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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当选 是美国社会三重矛盾无法调和的产物

2017-02-27 09:14:16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修木】

按照西方“主流”社会原本的预期,2016年美国大选之后特朗普本该只是历史书上的一个注脚,没想到他却新开一章成为叙述的主角。

虽然特朗普已经当政多日,但这一章之后将如何展开与终结现在还难以预料,他不但没有从政经验与成熟的政治主张,说起话来不大顾忌逻辑一致,做起事来也不大遵守规矩。直到今日,不论是主流媒体还是民主与共和两党的建制派,都被他弄得晕头转向。也因此,理解特朗普的崛起需要超越民主与共和两党之间通常的分歧与争执,从美国社会的矛盾及其历史的演变之中寻找脉络。

美国社会有三重矛盾。第一层在贫富之间,这在任何国家与地区都有。第二层在种族之间,特别是白人与黑人之间,是美国较为特别的地方。第三层表现在文化之上,普通民众对文化人怀有敌视。三重矛盾纵横交错,随着社会环境的演变影响美国的政治格局。

第一重:贫富差异

美国人的自我认同有相当大一部分建立在与欧洲人的对比之上。传统的欧洲是典型的阶级社会,血统优良的贵族高人一等,天生就拥有财富,垄断政治,走在大街上的平民遇到贵族时要低头表示尊重。在美国却是人人平等,不论出身都有靠个人努力出人头地的机会,超越欧洲的阶级对立。所以在美国人通常的认知之中,阶级不是问题。1959年,时任副总统尼克松出访莫斯科,在电视镜头前与赫鲁晓夫辩论时,就声称美国是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1]。

没有血统高低的美国,还是有贫富的差别。传统上说早期殖民者前往新大陆为的是追求宗教自由,实际上却多半是风险资本赞助之下的商业开发,前往荒芜的北美寻找皮草,种植烟叶,捕鱼,或是伐木,即使登陆麻省的清教徒也是遵循这一模式[2]。以当时北美生活环境的艰苦,对旧世界民众的吸引力有限。前往北美的人有冒险家,也有逃避迫害的清教徒,大部分却只是英国社会不想要的人:服刑的罪犯,被捕的妓女,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或是欠债还不起而只得卖身的奴仆。申请开发北美的倡议书中,时常提到新大陆荒凉无垠,正好当作处置游手好闲、穷困潦倒、作奸犯科人等的垃圾场。殖民社会从一开始就存在严重的贫富分化,上边是风险资本的代理人,下边是扔往新大陆的“人渣”。

十九世纪《大英百科全书》上的木刻,讲述从英国运来的女囚犯,在北美弗吉尼亚殖民地下船后,卖给当地的烟农作妻子

建国之后的美国向西扩张,理论上说有无穷无尽的土地供应,只要勤劳肯干就有拥有土地的机会。实际来说土地属联邦政府所有,需要出钱购买。论价钱确实远低于欧洲,但是好地盘还是落在有钱人手里。没钱的人多半只能定居在将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平原分隔开来的阿巴拉契亚山区,或是南部的沼泽地带。这些住在贫困乡村小木屋之中的白人被视为异类,他们皮肤粗糙,营养不良,身体畸形,举止粗鲁,乱性杂交,人称“红脖子”,“山里的乡巴佬”,甚至“白种垃圾”。

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工业化开始之后,贫富分化更为严重。山区与农村之中的红脖子依然处于贫困状态,快速增长的大城市吸引许多来自东欧与南欧的移民,住在肮脏拥挤的贫民窟中。但是工业化也造就一些穷光蛋变成百万富翁的传奇,能够成为百万富翁的人虽然只是少数,传奇却对普通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起着淡化阶级矛盾的功用:在自由的美国,只要勤劳刻苦就有出人头地的机会。甚至穷人都不支持给富人加税,因为他会想着自己将来有发达的一天。这种基于个人的想法固然鼓舞人心,却有其残忍的另一面:贫困不在于政府与社会的责任,而在于穷人好吃懒做,努力不够,只能怪他们自己。二十世纪初流行社会达尔文主义,有人甚至以进化论来解释穷人的存在:世代的贫穷会造成基因的缺陷,解决贫穷的办法在于限制穷人的生育[3]。

