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现任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是核物理学家出身，他是历史上第三位有理工科学家背景的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在克林顿时代曾给当时的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当副手。佩里也是理工科学家出身，他曾在吉米·卡特时代任国防部副部长，给哈罗德·布朗当助手。布朗则是美国第一个理工科学家出身的国防部长。从布朗、佩里到现在的阿什顿·卡特，这三位前科学家组成了两对有趣的搭档。

从实验室到五角大楼

1927年9月19日，布朗生于纽约市一个律师的家庭，他的祖父母都是从中欧来的犹太人。布朗从小家庭维艰，他幼年时父亲就去世了，这种纽约底层犹太人家庭的子弟，只有发奋读书才有出头的机会。他天资聪颖，十五岁就读完高中考入哥伦比亚大学，22岁时拿下哥大物理学博士学位，相继在哥大、史蒂芬斯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任教。

1952年，布朗来到加州弗莫尔放射实验室工作，这里是美国核武器研发中心，布朗在此负责北极星潜射弹道导弹的弹头和早期氢弹的研发工作，对氢弹实用化有重要贡献。实验室主任、美国“氢弹之父”爱德华·特勒非常欣赏布朗，称赞他“把氢弹从一种笨拙的装置变成了灵巧的工具”。1958年，布朗成为实验室副主任，1960年特勒退休后，他正式接任主任，布朗被认为是对美国核武器发展具有重要贡献的科学家之一。

在政治上，布朗和那个时代大多数人一样，也和大多数犹太人一样，是坚定的民主党人。1961年肯尼迪上台后，布朗被任命为国防部下属国防研究与工程署署长，主抓核武器研发工作。1965到1969年，当过约翰逊政府的空军部长，任内参与规划、发展了一系列重要军用航空器。1969年民主党下台后，布朗重返学术界，担任加州理工学院院长（热门美剧《生活大爆炸》演的就是四个加州理工青年教师的故事）。担任校长之余，布朗还曾受尼克松总统邀请，作为美方代表参加过美苏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SALT I）。

1974年，布朗和时任佐治亚州州长的吉米·卡特在 “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由企业界、学术界和政界三方人士组成，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是一个类似达沃斯论坛的NGO组织）活动中相识，布朗在国防问题尤其是核战略方面的经验和专业知识给卡特留下深刻印象。在1976年总统大选中，卡特邀请布朗担任自己的国防事务竞选顾问。不久，布朗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他干满了4年任期，被认为是卡特任命的最恰当的阁员之一。

2014年时任国防部长的哈格尔与历任国防部长在一起，左二威廉·佩里，右二哈罗德·布朗，右一是基辛格

卡特忠实的执行官

70年代美国发生了一连串事件，越南撤军、石油危机、水门事件、经济“滞胀”，美国社会深陷理想主义破灭和迷茫、绝望的的痛楚中，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称这段时间是“美国的未遂自杀”。在总统大选中，代表“新南方”阳光、开明新一代政治家的卡特，承诺将为选民提供他们寻求的使命感和希望。

卡特是美国海军军官学校1946届毕业生，当过7年海军军官，从军生涯虽然不长，但却非常特殊。卡特在美国海军传奇人物海曼·里科弗海军上将麾下服役过。里科弗挑选下属的标准极高，卡特被选中并在其直接领导下参与过美国第一艘核潜艇“鹦鹉螺号”的实验工作。这段经历使卡特深入了解了军队如何运行。多年后他成为总统，五角大楼的将军们发现这位当年的小上尉在国防事务上相当内行。

给懂军事的总统当国防部长不是件轻松的事，艾森豪威尔的三任国防部长就觉得在内行老板领导下工作比较难干。但是布朗却和卡特搭配得很融洽。布朗性格内向，喜欢独自工作，喜欢读书。和卡特一样，他是个工作狂，每天工作长达12个小时，业余交际不多，以读书为乐，有时一周就能读5本书。布朗不善于同人交往，更喜欢和文字打交道。曾给布朗的第一副部长查尔斯·邓肯做过高级军事助手的科林·鲍威尔在自传中评论：“我总觉得布朗更愿意我们把文件从门底下塞进他的办公室，好让他一个人仔细阅读或者考虑一些道理。”

作为常年从事武器研发的技术专家，布朗能迅速理解复杂的技术问题，对各类尖端武器有深入研究和了解。在面对国会和媒体的质询与听证时，他经常能准确回答出 从美苏军事实力对比到一些重要武器系统性能等精确细节，这让他在国会和新闻界有着良好声誉。很多人认为，在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由布朗这样的技术专家出任 国防部长很适宜。但一些批评者则认为，布朗长于武器装备的领域，对复杂广阔的世界政治问题缺乏了解和认识，也许正是这一原因，布朗很少在政策制订问题上与其他阁员发生内讧。

