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新时代新挑战呼唤新思想，习近平的政治思想体系包括但不限于：从文明基因出发的历史哲学，强调政治制度“决定性作用”的政治经济学，以国家治理能力为核心的国家治理理论，以公正社会为导向 的改革和社会建设方向。这些思想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推动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也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坚守和推动，因而值得从学理上加以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引起知识界最大反响的无疑是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命题。这一命题不但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也是知识界持续关注的重大政治主题和重大理论议程。要更好地理解这一命题，首先还是应该研究命题人的政治思想和执政逻辑。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家思想和政治行为的研究，一直是西方中国政治研究的志趣所在。比如，普通中国人所以知道哈佛大学傅高义（Ezra F．Vogel）教授，不是因为其早期的《日本第一》，而是他先后专门研究陈云和邓小平，其《邓小平时代》让其享誉中国和中国研究学术界。其实，梁启超早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指出，政治思想与哲学思想不同，“政治思想什九与实际问题相接触，一有机会，则不惟坐而言，直将起而行”，故凡有主张的政治家，其政治活动都应该是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对象。

中国思想先贤和国外学界之于当代政治家的重视，值得当下学术界、尤其是政治学界的省思。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伴随着社会科学中所谓的“祛价值化”“科学化”，中国政治学研究居然逐渐远离当代政治人物及其思想，这无疑等于自我放逐，自我收缩营地，最终必然是自我矮化。另一方面，在研究取向或者研究方法上，社会史叙事开始流行，但从政治人物思想及其政策的角度而理解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乃至制度变迁，依然是不可替代的最重要的研究路径。思想体系是时代的产物。总结政治家的思想不但要看其思想表述，更重要的还有政治实践，实践本身比思想表述更重要——这是政治家不同于学者的地方。本文梳理出习近平总书记的学说性质的历史哲学思想和政治经济学思想，在此基础上阐述其政策性的思想，包括以国家治理能力为中心的现代化治理体系、以公正社会为导向的发展理念以及以人类生命共同体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观，这些构成了习近平政治思想的基本框架。

新时代新挑战与新思想

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时代”虽然不像毛泽东建立新中国和邓小平改革开放那样具有明显的质变，但中国靠其规模而发展起来后引起的量变其实具有质变的性质。中国的规模太大，这一规模本身已经有了质变的意义，不但带来了世界秩序的变化，也对国内秩序带来根本性变化和挑战。

世界秩序的变化。二战之后有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正在衰落之中，其突出表现是西方国家倡导了两百年的自由贸易理论正在被美国放弃，美国退出 TPP 和回到传统的双边贸易谈判、英国脱欧公投，都是对以自由化为支撑的地区化和全球化的一种逆势而动，因而被称为“逆全球化”或“全球化退潮”。与此同时，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上高举全球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旗，赢得了世界的高度评价。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所有规模以上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亚投行”已经成为事实性的“世界投行”。这意味着，主导世界秩序的权力正在位移，世界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话语权空前扩大，而且必将更加具有主导性。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图书出版（图片来源：新华网）

国内的结构性变化。在政治建设上，到 2022 年左右，中国的政治制度将定型，治国理政的方法方式也将更加制度化、法治化。在经济建设上，几十年高速经济增长之后所呈现的“新常态”正在催生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而且整体性成功升级的可能性很大，中国的发展模式随之而来将呈现“发达型”。在社会民生建设上，到 2020 年，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有了更实际的意义。所有这些，都有了“新时代”的意义，需要新的发展理念，新中国前 60 年的理论和思想已经不能满足“新时代”的需要。

新的挑战。新时代的新挑战是多方面的，也十分严峻，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政治经济关系上。市场经济已经带来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人的观念的深刻变化和利益结构的深刻调整，这些变化在过去已经对执政党构成过严峻挑战，诸如各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利益集团。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党通过强力反腐清理了威胁人民主体地位的利益集团。但是，市场经济带来利益多元化而产生出利益集团，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顽症，顺其自然就必然是政治上的多元化即多党制，正如大多数国家所实行的政体那样。如果这种情况在中国出现，必将是灾难性后果。这样，如何处理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多元化与我国宪法条件下的民主集中制即党的领导，将是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一个不容轻视的长远性、根本性问题。

