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莫斯科红场即将引来一场俄罗斯史上规模最大的阅兵表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庆典将就此载入史册并成为新的历史记忆的一部分。选择性记忆和现实权力政治再次组合到一起，造就着俄罗斯从精英到大众的新一轮集体狂欢，表达着俄罗斯对西方发达国家有意识打压的群体性不满，也倾诉着俄罗斯对非西方世界的一种前所未有的渴求。

话语政治体系的东西方较量

作为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最大的公共历史纪念活动，红场阅兵所体现的首先是俄罗斯对于书写正统二战史的天然合法性的孜孜以求，其背后则隐含着俄罗斯在中央欧亚的庞大空间内传统影响力的国际承认问题，因而往往涵盖了远超出纪念本身的意识形态内容。

在俄罗斯的历史叙事中，苏联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不容置疑的贡献，苏军是以解放者的身份进入波罗的海和中东欧国家的，战后的领土安排完全符合国际法的一切要求。

但对于已经或致力于融入欧洲的前社会主义阵营成员国而言，排俄主义之所以盛行，更多的是因为，这已成了它们构建新的民族/国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比德法意等老欧洲国家更为排斥与俄罗斯曾经的共同记忆，在此背景下，历史的重新书写已经成为“去俄罗斯化”这一身份认同重塑的核心杠杆，并自动生成了一个国家自我识别的标志、一套从莫斯科获取“精神解放”的工具、一种剥离共产主义体系的手腕，以及一套剥离作为“外国殖民统治标志”的斯拉夫文化的门径。

在俄罗斯看来，这些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重新评价二战史的思潮，无疑是书写伪历史的集体行动，是在西方支持下运用政治化方式进行翻案的非法行径。“苏联在二战期间曾屠杀上万波兰军民”“苏军入侵波罗的海国家”等话题不断被西方和东欧某些国家热炒，波罗的海各国甚至纷纷拆除本国境内的苏军解放纪念碑和苏联红军塑像，这些舆论与“去红军化” 运动均激起了俄罗斯的强烈反弹。俄罗斯领导人不止一次公开谴责：“重审二战史”的真正目的是通过人为夸大俄罗斯的威胁将其“妖魔化”，并为重建对俄“包围圈”寻找虚假证据。

2007年，爱沙尼亚试图强拆苏联红军像，与抗议民众发生激烈冲突，造成一死多伤，导致俄爱关系恶化

更深层次上看，围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叙事与历史书写的争论，实际上反映出在中央欧亚地区，俄罗斯与西方就霸权及与之伴生的国际话语权上的激烈争夺。冷战终结和苏联解体导致俄罗斯失去了昔日的“帝权”体系，也就逐渐失去了对包括二战史书写的绝对优势，这对于一个实力趋于下降的大国无疑是极为耻辱的大事。同时，一旦主动或被动接受了西方和前盟国合谋的新二战史，俄罗斯的全球大国地位不仅日益松动，甚至可能连区域大国的角色都会受到巨大冲击。

因此，某种程度上，红场阅兵已经成为俄罗斯彰显自身作为中东欧“解放者”角色和二战胜利者地位不容亵渎的宣传手段，旨在回击西方支持、前社会主义阵营盟国配合的盛嚣尘上的历史虚无主义“逆流”。

本次红场阅兵中，普京总统等俄高层领导势必通过公开演讲等形式，全方位展示俄罗斯对于70余年前那段艰苦岁月和最终胜利的深刻纪念，而其根本目的依然是通过对历史创伤的谴责、对和平稳定的期许，表达出俄罗斯对未来地区秩序乃至全球格局中自身大国地位的应然性和必然性诉求。在此意义上，以红场阅兵为标志的历史书写之争从来就不是一场对渐行渐远的过去的纠纷，而是对越来越近的未来的抢位。

政权安全框架下的认同政治

苏联的解体曾被俄罗斯总统本人界定为20世纪最大的政治灾难。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从独立之初在推进民主化和市场化的自我改造时，就没有将深入到俄罗斯骨髓的苏维埃主义完全抛弃。

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更多向作为历史记忆的前苏维埃主义寻根问祖，将沙俄以降的诸多被苏联“人为终止”的传统予以恢复，完成新国家/新民族的构建进程，并一度希望藉此获得西方阵营的入门证。

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在此基础上更多从苏维埃孜孜寻求历史遗产，胜利日庆典的大操大办和最能出彩的红场阅兵更是被不断超越。在此意义上，红场阅兵实际上就是俄罗斯重塑民族灵魂的一项持久工程，旨在通过宏大的仪式，树立对大国地位理所当然的“文化自信”，并使之内化为一种潜意识的全民“文化自觉”，从而在弘扬民族自豪感的同时，巩固执政当局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2015年的俄罗斯，尤其是普京当局，迫切需要一场盛大典礼提振全民士气，延续自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版图以来的复兴之梦。乌克兰危机以来，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层层加码，同时国际油价在中长期前景内将持续走低，导致苏联时代即已存在的资源依赖型经济结构的弊端被持续放大，使俄罗斯经济陷入窘境，而且无法短期内获得根本改善。俄罗斯政府已经对形势的恶化做好了必要的心理准备，一场经济转型的持久战难以避免。

