空间。在这条并不平坦的道路上,我们仍需继续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前行,不破楼兰终不还!

肖瑾

肖瑾

律师,执业领域为国际贸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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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金杜说法 | 责任编辑:张苗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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