正是因为这样一个长期性的根本性挑战，加之世界秩序的大变局以及国内走上新阶段，都迫切需要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因应新时代的习近平思想。

从文明基因出发的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是人们对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命运、对于人的存在价值的哲学思考。为此，历史哲学观的形成，既需要对大历史的关怀和理解，更需要一种大的政治情怀。为建设政治而理解历史，从历史中汲取政治智慧，从文明基因中寻找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是习近平历史哲学的一条主线。上任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就主持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政治局集体学习，可见其哲学关怀之深切。

在 2017 年 5 月 17 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习近平从文明基因讲到文化自信问题。可以说，“文明基因”意义上的历史连续性，是贯穿习近平历史哲学的经纬，习近平总书记也是新中国以来最重视文化传统和文明基因的领导人。新中国前 30 年主要是在破旧中立新，因此对传统文化主要是“破”的立场；改革开放后 30 年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模棱两可，领导人说不清因而也很少讲。但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场合多次强调传统文化和文明基因之于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

2013年11月，习近平在山东曲阜孔府翻阅儒家经典（图片来源：新华视点）

2013 年 11 月曲阜孔子研究院谈话中，习近平引用了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的一句话：“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总结，继承一份珍贵遗产。”因此，习近平认为，“对孔子思想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今天的中国是中国历史的发展，应坚持这样的态度。”习近平的中国观不仅把改革前后两个 30 年统一起来，在多次的讲话中，还把当下中国视为 5000 年历史、170 年历史的一个连续体。昨天是今天的历史，今天是明天的历史。

这样的历史观决定了，习近平特别重视历史传统所提供的思想资源，重视儒学的背后应该是寻求新的政治合法性资源。任何一个政权的合法性都不可能永远建立在经济绩效上，对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而言，传统是其重要的可资汲取的合法性资源。在视察曲阜孔子研究院时， 习近平就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要求“四个讲清楚”：

一是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 二是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三是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承认文化的多元性，一定要承认政治的多元性。四是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的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第一个讲清楚厘清了文明基因与制度形式的关系，即那些没有文明基因的“飞来峰”制度必然行不通，而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则是基于自己的文明传统。第二个讲清楚是弘扬民族精神问题，第三个讲清楚是文明多样性问题，不存在“普世价值”代替其他文明体系。第四个讲清楚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基于民本主义的文明沃土之上，社会主义和民本主义是可以通约的。

没有历史哲学的关怀，是不可能提出这些最基本的、也是不容易讲清楚因而也是容易被回避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不但是对中华文明和当代中国政治的理解，也离不开比较文明的视野。

从文明基因出发的历史哲学是一种新历史唯物主义。相比于传统的侧重于经济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新历史唯物主义在强调经济基础作用的同时，更多地主张历史文化传统的作用，是一种更加宏大的历史观。

政治制度“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新政治经济学

历史哲学所展现的大历史，是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文化权力乃至军事权力复杂互动的历史，其中代表国家权力的政治权力是其他权力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作为结果的政治权力一旦形成，往往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对人类的制度变迁往往具有决定性作用，塑造着经济生态、文化生态。如果认识不到大历史所告诉我们的政治逻辑，把作为结果的政治权力当做问题的原因去改革，这种“改革” 其实就是触动了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结构，结果就是死路一条。古今中外这样的教训并不鲜见， 比如从王莽改制到戈尔巴乔夫改革，都是如此。

从人类大历史到新中国历史，都昭示了一个重要道理，那就是政治制度的重要作用，乃至在关键时刻的决定性作用。为此，我们需要反思流行的庸俗的历史唯物主义，并需要从新认识流行的西方经济学原理，建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固然汲取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思想，但绝不是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能解释的。强调产权、市场作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无视或者忽视 300 年来世界经济史的一般规律，那就是后发国家成功的国家之道在于政治制度的关键作用。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经济史提出的课题是，关于企业的性质、市场的性质、政府－市场关系即政治经济学、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即经济社会学，都需要重新认识并建构，从而建构起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目前，中国的贡献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学上，在这个方向上基于中国的伟大实践的理论总结，已经构成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基础。习近平同志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就提出了“经济的政治化，政治的经济化”思想，这意味着不能以二分法来看待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这一思想直接体现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分配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发挥好政府的作用。市场与政府的均衡关系，一直不是西方经济学的重点。欧美的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国家提供公共产品以保障微观市场主体的顺利运行，或者国家与官僚制如何约束了经济发展。这显然是有选择的研究，谈不上科学的政治经济学。