布朗很有大局观，注意在公开场合和白宫保持一致，而不是像很多前任、后任那样，不仅将自己视作总统的国防事务助手和顾问，还将自己看作五角大楼部门利益的守护人，为争地盘和白宫、其他部门内斗。当意见不一致时，他能忠实服从白宫的决定，因此深得卡特信任。

保罗·约翰逊曾评论卡特时代美国对外政策十分混乱，以致除了伤害盟国和朋友，缺乏其他显著特征。卡特的国家安全团队存在深刻的分裂和对立，三方内斗让其前 任福特时代的内阁不和显得小巫见大巫。国务卿塞勒斯·万斯和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是不干涉主义者，主张对苏和解并避免卷入第三世界的冲突；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则是强硬派，主张在全球各地强硬对抗苏联（以上三人都是三边委员会成员）。内斗的第三股势力是白宫办公厅主任汉密尔顿·乔丹，他是卡特的助手兼佐治亚州老乡，1966年就追随卡特，乔丹级别不高但位置重要，对卡特有着特殊影响力，经常提出不同于两派的独立观点。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与国务卿塞勒斯·万斯

卡特认为，要实现美国的安全目标，不能依靠军事力量，而是要更多依靠外交手段和沟通、引导。但卡特本人的倾向时左时右，有时甚至两者兼备或朝令夕改。哈罗德·布朗作为国家安全团队重要一员，他在三方内斗中没有鲜明立场，对国防事务之外的问题从不轻易表态，将原本属于其职责范围内的影响力拱手让给其他人。

布朗承认，布热津斯基和卡特关系最密切，当涉及包括国防事务在内的重大决策时，布热津斯基才是总统做出决定前最后一个与之商讨的人。很多涉及国防部利益的重大决策，如巴拿马运河条约谈判、撤离驻韩美军这类事，甚至汉密尔顿·乔丹作为总统特使都密切参与其中，布朗在决策时却置身之外，只是形成政策后忠实执行 卡特的国防政策。在三方内斗中，布朗基本是一个看客，也许正因为如此，卡特才对他有特殊的欣赏。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与卡特关系非常密切

以美国技术抵消苏联数量
70年代的美国经济面临持续衰退、严重通胀和巨额财政赤字的压力。卡特就职时，民意测验显示公众对长年军备竞赛带来的巨额军费支出感到厌倦。卡特认为苏联威胁论只是右翼试图增加军费而宣扬的“狼来了”老套故事，他对国防的基本设想是降低核战争威胁，削减战略武器数量，通过缓和军备竞赛以减少军费开支。落实白宫这些构想的任务落到了布朗的肩头。

削减军费最好的办法是削减战略武器开支。冷战时代美国的国防预算中，战略武器一般占三分之一，该部分是导致白宫、国会与五角大楼激烈冲突的源头。从杜鲁门时代起，几届美国政府均因该问题闹得不可开交。

美国在战略武器方面曾长期保持压倒优势，但从尼克松时代起，苏联急剧膨胀的核武库已能与美国平分秋色，美国核战略转为“相互威慑”战略，即确保双方核力量平衡达到恐怖的核均势，使彼此都不敢先动手发动核战争。到70年代后期，苏联战略力量继续增长，核均势有被打破的可能。

卡特、蒙代尔副总统、国务卿塞勒斯·万斯和哈罗德·布朗在戴维营

布朗在1975年的一次演讲中明确质疑美国过去曾奉行的战略，认为谋求打赢核战争已不切实际，他对“相互威慑”战略也不满意，提出了“打击军事力量战 略”。布朗认为，美国虽然在核弹头和海陆空三位一体运载工具数量与投送重量上不如苏联，但享有技术优势，应该加强科研方面的努力，以战略武器的技术优势抵消苏联不断增长的数量优势，美国的核武器更精确，反应更迅速，因此应注重摧毁苏联军事目标，这就要求美国提高战略核力量的灵活和多样性，以能应付从擦枪走火到全面核大战各类核冲突。

布朗最优先的措施是砍掉B-1轰炸机项目。B-1A型轰炸机是60年代作为替换B-52轰炸机的项目开始研发的，具备超音速、超低空飞行能力，可以通过低空高速突防的模式穿刺苏联的防空网。到70年代后期，苏联的防空系统持续加强，布朗和卡特都对B-1突防能力感到怀疑，当时飞机本身还存在一些严重技术缺陷，但研发成本却不断上涨。1970 年单机估算价格是 4000 万美元，到1975年升至 7000 万美元，最终估计每架采购价将超过1亿美元，在当时还从未有过这么昂贵的飞机。

布朗仔细评估了整个B-1A项目，当时美国已经在秘密研发F-117隐形战斗机和B-2隐形轰炸机，而且老式B-52轰炸机经过改装后，可以携带新型空射巡航导弹，从苏联防空网覆盖范围外就能打击苏联战略目标，还能继续服役多年。因此布朗认为B-1已没有存在必要，1977年6月30日正式宣布取消B-1A的生产计划。

