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毛泽东曾断言，到2001年的时候“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大约半个世纪后，这一预言已经成为没有悬念的事实。更值得期盼的是，即将到来和确保实现的“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标志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影响和塑造新世界秩序的方式与作用将更加受到关注。就当下而言，全面实现小康的“第一个百年”将如期而至，“第二个百年”已经在有步骤的规划之中，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的目标胜利在望。此情此景，此时此刻，更需要研究的是，是什么样的政治机理确保了一个巨型发展中国家，一跃而跻身于强者之林？

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整体国家实力及在世界的地位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图为在“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上展出的“复兴号”动车组和“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模型。（摄影 张笑宇）

通往发达国家的中国之路

到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的时候（2021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时候（2049年），中国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她将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发达国家。

一个政党能在百年之内带领十几亿人民实现从贫困状态到全面小康的转型，不仅是党史上的大事、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大事。贫穷，是世界政治最重要的议题，很多落后国家致力于脱贫的斗争。联合国发布的《2017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指出，1999年，世界尚有17亿人处于极端贫困，但是随着各国的努力，极端贫困率从1999年的28%下降到2013年的11%。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1990-2010年间，世界贫困人口总数减少了6.95亿人，其中中国一国就减少了5.26亿人，约占世界减贫总人数的75.7%。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精准扶贫”力度空前，2013-2016年已经累计减少贫困人口5564万人，年均减少贫困人口1391万人。全面实现小康，指日可待！

在国际比较视野下，中国的全面小康计划更有政治意义。印度被西方人称为最大的民主国家，那么“民主”的成绩单如何呢？按照联合国的贫困人口标准，印度在反贫困斗争的30年后，贫困人口依然占其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

建成了全面小康社会的中国，在国内生产总值（GDP）意义上，将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跳出中国经济学界流行的概念“中等收入陷阱”——在中等收入状态徘徊而难以跃升到发达国家。这一概念来自南美的经验，而南美的阿根廷、巴西、智利等是什么样的国家？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几乎谈不上制造业，而且从来没有自主性的经济政策，或者说就是留学美国的被称为“哈佛神童”“芝加哥男孩”的一帮政治家，所搞的错误性的进口替代战略，以及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保护少数人而得罪多数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如此这般的南美国家怎么可能进入发达国家？中国产业结构的多样化、制造业之强大、科学技术水平之先进，尤其是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及其一直奉行的理性政策，都意味着不能用“中等收入陷阱”来对照中国前景。

客观地看，几乎是欧洲人口两倍之多的中国，很多地区已经达到所谓的发达国家标准，而中国普通的一个地区或者一个省份的人口规模，比欧洲的很多国家还要多。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地的生活水平和实际购买力，不就是现有发达国家的水准吗？长三角、珠三角的农村地区，比南欧的意大利、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落后吗？可以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主要是指其政治意义。

北京航拍（图/视觉中国）

很多城市和地区已经进入发达状态的中国，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何时超过美国而成为第一大经济体？2008年，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表报告认为，按照市场价值方法计算，到2035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2017年6月，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英文期刊《中国经济学人》（China Economist）刊登“中国经济学人热点调查”第二季度报告，预测中国的经济总量在2034年赶上美国。

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的中国是不是发达国家？从技术水平的先进度、经济体制的成熟度和人均GDP而言，中国将无疑接近现有发达国家的“发达标准”。但考虑到中国巨型规模带来的收入不均衡性、地区不平等性、城乡差异性等，届时也很难理直气壮地说中国已经是一个发达国家。对于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而言，只要经济进入发达标准，很可能就会形成简单的同质化社会，即橄榄形的中产阶级社会。可以预知，即使经济上总体进入发达状态，中国社会的异质化程度依然很高，不平等性、不均衡性严重地制约了“发达”的质量。

因此，即使经济总量超过了美国，中国也还有很多社会建设工作要做。要知道，在中国中西部的农村地区，保障健康的卫生系统依然是个大工程，农村人口达到有尊严的生活水平依然任重道远。经济总量第一的中国再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即到“第二个百年”之时，我们才能理直气壮地说中国是一个发达国家。

“两个一百年”必将是世界历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这是人类历史上“南方国家”第一次不像西方国家那样靠战争掠夺、而是自主性发展成为发达国家。中国的规模更有其世界性意义，五百年来，世界第一强国依次是百万人规模（西班牙、荷兰）、千万人规模（英国）和一亿人规模（美国），而中国是13多亿人口的规模，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所引发的“量变”其实就有“质变”的性质。仅此就意味着，此前关于发达的理论很难用来解释中国经验。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现场（图/新华网）

中国奇迹是有机互动的结果

过去几乎所有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都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盛行的新制度经济学，都是从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大国的兴衰。这是市场或者说经济学“脱嵌”的结果——市场从社会整体中脱离出来而“独立”存在，经济学从人文社会科学中脱离出来而独立存在，进而演变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和“经济学帝国主义”。