我们应该认识到，企业只不过是微观市场主体，而国家则是一种宏观的具有企业性质的行为主体；市场经济也只是微观市场主体的生活方式， 而具有企业性质的国家显然不会停留在自由市场的层面，国家的政治战略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具有决定作用，从深圳特区、浦东开发再到今天的雄安新区，都是政治战略的作用，显示了政治制度的决定性作用。

300 年世界经济史、尤其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告诉我们，政治制度起着攸关作用，我们耳熟能详的关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的说法需要得到澄清和发展。政治制度并不是简单的反作用，很多时候起着决定性作用。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总结的，“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在一个国家的各种制度中，政治制度处于关键环节。”这个论断道出了国家权力的真相。习近平还指出，“政治制度是用来调节政治关系、建立政治秩序、推动国家发展、维护国家稳定的”，这一论断再次确认了政治制度的核心作用。

政治制度的决定性作用通过正负两个方面体现出来。移植而来的“飞来峰”式的政治制度，必然水土不服而导致无效治理甚或国家失败;而根植于本土的政治制度，具有民族精神的支撑和文化传统的滋养，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理解了政治制度的决定性作用原理，就应该明白，现在流行的所谓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的说法，经不起历史哲学的考验。在上任伊始视察广东谈话中，习近平同志很明确地指出，“我不赞成那种笼统认为中国改革在某个方面滞后的说法。在某些方面、某个时间，快一点、慢一点是有的，但总体上不存在中国改革哪方面改了，哪方面没有改。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改的、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这不能说不改革。”显然，不能改的就是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也是中共领导人第一次明确表达对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新看法，也就是说，不同意政治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的流行说法。

如果放在世界大历史的视野下去看“政治制度的决定性作用”，就更能明白这一命题的历史哲学意涵。美国建国时是农业资本主义和奴隶制，后来演变为工业资本主义，到今天的金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但其宪政结构变了吗? 这就是政治制度的韧性和作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美国、苏联都陷于大危机之中，中国和美国靠经济改革而非触动政治制度度过了难关，而苏联则从改变政治制度入手，结果是苏共失败国家解体。

因此，政治制度“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命题，意味着人类需要重新研究和认识政治制度的内在逻辑和性质。这一命题不但指出了建构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向，也是治国理政的基本逻辑，蕴含着重大的历史哲学原理。

以国家治理能力为中心的国家治理理论

学说和思想从实践中来，也体现在实践中。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总目标，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和任何国家的国家治理一样，国家治理首先是一套价值体系，其次是一套治理体系，然后是实践价值体系的公共政策。然而，具有理念的公共政策能否得到执行和落实，关键看国家治理能力。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别，并不取决于制度形式，而是治理能力。治理能力贯穿在价值体系—治理体系—公共政策之中，因而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或者说是国家治理理论之魂。

中国的价值体系无疑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2014 年 2 月 17 日在党校讲话中指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首先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套价值观不是空洞的，在实践中通过一套历史哲学和治国理政的新政治经济学而展现出来。换句话说，习近平总书记的历史哲学思想和新政治经济学思想都指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治理体系即制度体系则是政治－经济－社会 - 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全方位的结构上的优化升级。在政策逻辑上，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升级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之后提出的“法治中国” 则是建设现代化的治理体系的出发点，“四个全面”是建设治理体系的抓手和战略布局。

比较历史告诉我们，建立现代性的治理体系容易，但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难，因此中国的重点是建设以治理能力为中心的现代性治理体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同时也辩证地指出，“治理国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和长远性作用的。然而，没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也难以发挥作用。”但是完善的制度和好的治理能力并不必然成正比例关系，“甚至同一个国家在同一种治理体系下不同历史时期的治理能力也有很大差距。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才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结合在一起提。”不仅如此，在二者关系上，习近平认为，“制度执行力、治理能力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在 2015 年联合国发展峰会上，习近平主席主张一种新的发展理论——发展能力研究。