更关键的是，在俄罗斯当局看来，“颜色革命”的幕后推手正是高举“民主”旗号、推行暴力政变的伪善的西方国家，其手段包括从经济封锁到威胁断绝外交关系，从组织意识形态攻势、在国内和国际舆论范围内打击俄体制合法性，到对反对派予以扶持。在克里姆林宫的战略视野中，如果不能妥善应对这些西方的“组合拳”，“颜色革命”在俄罗斯上演只是时间问题。而乌克兰的两度变化恰恰显示了西方对待俄罗斯的一贯方略，即从外围到核心一次次地挑战俄罗斯的忍耐底线和战略底线，最终图谋让俄在忍让式适应的进程中从内部分裂。在此意义上，基辅的权力交替可能就会是莫斯科未来的路演，俄罗斯不能不做出强势反击。

俄罗斯反对派屡屡游行抗议，西方被俄政府视为幕后推手

值此危难之际，红场阅兵的盛大表演就超脱了仪式的基本含义，而被赋予释放国内经济下行等巨大压力的重要功能，防止内部不满意见借助外部压力发起冲击，从而在更大意义上拱卫政权安全。正如普京在本年度的“直播连线”中所强调的，“我们面临着很多难以预料的威胁，只要我们继续维持稳定的国内政治局势，保持我们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我们就不会惧怕任何威胁”。

于是，全世界将可以欣赏到耗资700余万美元的、苏俄历史上最精彩的三军方阵表演和其他精彩的海陆空装备展示。总参阅人数将超过1.6万人，将有194件装甲装备亮相，143架固定翼机和直升机将掠过红场上空。历史和现代要素将在这场盛况空前的庆典上无缝对接，部分受阅人员将身着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红军服装，并持苏联红军各方面军军旗以及参战部队和兵团旗帜，器宇轩昂地走过红场。曾在卫国战争期间立下汗马功劳的老式装备和俄军最新型、最先进的武器同台亮相更是传递着历史继承性，而克里米亚军备学校方阵的参演无疑是对这一新邦旧地新身份的重要国际宣示。

伙伴体系重组背景下的外交转向

本次胜利日红场阅兵形式上的一大变化还在于，应邀参加庆典的外国领导人和外军代表团的调整。这恰恰折射出俄罗斯外交优先方向的最新序列和俄罗斯-西方关系的结构性紧张。

2010年俄罗斯举行胜利日红场阅兵时，外国步行方阵只有三个，其中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外加摩尔多瓦和乌克兰构成了独联体成员国阅兵分队，走在外军方针的第一位。紧随其后的则是由美英法加上波兰组成的反法西斯同盟成员国方队，这至少部分弥补了英法美三国领导人均未出席的遗憾，部分重现了二战期间在同一阵营下并肩奋战的真挚友谊。曾为苏联加盟国一员的永久中立国土库曼斯坦编队则位居最后。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到场无疑给那场庆典赋予了政治高度，其他20余国领导人的分布也有很强的代表性，象征着和解、和平的共同愿望是全世界的共识。

伟大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红场阅兵式上的领导人们

时隔五年，俄罗斯还是那个俄罗斯，但参阅嘉宾的阵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方主要国家领导人集体缺席，象征团结一心的欧洲战场反法西斯联盟成员国方阵彻底消失，将俄视为侵略者的乌克兰不再派兵捧场，并声称将参加阅兵视作对俄罗斯变相的声援。独联体其他国家中，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塔吉克斯坦、亚美尼亚缺席，新增补的是一向被认为摇摆于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阿塞拜疆。倒是中国、印度和蒙古方阵的出席，多少显示了俄罗斯自2012年以来推行的回归亚太政策的成果。塞尔维亚的出现最多表明俄在巴尔干地区仍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无法掩盖俄在“欧洲化”明显的中南欧这一传统势力范围内，已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核心竞争力。

西方主要大国对待莫斯科红场阅兵的态度前后剧变，恰恰是整个俄罗斯-西方关系的一个缩影，折射出乌克兰危机以来关系的结构性变化。

五年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更为重视中国崛起引发的不确定性威胁，因而希望拉住俄罗斯与土耳其这些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的国家，构建布热津斯基设想的“大西方”，制衡中国的快速崛起，以避免地缘政治上陷入分裂、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陷入历史性衰败。在此背景下，俄欧现代化伙伴关系的建立、俄美关系的重启都标志着塑造全新俄罗斯-西方关系的一次尝试，因而双方更乐意通过红场阅兵等方式显示彼此的一致性、共同性。当然，与处于考察期的俄罗斯进行有限的考验性合作，决定了观摩红场阅兵的西方代表团之构成，但毕竟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相互接近。

