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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凯生:金融业的对外开放 ,拉开了一个新的大幕

2018-05-25 07:04:26

【5月12日至13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暨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第三届年会(2018年)在中信国安第一城成功举办。中信基金会理事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孔丹在会上作了2017年度工作报告。孔丹表示,中信基金会将围绕党和国家发展战略,聚焦服务决策,把握主攻方向,竭尽全力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努力打造具有影响力的高端综合性智库。观察者网对此次大会上的部分发言分批进行整理,以飨读者。本文为前中国银行行长杨凯生的发言。】

最近,有不少人都在关心我国进一步要扩大金融市场问题。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个时候要抓紧推出金融的市场扩大开放?由此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影响?会不会影响中国的金融安全?这一系列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

对此,我有三点主要的想法。

第一,新一轮的金融对外开放已经启动;

第二,对这一轮的金融扩大开放,党中央是有通篇的谋划、统筹和考虑的;

第三,从前两轮的金融开放的实践经验来看,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好,把握得当,不会影响我国的金融安全。

总的来说,我国的金融风险,当下主要的集中点在哪里,应该如何对应?这里还涉及四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新一轮的金融对外开放已经启动。从2001年年底加入WTO算起,那么我们这一轮的开放已经是第三轮或者算是第二轮了。

我们国家是从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WTO的,在那以后我们放开了有限的金融市场,外资的金融机构有限制的进入了我国的一些领域。

2004年前后,我国的五大银行进行了财务重组、股份制改造,引入了国外的战略投资者,这是第二轮的金融开放——到今天,转眼十几年过去了。

去年11月,财政部副部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朱光耀同志在国务院新闻办的吹风会上正式宣布,将单个的或多个的外部投资者直接或者间接的投资于我国的证券、基金管理、期货公司的投资比例放开。

2017年11月15日,第八届财新峰会北京开幕,朱光耀对话美国前财政部长雅各布·卢。(视觉中国)

他还宣布,取消对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单一持股比例的限制,实现内外资一致的比例规定。对保险公司专门做出了一些规定,对保险公司的投资比例的限制要予以放宽。

今年两会,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又重申了这些,等于是正式做出了宣布。这比朱光耀同志在新闻办吹风会上的宣布还要更为正式。前不久在4月份的博鳌论坛上,人民银行行长对此又做了六点阐述。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论坛上说,中国将采取四个方面的措施来进一步加快改革,扩大开放。

当时他主要讲了大幅度降低市场准入的限制、创造更有利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主动地扩大进口等等,而且做了四个方面的表述。

第一点就是讲要大幅度的降低市场准入的门槛。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地承诺,在服务业,特别是在金融业方面,我们去年所宣布的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的重大措施要确保落地。这个时间显然和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朱光耀宣布落实的时间点相吻合。

习近平总书记还说,同时我们要扩大对外开放的进程,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的限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投资的范围、合作的领域等等。而且这些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要尽快使之落地,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表明了决心是很大的。

这个讲话引起了业内强烈的反响。

4月份到现在才一个月。大家可以看到许多政策纷纷出台,银行保险证券管理委员会和证监会都纷纷制订或者修改了原先外资进入中国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的一些股权比例限制等等。因此我们现在可以说,在改革开放走过40年的历程之后,我国的金融业的对外开放确实已经站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上。

中国金融业的新一轮开放已经启动了,或者说又拉开了新的大幕。

第二点,党中央、国务院对我们扩大金融开放、防范金融风险是有通篇谋划的、有整体考虑的。

对此我尝试回答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现在之所以要突出搞金融开放,是不是就是为了应对中美的贸易冲突?

第二个问题,扩大金融开放究竟会不会导致金融风险?

国际贸易是两个国家或者两个经济体之间做生意,各自都有各自的利益诉求,这没有问题。

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去年中美贸易额从人民币来算的话,达到了39500亿人民币,其中我们出口是29100亿人民币,进口是10400亿人民币,我们有顺差。而且我们这个顺差还是美国所不承认的,按照他们的算法还要更大一点。

所以说中美两国之间贸易的不平衡或者摩擦,多年来都是存在的。当然这一轮贸易战的爆发,真正激烈的是首先从美国对钢铁、铝征收关税开始,然后启动所谓的301条款调查等等。

而我国现在计划的或者推出的这些扩大金融开放举措,我认为是早于这一轮激烈冲突的爆发。

2018年4月11日,海南琼海,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在博鳌举行。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分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除了谈及中美贸易摩擦、货币政策、虚拟货币、金融监管外,还宣布了以下重磅措施:中国金融开放12大具体举措,其中6项预计上半年落实,5项年内落实(@东方IC)