好的治理体系转化为治理能力，必然有一个中介机制。没有中介机制，再宏大的、理想的制度结构都只能陷于空转而不起作用。在中国，这个中介机制就是我们常说的民主集中制。强调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习近平在人大制度 60 周年讲话上的一个最突出的内容。民主集中制可以“形成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切实防止出现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现象”；保证了“有效治理国家，切实防止出现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现象。”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国家，没有个人自由、社会自治、市场经济和社会活力，就没有民主；没有社会活力，没有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同样，在中国这样一个空前复杂的国家，没有决策权威，也很难想象会有今天的局面。比较而言，很多发展中大国都是有民主而无决策权威，发展因此步履蹒跚。

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制度正是中国的制度优势所在，这是国际比较的结论。世界上主要有两种政体类型，代议制民主（即党争民主）和民主集中制。二战之后，在 100 多个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后发国家因为搞了党争民主而发达起来。更可比的是，世界上共有12个人口过亿的国家，其中9个是发展中国家，包括亚洲的中国、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印尼和菲律宾、非洲的尼日利亚、南美的巴西和墨西哥。在9个国家中，只有中国是民主集中制，其他8个全部是代议制民主，其中治理上的优劣之分不言而喻。国际比较再次告诉我们，国家之间的差别主要取决于治理能力。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设上，“改革 60 条”事实上就是围绕划定权力边界和制约权力而展开，在此不必赘述。在国家能力建设上，在中国，国家能力说到底是执政党的领导能力和建设能力，而保证这种能力的就是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制度，它是贯穿于所有政治层面和权力关系中的“制度之魂”。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才说“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这是关于中国政治性质的新定位。在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能力的实现首先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没有部门利益的决策机关，其次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合理作用。

以公正社会为导向的新发展理念和世界秩序观

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两年多之后，在2016年4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23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既要往增添发展新动力方向前进，也要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向前进”，在着力解决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时，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这既是对改革方向的定位， 也是对发展经验的总结。

只有社会的公正才有社会的和谐，这是柏拉图早就给我们的智慧。鉴于“维稳政治”的教训，当下的治国理政指导原则事实上已经是以公正为导向了，公正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追求，“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公正”是习近平多次讲话的一条主线，而且既在最低要求上谈公正，也在最高目标意义上追求公正，“坚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公正的核心是什么? 习近平在很多场所、很多层面都讲到公正，比如“公正的社会环境”“因为经济发展水平低而导致的不公正”“以发展促公正”等等，并要求将公正原则贯穿在制度机制、法律规定和政策之中，但主题则是“制度公正”，强调通过制度安排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关于“制度公正”的系统阐述是：

无论处在什么发展水平上，制度都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我们要通过创新制度安排，努力克服人为因素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我们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哪个领域哪个环节出问题，哪个领域哪个环节就是改革的重点。对由于制度安排不健全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问题要抓紧解决，使我们的制度安排更好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原则，更加有利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在制度正义中，其中公正的司法制度最为重要，是因为公正司法是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在 2013 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和庆祝人大成立 60 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都强调，“要深入推进公正司法，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严肃惩治司法腐败，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以制度正义为指导原则，抓住了正义的核心。正义有很多层面的意义，但核心则是制度正义问题。罗尔斯正义论的核心是讲制度正义，即正义的主题是制度。

很多已有的改革体现了作为“公平的公正” 思想。比如（1）超预期的反腐事实上是建设公正社会的急先锋，因为有碍社会公正观感的直接来自因腐败而导致的结构性不平等、不公正，让社会充斥着暴戾之气；（2）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改革体现了公正思想，世界上哪有国有企业高管的事实性收入是企业职工最低收入的百倍之巨? （3）在教育资源上比如高考招生，因为中西部不是教育中心，一流的大学较少，一流大学招生名额向中西部倾斜。（4）在城乡二元化问题上，废除了农村和城市这种锁定不平等的户籍制度。大力推进的城镇化建设，事实上也是为了解决身份不平等。为此，国家每年需要花万亿巨资而解决农民身份问题，比如通过免费就读中等技术专业，每年转移农村劳动力 1100 万。

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提五大发展理念，而且宣布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图片来源：大公网）

这些以公正社会为导向的改革，反过来又上升为新的发展理念。十八届五中全会总结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落脚点在“共享”上，这是建设公正社会的发展理念。