要到二战之后,贫富分化的问题在美国才有显著的改善。这一方面是因为罗斯福在新政期间推出一系列照顾大众的政策法规,另一方面是因为战后美国经济繁荣,远远领先受战争摧残的欧洲与日本。五、六十年代算是美国的黄金时期,与赫鲁晓夫辩论的尼克松的确有骄傲的资本:普通美国人高中毕业之后,只要当上蓝领工人,就可以买得起房子、汽车、电视机,基本上不存在阶级对立的情绪。

不过,对穷人的文化歧视依然存在,尼克松自己就是一例。他父亲在农场倒闭之后,靠开杂货店与加油站养家。作为穷人家孩子的尼克松,从小要帮忙家计,高中毕业时拿到哈佛的奖学金,却因为家中艰困又付不起路费而放弃,只能就近读一间普通的学院。这样的孩子以后可以当上议员,副总统,总统,要是放在中国那是励志的典范。但是在美国记者笔下,写下的时常是另一面[4]:儿时家境艰难被人瞧不起,使他没有安全感,生性多疑,待人处事偏执,性格阴暗。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同时期的肯尼迪与洛克菲勒,两位富家公子,家境优越,自信开朗,人见人爱。也难怪以后尼克松尽管选上总统,最后还是因为水门丑闻而黯然下台。

进入七十年代,美国贫富差别又开始加大。欧洲、日本经济复苏,美国不再享有工业优势。中国、印度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带来大量廉价劳力。工业自动化程度升高,蓝领岗位大量流失。美国政治向右转,以市场为主导,一边给富人减税,另一边削弱社会保障体系,忽视劳工所面临的困境。四十年下来,中下层白人已经感觉不到美国梦的存在,同时也累积对权贵与现状的强烈不满。要到2016年,才终于出现一位理解并把握这些不满情绪的候选人,特朗普。他的当选,预示贫富矛盾又将成为影响美国政治的一大因素。


第二重:种族分界

就贫富差别来说,美国的程度不低于欧洲。但是就贫富矛盾或者阶级对立来说,美国的确比欧洲来得和缓。这其中还有另一个原因,美国社会有种族分界,钝化人们对阶级对立的感觉。最为严重的种族矛盾发生在白人与黑人之间,或者更直白地说是黑人在美国遭受白人的压迫。

十九世纪之前的美洲并不是欧洲人向往的移民天堂,而是艰苦的荒野。美洲土著对欧洲人带来的细菌与病毒缺乏免疫,几乎被灭绝。无法找到劳力的白人殖民者,这才大量从非洲引入奴隶。因此在殖民地种植园之中辛劳的基本上是两类人,一类是强行从非洲绑来的黑人奴隶,另一类是不得已离开欧洲的白人仆役。

两类人都没有人身自由,但是在地位上有所差别。白人仆役上船之前与庄园主订有契约,做几年苦工之后可以还得自由身,得到一些金钱报偿,在庄园旁边领一块荒地,外加一把防身用的毛瑟枪。黑人奴隶却是绑来的,庄园主根本就不把他们当人看待。比如说,为了增加奴隶数目,主人可以指定身强体壮的男黑奴与多产的女黑奴交配产子[5]。多余的黑奴还可以带去市场贩卖,将父母子女拆散毫无顾忌。因此,白仆的社会地位要明显高于黑奴,黑奴的存在模糊底层白人的阶级意识,种族矛盾时常被用来转移白人之间贫富对立的焦点[6]。

奴隶制度的存废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引发南方与北方的严重争端,以致南方各州宣布独立,脱离合众国,开启南北内战。按照林肯的话来说[7],为了捍卫美国的国家统一,对黑奴不管是全部解放,一半解放,或是一个都不解放,他都愿意。战争打响时,却是南方自己主动宣布解放全部黑奴,怕的是黑人趁势造反。等到战争结束,北方与南方达成和解是白人之间的事情,黑人的基本权利无人在意。脱下奴隶枷锁之后的黑人依然是下等人,只能当佃农干粗活,不可进入白人的学校,餐馆,戏院。选举的时候,走近投票站的黑人会挨打,甚至遭私刑处决。法律也站在歧视一边,最高法院数次做出裁决,认定种族隔离不违反美国宪法之中人人平等的原则。

1908年,美国肯塔基州黑人遭白人私刑

南北战争之后美国黑人仍然没有基本的人权,不听话的黑人可能遭受私刑的惩罚。图中所示的私刑发生在1908年的肯塔基州,起因是一名黑人佃农在争斗中自卫,失手打死白人雇主。这四位黑人只因为表示对黑人佃农的同情,被白人处决。挂在其中一位死者胸前的白纸上写着:“警告黑鬼不要骚扰白人,否则一样的下场。”