如果没有乌克兰危机，俄罗斯或许真有可能在新旧国际体系的过渡期内找到一个更有利的位次而在大国竞争中游刃有余，甚至重演当年俄国外交大臣戈尔查科夫在克里米亚战争后将俄重新带回国际政治核心的历史。

但现实情况是，乌克兰危机系统性地改变了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基本面，美国等西方领导人的缺席就是试图通过孤立与集体抵制，表明他们对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毫不妥协的立场，甚至试图上升为由西方国家主导的一场针对普京治下的俄罗斯的总批判。

这种道德审判的核心逻辑，在于否定和打击普京政权的正当性，矮化和贬低俄罗斯的国际形象，在事实上重复了类似于索契冬奥会开幕式的不协调场景。就其本质而言，这一集体行动依然延续着西方对俄实施制裁的基本理念——借助对普京政权的竭力排斥，激励俄罗斯民众在危机下奋起抗争。

面对西方的步步进逼，俄罗斯采取了类似索契冬奥会的行为，广为邀请对俄立场予以理解乃至支持的诸多国家出席，形成非西方的新伙伴关系体系，彰显自己获得的国际承认和支持。而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领导人出现在阅兵式现场，更是对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柔而不弱的回击，从而挑战了西方话语中的国际法准则，尽管这一事实可能会对参加阅兵但并未公开承认阿、南国际主体地位的其他国家制造小小的麻烦。

无论如何，红场阅兵参与方的变化实际上集中反映了俄罗斯合作伙伴体系在乌克兰危机这一大背景下的结构性重组，也在相当程度上标志着以东方平衡西方、以陆权抵制海权、以边缘地带对抗霸权中心的历史开始回潮，但俄罗斯转向亚太的步伐有可能超越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而变得更为主动。

让真正的和平与合作来得更快更猛烈些

有意思的是，从刚刚得到巩固的苏维埃政权，到这个庞大国家骤然解体后的继承国俄罗斯，都把红场阅兵当作一个无可比拟的象征符号，通过其外在形式的转换，表达着同样或近似的内政诉求和不同的外交选择。无论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如何转换、精英集团如何递嬗、经济形势如何变幻，红场阅兵始终如一地像一只无形的手，在不同时期相对稳定地动员和形塑着俄罗斯的世界观、安全观和伙伴体系的结构与内容，并且在事实上还构成了俄罗斯执政当局合法性塑造工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此意义上，红场阅兵已经变成了一种外部世界只能理解而无法衡量的信仰。因而，对于普京当局而言，红场阅兵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肌肉秀，而是包含着丰富的内政外交诉求、带有风向标意义的仪式和信仰。历史记忆只是其外表，而现实的权力政治才是其内核。通过一场看起来耗资不菲的盛大庆典，普京当局获得的不仅是国内民意的再一次凝聚，更是对西方不要轻易动俄罗斯奶酪的一场有效警示，也向后苏联空间内与俄亲疏不一的各类伙伴国家送上了一份避免重蹈乌克兰覆辙的有形劝说。

或许，普京主导的这一次史无前例的红场阅兵有可能造成一些负面影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地缘政治诉求或将更为警惕；本地区的中小国家可能更为担心俄罗斯的强势外交损害其主权利益。但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逻辑支配下，红场阅兵对普京当局而言绝对是一件超级划算的政治行为。尤其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到访和中国三军仪仗队作为主嘉宾首次亮相红场，塑造出中俄互为战略支撑的格局日益稳固的意象，势将增加俄罗斯与西方对话与谈判的筹码。

问题在于，当战争记忆通过纪念仪式化为现实政治的重要部分时，我们更期望对和平的诉求超越对仇恨的回忆、对合作的期许超过对抗衡的冲动、对伤害的忏悔超出对胜利的饥渴。换言之，一国之庆典不应成为他国之毒药。在此意义上，弥合对立双方的立场差异、共同回归二战盟国的合作精神、为人类的持久和平作出相向而行的共同努力，可能比这一次红场阅兵展示的横亘在彼此间心灵与物理层面的鸿沟更为重要。

乌克兰危机是一场让包括俄罗斯、乌克兰和西方都伤痛彻骨的悲剧，它的久拖不决只会让彼此伤害更深，导致和解与合作遥遥无期。要避免双输局面的出现、甚至持续震荡欧亚地区局势，明斯克协议的路线图理应得到各利益攸关方的全力支持与坚决落实。

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后，张伯伦回到伦敦即得意忘形地对欢迎人群挥舞那张有希特勒签字的协议，宣称“从今以后，整整一代的和平有了保障”、“现在我请你们回去，在你们的床上安心睡觉吧！”我们希望，此次红场大阅兵不至于影响到诺曼底四方来之不易的协议，历史上的悲催故事套路不会在欧亚大陆重新上演，而真正的和平与合作要来得更快更猛烈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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