世界政治是国内政治的延续。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 2017 年年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体现了“五大发展理念”的精神，诸如“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坚持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坚持与时俱进，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治理模式”。这些其实就是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以公正的国际社会为导向的世界秩序观，即“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已经写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决议之中，它是对现行世界秩序的一种“中国方案”。

历史地位与贡献

在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新政治经济学认识论的视野之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成败主要在于国家治理能力；而指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理念或者目标则是国内的公正社会以及“人类命运共体”的世界秩序。习近平思想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是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1．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在2016年5月17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三个自信”的同时又提出了第四个自信即“文化自信”，这是其历史哲学思想的一种自然延伸。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代代相传于、内化于生活在固定疆域内的华夏民族血液中，因而构成了延绵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共同体，从而可以称中国为“中华文明基体”，即由文明基因而构成的一个共同体。中华文明传承 5000 年而不曾中断，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

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不但是经济的，更多的还有历史文明基因和政治制度，这是“新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为“新”所在。新历史唯物主义堪称基于中国历史文化和伟大实践而发展起来的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2．政治制度的“决定性作用”思想是基于中国经验的历史唯物主义论述

国家权力是“互动的制度化网络”，即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政治权力的互动， 政治权力是其他权力互动的结果，并总是代表着国家权力。

政治权力是其他权力相互作用的结果，象征着国家权力，政治权力的变化更直接触动着国家权力或动摇着国家的根本制度，因而政治权力更具有根本性。国家的命运系于制度，尤其是根本制度。这就意味着，对政治权力的变革必然是渐进的，而且是固本性的，完全不同于经济变革的创造性破坏。政治权力结构的破坏，带来的可能不是新结构的均衡，而是新的动荡甚至是灭顶之灾。两百年来，美国经历了很多次危机乃至多次的政治危机，但美国总是以固本的、渐进的方式改革其宪政结构带来的问题，甚至以经济方式来掩饰其宪政结构问题。英国也是如此，即渐进地进行选举权改革，固化其宪政结构。相反，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极力“揭盖子”，两年之内搞垮了苏共和苏联。

古今中外的历史告诫我们，政治制度的决定性作用以两种形式表现出来，决定性的建设性作用或决定性的破坏性作用。到底以哪种形式表现出来，说到底要看政治制度是否适合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文明基因，是否符合现实的社会结构。实行了西式民主的发展中国家所以出现无效民主和无效治理，说到底就是企图以“飞来峰”解决自己的问题，结果则是南辕北辙。

3．以治理能力为核心的国家治理理论，更化了发展理论

二战之后，西方国家首先提出了发展理论，其核心就是按照西方模式而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所谓的“好制度”“好政策”。然而，70年过去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状况如何呢? 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不仅如此，北方国家的发展依然出了大问题，诸如意大利、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出现了“逆发展”，成为国家货币基金组织援建对象国。在这种浪潮中，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依靠自己的制度优势、主要是制度所体现的治理能力的优势，一举成为全球化的领头羊。

中国的经验无疑应该提升为新发展理论，更化旧的发展理论，那就是我们讲的以发展能力或者治理能力为核心的国家治理体系建设。

4．以“公正社会”为导向的发展理念，是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坚守和丰富

任何国家都有一套立国的基本价值，否则再强大的国家也是脆弱的。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必然、甚至首先应该包括一套价值原则。在“党校 2－17 讲话”中，习近平同志还明确把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直接联系起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包括价值体系。也就是说，全面深化改革所推进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但有社会主义的制度属性，还有社会主义的价值属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由12个词、24个字构成，涉及个人、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的价值观。其中，我们认为“公正”是社会主义的最低也是最高价值，应该是价值体系中的内核，即所有其他价值观都是围绕“公正”而展开、以“公正”为取向。

从第三波民主化到“阿拉伯之春”，意味着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泛滥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低落。然而，中国的伟大复兴及其所坚守的社会主义基本价值，不但是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坚守， 也是给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以信心。相应地，“人类命运共同体”使得世界秩序有了更多的社会主义色彩。

几年来，习近平的政治思想已经带来政治生态的明显改观，中国正在形成一个更加有规矩的社会，生活在其中的百姓更有确定性。看不见但能明显地感受到的改变是，习近平政治思想的实践大大提升了我国的话语能力，中国人有了更多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本文原载《学海》2017年第4期，作者授权观察者网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