在西部,华人也曾是私刑的对象。

相关的种族隔离法规要到1960年代民权运动之后才完全解除。而即使到当下,美国社会最底层的多数依然是黑人,住在纽约、芝加哥、底特律等等大城市的贫民窟之内,外人多半不敢涉足这些地区。也正因为有这些黑人贫民垫在最下边,白人的下层还多半可以将自己纳入中产阶级的范畴,总有那么几分优越的感觉。

在白人与黑人的冲突之外,作为移民社会的美国还有旧移民对新移民的各种敌视,也是在下层民众之中最为明显,而富贵阶层反倒对移民有更为开放的态度。下层民众怨恨新移民抢走工作机会,压低工资,当老板的人却喜欢有更多的新移民加入劳工大军,降低经营成本。比如说十九世纪中期,爱尔兰人在大饥荒之后大批迁往美国,虽说他们会讲英语,却被人讥笑为贫穷无知,没有文化,而且信的还是与新教格格不入的天主教。

到十九世纪末爱尔兰移民安顿下来,又有新一波移民来自东欧与南欧,不但在宗教上不合美国的主流,还操着各式不同的语言,成为下一轮被歧视的对象。这些新移民之间也把他们在欧洲的矛盾带来美洲,塞尔维亚人与克罗蒂亚人不和,基督徒看着犹太人不顺眼。压在最底层的是为数不多,来自亚洲的移民。北美大城市之中唐人街的起源,大多是因为一般的街区不允许华人迁入。特别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下层民众的怨气往往是出在新移民的身上。

这种歧视在今天依然可以见得到,只是常见的歧视的对象之中多了墨西哥移民。他们当中的确有不少人非法入境,没有身份,自然更是没有经济或社会地位,担起的是最苦最累报酬最低,根本就没有美国人愿意做的工作。开车走在南加州的公路上,如果你看到在田间烈日下耕作的农民,十有八九是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当局明明知道他们的存在,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没有他们的辛劳,当地的农场根本就无法运作。只是转眼到总统选期间,他们却成特朗普猛烈攻击的对象。


第三重:文化冲突

美国社会的第三重矛盾源自对知识与读书人的反感,又称为“反智主义”。这种态度在现代的中国也曾有过,文革时期读书人曾被称为“臭老九”,沦为批判嘲讽的对象。只不过我们有“学而优则仕”的历史传统,读书人负有先天下忧的使命感,反智只是在二十世纪社会动荡之中一段历时十年的异常。西方却没有这种历史传统,欧洲封建社会的上层是由血统定高低的王公贵族,读书人原本只是读经书的教士(相当于出家和尚),到近代启蒙前后才开始有独立于教会的文人出现,而且要得到王公贵族的眷顾才能站稳脚跟。

早期的美国没有王公贵族,主导经济文化的富商,大家普遍看不起读书人。毕竟以新大陆的艰苦,不论开荒种地还是抵御印地安人,书生派不上用场。这里就以教师的地位作为一个简单的例子。在进入现代之前的美国乡村,人们印象之中的教书先生是做不动体力活的无用之人,不是瘸腿,就是胖子,病夫、或是懒汉[8]。现代美国的教师形象,或许可以参考电视剧《绝命毒师》之中的那位中学化学老师,他工作辛苦,得不到学生尊重,领着可怜巴巴的薪水,工余时间还得洗车赚外快,身患癌症却付不起治疗的费用,只得铤而走险去制造毒品。

书生在美国政治中起到显著作用开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罗斯福在大萧条之后实行新政的时期。为了刺激经济,缓解大萧条所带来的冲击,联邦政府加大公共支出,需要大量书生加入政府机构,出谋划策,草拟法规,管理日常运作。政府高层出现许多专家学者,成为总统的顾问与助手。其后经过二战、冷战,政府的机能与规模进一步扩张,后工业化社会也需要更多受过教育的白领职业人士。他们在思想上倾向于世俗与自由化,与保守的蓝领劳工之间隔着一道文化分界[9]。

这二者之间的矛盾,也因此表现为保守派与自由派在文化上的冲突:是否相信进化论,是否允许人流,是否支持女权,等等。保守派强调传统家庭,爱国情操;自由派却强调多元,宽容。保守派崇拜上帝,读圣经,进教堂;自由派却看重教育,倡导理性思维。蓝领劳工喝啤酒,喜欢玩枪;白领书生却是喝拉铁(咖啡),读纽约时报。书生看不上劳工的粗鲁,无知,偏执;劳工看不起书生的娘娘腔,矫揉造作,自以为是的精英派头。