“脱嵌”的理论有解释力吗？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西奥多·舒尔茨的研究，三百年来没有哪个重要国家是按照当时的所谓“主流”理论发展起来的。我想，根本原因就在于，“脱嵌”后的经济学理论已经远离社会真相本身，而社会本身无比复杂，经济发展绝不只是“经济的”或者“市场的”表现，而是一套综合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否则就很难解释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同样的经济体制、同样的经济政策为什么会有完全不同的结局。

中国奇迹是“观念—制度—政策—能力”有机互动的结果。首先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本思想。儒家思想在历史上有机地与其他思想融合，使得儒释道并行不悖。今天，民本思想首先表现为与社会主义的可通约性，民本主义是以“民”为本，而社会主义是以“社会”为本，社会就是民众，因此二者其实有高度的重叠共识。有着民本思想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必然具有价值的包容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很多要素，就是改革开放之后吸纳一切优秀文明的产物。现代政治似乎都在讲“人民主权”，但不同文明下的“民”的地位是不一样的。

其次是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制度。大众民主是现代性的产物，在世界上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民主的发展趋势必然是不停地进一步民主化，西方有“再民主化”的诉求。但是，不受约束的民主就是“暴民政治”。为此，在尊重现代性民主政治的同时，不能忘记人类几千年来的基本秩序——权威，否则一个国家就会失去方向，政府就会变成不能做事的“否决型政体”。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制度是一种混合政体，一方面有以活力为主要形式的民主，一方面有代表权威的集中，保障了民主的有序性和国家前进的方向性。民主集中制是“中国模式”的核心，历经革命时期的1.0版、新中国第一个30年的2.0版和改革开放以来的3.0版，趋势是民主与集中正在走向平衡。

第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比较历史已经证明，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竞争和活力，缺少创新性，不会有滚滚而来的国民财富。但是，只有财富，社会可能出现巨大的不平等、不公正，国家因而出现政治动荡，产权也得不到保护，因此必须有社会主义去进行财富再分配，以在保障效率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障社会公正。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大创新，全面消灭贫困计划、财政政策上的转移支付、地区之间的对口援建等等，都是社会主义的重大举措。如果说市场经济更多是“经济的”，社会主义更多是一种“政治的”，因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不是单纯的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制度，而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混合体。应该认识到，也只有民主集中制政体，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行，否则谁会自动地让本地区的财富转移到其他的落后地区？

第四是问题导向的实践理性政策。改革开放以来，一切以问题为导向，既不再迷信计划经济，也不沉迷于所谓的自由市场，坚持的是在发挥政府正常作用的同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为此，一方面坚持国家自主性的宏观计划、远景规划的产业政策，一方面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市场性分权，以不停的分权而赋予市场活力。

最后是治理能力强大的公务员队伍。好观念、好制度、好体制和好政策，说到底要人去执行、去落实。比较而言，中国公务员队伍的整体水平和政策执行能力，在世界上可谓独树一帜。中国历史上的官僚体制，是如何把人、把国家组织起来的伟大的制度发明，其制度性遗传基因就是公务员以民为本的使命感。而且，中共还发明了一套被英国《经济学人》周刊称为政府的“第四次革命”的制度，那就是以党校系统为核心的干部培训制度，不但提高了干部的能力，更重要的是统一了思想，从而使得相应的中央政策都能得到有效执行。

2012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党校举行2011年秋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 摄

需要警惕两种“逆发展”现象

应当看到，国家越是接近成功，困难越多，挑战越大，就越应该保持警醒，不能功亏一篑。发展并非直线性地一路向前，发展“中断”而导致的“逆发展”现象并不鲜见。人类大历史就不说了，就是在过去的一百年内，都出现过不止一次的国家逆发展和国家内部地区逆发展现象，不能不引起重视。

首先是国家逆发展或地区性逆发展。一百年来，除了苏联国家解体、伊拉克国家失败之类的极端事例，在发展学意义上，至少已经有两波次的国家逆发展现象。二战之前的若干年里，南美的一些国家比如阿根廷、智利，其发达程度不亚于欧洲的比利时等国，但是二战之后，由于民粹主义泛滥，更由于错误的进口替代战略，这些南美国家从原来的“发达”退守到中等发达。新近出现的逆发展是被称为“笨猪四国”（PIGS）的南欧国家，它们是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它们目前几乎主要依仗农业经济和传统工艺经济。中国的台湾地区因为党争民主事实上已经退出“亚洲四小龙”之列，香港地区的“党争”如果得不到遏制，其结果必然是“逆发展”的新案例。

其次是国内地方性逆发展。一国之内的地方逆发展是因为产业结构未能转型升级所致，典型的是美国传统的工业地带，如美国汽车城底特律、传统工业城市费城等。

坚持保障“两个一百年”目标的政治机理，就能保证中国不会出现国家逆发展，但并不意味着不会出现地方性逆发展。比如在我国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一些城镇衰败的现象。城镇化之路如何走才能更顺畅，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

（本文转载自参考消息，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政治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