取消B-1项目后，预计能节省100多亿美元，布朗将其用于部署能机动发射的MX洲际弹道导弹，并给老式民兵III导弹装备新式MK12A弹头，还开始装备三叉戟核潜艇，改进B52轰炸机并为其配备可搭载核弹头的空射巡航导弹。

老式B-52轰炸机挂载可携带核弹头的ALCM空射巡航导弹后性能获得长足扩展

在常规武器方面，布朗对超级航母不感兴趣，他的前任已批准了建造第2、3艘“尼米兹”级航母的计划。首舰“尼米兹”建成时耗资6.35亿美元，第2艘“艾 森豪威尔号”（CVN69）耗资8亿美元，第3艘“卡尔·文森号”（CVN70）成为首艘耗资超10亿美元的航母，布朗预计第四艘航母将超过20亿美元。

面对采购成本急剧攀升的吞金兽，布朗认为不如将钱花在三军其他项目上，或让美国海军建造排水量只有4万吨的小型航母，并搭载新式垂直/短距起降战斗机。但美国海军对小型常规动力航母没兴趣，坚持要核动力超级航母。布朗按照卡特总统的想法，在1978、1979两个财年顶住了国会要求建第四艘“尼米兹”航母的 计划，省下来的资金用于五年内每年建一艘三叉戟核潜艇。直到1980财年，面对国会强大压力，才不得不同意建造“西奥多·罗斯福号”（CVN71）航母。

B-2隐形轰炸机和F-117隐形战斗机都是哈罗德·布朗时代开始秘密研发

布朗一方面暂缓军队薪饷增长，削减部队员额，减少部队训练、部署、军事行动和装备设施维护保养费用支出，另一方面将节省出的费用投入到武器系统升级换代上。他认为，鉴于苏联有4万辆坦克，美国只有1万辆，在东西方对峙最关键的中欧地区，双方军力对比是2.5:1。如果美国试图制造和部署坦克以维持中欧战线的力量平衡，那么仅采购3万辆坦克就需要500亿美元（按1982年币值计，且不计后续维护保养费用）。在十年时间里，美国虽然有财力承担这笔采购费，但为3万辆坦克配备相应操作人员还需要增加15到20万人，如果再算上配属坦克部队的其他辅助人员，美军需要增加30到40万员额才行，即便美国重新恢复征兵制，和平时期也征不来这么多人当兵。

布朗估计，除非将美军员额增加到实有规模（1979年美军全军202万人，苏军算上内务部队后超过400万人）的两倍，或者国防预算净增加50%，同时再采购相当部分低廉的盟国装备以代替昂贵的美制装备，才能保持与苏联常规军力的平衡，但这是政治上绝无可能接受的安排。限于卡特削减军费开支的框架性政策，军费开支不可能实质性增长，美国只能在常规武器更新换代、提升性能上下功夫。

从技术上来说，苏联现有的地面武器系统和美国同代武器性能大体相当，但武器生产速度是北约集团的两倍多，而且苏军人力成本比美国低得多，人力数量优势非常大，低技术和多人力的组合对苏联很有利。

 海湾战争中一系列武器装备都是哈罗德·布朗时代开始研发。

美国当时已开始第三次科技革命，在电子设备、集成电路、计算机和数据处理方面占显著优势。布朗本人保守估计认为，美国大体至少领先苏联5到7年。在一些关键性领域，如精确制导武器、巡航导弹、空对空导弹、飞机隐身技术、海军反潜能力和情报部门技术搜集处理能力等占绝对优势。美国在高技术应用于军事的能力和 效率上大大强于苏联，但美国人力成本比苏联高得多，因此，高技术低人力的搭配模式对美国最有利。

布朗提出了用高技术装备和量少质高人力的组合来抵消苏联数量优势的构想。他在任期内广泛推动常规部队武器装备现代化计划，地面部队第三代装备的研发工作全线铺开，如M-1坦克、M-2布雷德利步兵战车、新式防空战车、阿帕奇直升机、M270火箭炮、高机动多用途悍马军车，以及能够精确制导的炮弹等武器系统。

在布朗时代，美军虽然过了4年军费开支捉襟见肘的苦日子，但几乎所有武器系统 的研发都已开始。到海湾战争爆发时，这些系统业已成熟。其中，相当一部分开拓性的功劳应当记在布朗时代负责工程和研发的国防部副部长、号称“隐形武器之 父”的威廉·佩里身上。随着苏联的解体，布朗所提出的以技术抵销苏联数量优势的战略，永远没有机会实际验证了，但在他任期内播下的种子，最终在海湾战争中结出硕果，美国打的这场高技术战争让全世界大吃一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