在这一场冲突之中占着上风的是书生,因为新闻、影视、医疗、教育等等文化机构都控制在他们手中,让保守派很有一种受压迫伤害的感觉。新闻节目明显偏向自由派,最热衷搞政治正确。影视的内容则是不断挑战道德底线,靠情色与暴力吸引观众。医生做人流手术结束胎儿的生命,竟敢以专业的名义篡夺属于上帝的生死大权。

支持与反对人工流产的群众在最高法院门外争吵。

学校是普通人家最常与政府打交道的场所。办教育的经费来自大家都要上缴的税款,可是教学内容却是控制在自由派文人手上,老师上课教孩子如何使用避孕套,讲美国历史上有奴隶制的原罪,还声称同性恋是正常的。高中课程里不许讲摩西十诫,却让学生学进化论,搞得好好的孩子读过几年书下来开始怀疑上帝的存在。

进化论的教学最让保守派生气。每一次家长抗议,学校都是从外边的大学里请来科学家,也就是大家根本不认识的生物学教授。这帮学者没有经过投票选举,竟敢摆权威的谱,讲起科学问题,不论传统不论感情,连少数服从多数都抛在一边。教师在课堂上可以质疑上帝,质疑圣经,而普通百姓却无法挑战生物教授的权威。

相应的争论吵起来,可以说是没完没了。进化论在自由派眼里是多年研究证明的科学理论,在保守派眼里却是对上帝权威的挑战。人流在自由派来说是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控制,在保守派来说却是谋杀生命。同性恋依自由派的观点是应该受到尊重的个人选择,依保守派观点却是圣经之中明明白白定性的邪恶。这些论述涉及的都是信念与价值观的根本,比阶级或种族对立更难找到调和的空间。

美国只有两大政党,却存在阶级、种族与文化三大界线。因此两大党在吸引选票的时候,总得想出建立跨越界线的结盟办法。传统来说,共和党代表工商阶层,民主党代表普罗百姓。但是普罗百姓之中,有白人与黑人的不和,也有白领与蓝领之间的分化,因此共和党也可以跨过阶级分界来吸收下层的选票。实际的运作方式则取决于具体的社会与历史条件,随着时代的不同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比如说,对黑人敌视的南方白人,原本是民主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民主党却推动保护黑人等少数族裔的民权立法,南方白人的选票则被共和党吸收。又比如说克林顿与奥巴马虽然都属于民主党,却在华尔街富商之中享有很好的人缘。

美国的选举比试的是面对三大矛盾,两大政党如何进行政治精算。2016年大选的奇特在于两大党的算盘都没有打响:共和党建制派在初选时失控,被特朗普夺走提名权;民主党却在大选之中失常,竟然输给连共和党都不热心支持的特朗普。这些出人意料的结果,显示围绕三大矛盾的组合已经发生变化,美国的政治版图也将出现重组。探讨其中的因果,还需要理解两大政党的历史演变,将在另文中介绍。

参考资料:

[1] Smith H. “Who Stole the American Dream?”(Random House, 2012) p.40

[2] PBS Newshour, “Were pilgrims America’s original economic migrants?” Nov. 26, 2015 http://www.pbs.org/newshour/bb/were-pilgrims-americas-original-economic-migrants/

[3] Isenberg N. “White Trash: the 400-Year Untold History of Class in America.” (Viking, 2016) Chapter 8.

[4] White T. H. “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 1960”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7) Chap. 3  白修德的分析写于1960年大选结束后不久,当时尼克松还没有选上总统。到七十年代尼克松下台之后,有更多作者以鄙夷的语气提及他因为儿时家庭贫穷而造成的人格缺陷。

[5] Smith J. F.“Slavery and Rice Culture in Low Country Georgia, 1750-1860”(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91) p.104

[6] Davis D.B. “The American Dilemma”.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uly 16, 1992.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1992/07/16/the-american-dilemma/

[7] Lincoln A. “Letter to Horace Greeley”https://www.abrahamlincolnonline.org/lincoln/speeches/greeley.htm

[8] Hofstadter 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Knopf, 1963) p.314

[9] Frank T. “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 (Metropolitan/Owl Book, 2005)  p.193-205

修木

修木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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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周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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