比如说早在2017年1月,国务院当时就发布了一个文件——《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的若干措施的通知》,距离今天大概有1年4个月了。

这个文件明确说,服务业要重点放宽银行内金融机构、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保险机构、保险中介机构外资准入的限制——这个话在去年1月份我们就说了。

去年7月份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当时说,要积极地推动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并且分析认为,现在我国开放的重点与过去有所不同了,即过去开放的重点是制造业,通过竞争带来优化和繁荣,现在外国要参与我们的金融服务业,也会通过竞争机制来促进优化和繁荣。

总书记下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说法:党中央对金融开放已经明确了顶层设计,要合理安排开放的顺序,对那些有利于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有利于增加金融有序竞争,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的举措可以加快推进;对那些情况复杂,不确定性比较大的举措要慎重行事。他说从我国的实际出发,下一步可以考虑调整对外资在银行、证券、保险业的一些规定和做法,在设立的形式、股东的资质、持股的比例、业务的范围、牌照的数量等方面给予更大的空间,让金融业开放早日见到实效——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去年7月份说的。

因为有了党中央、国务院的设计,后来才有了去年年底的朱光耀部长的宣布,也才有了今年人民银行领导同志的正式的宣布。所以我们要意识到,金融业的对外扩大开放,绝对不是哪个部门、哪几个人所决定的,而是中央的大政方针,是总书记的战略决策,这也不完全是为了应对当前中美贸易冲突的应急之策、权宜之计。

它既是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我们继续要深化改革,继续要扩大开放的一种态度的宣示,是坚持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反对单边主义、坚持多边合作的一个态度的宣示,也是为了进一步促进和提升我国金融业的竞争能力、金融业的服务水平,是创新和完善金融调控、健全我国金融企业制度的需要。

大家都知道十九大提出要建立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其中实际上就包括要建立现代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体系。

四大国有银行

第二个问题,扩大金融开放究竟会不会给我国的金融安全带来威胁或者造成影响?

我认为,关键取决于我们自身的工作做得如何,即自身的水平到底怎么样。进一步扩大开放并不等于不设防,也不等于进来以后无监管或者无法监管。

去年7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在金融工作会议上有一段话,专门讲了扩大开放可能带来的风险,以及我们怎么应对。总书记说,在推进金融业开放的同时,要维护好国家的金融安全,我们要借鉴美国等国家的做法,在实践中完善外资安全审查等机制,构筑第二道防线,强化基于国际监管标准的持续审慎监管,在控制和化解风险上掌握主动权。

他紧接着就说,同时我们要注意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建立外资安全审查机制;第二个是要构筑第二道防线,用我们内部的说法,就是要建立一个非股权比例限制的门槛——我们现在降低的是股权比例限制的门槛;第三个是进来以后要实施持续的审慎监管。

如果我们以为一扩大开放,一降低市场准入的门槛,然后外资金融机构就可能一哄而入,就会一下子控制住我国金融业、银行业的命门,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要充分认识到,前一轮开放的实践经验提示我们,扩大金融开放只要把握得当,不见得会导致多大的风险。

工农中建交几大银行,我们可以把他们看作是中国金融业的命门。

2004年前后,这几大银行纷纷地进行了财务重组,进行了股份制的改造。除了农行以外,在股改的同时都引入了外资——境外的战略投资者。

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情况怎么样呢?拿工商银行举例来说,工商银行现在是海内外资本市场同时上市的公众公司,既在上海上市,也在香港上市。

我们2006年上市的时候,股权结构大体是这样的:财政部分和汇金分别持有工商银行股权的35.3%,也就是加在一起70.6%,还不考虑社保,还不考虑其他的国有企业的投资,也就是说,真正的国有大股东,财政和汇金是70.6%。当时我们引进了境外的战略投资,包括美国的高盛、德国的安联,美国的摩根大通,他们合计占了工商银行股权比例的7.24%——我们国有股权70.6%,他们是7.24%,另外还有其他的小股东、公众股。

当时财政和汇金入股的价格是1块钱一股进来的,而境外的战略投资者是1.22元进来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是1倍,一个是1.22倍卖的。

到现在为止十几年过去了,这个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时的财政汇金的股权70.6%,变成了现在的69.31%,下降了0.75个百分点。但这不是由于外资扩大了他们的股比,而是由于我们在资本市场上发行可转债,进一步增资的时候,有一轮财政和汇金没有跟进,所以有点摊薄,但也是只摊薄了0.7个百分点。

上海浦东新区的金融街上,外资银行机构广告牌(东方IC)

外资现在是什么情况?他们在我们限售期限解禁之后,战略投资已经全部退出了。

这里又有一个问题,退出是不是意味着境外投资者获取了暴利,从中国的资本市场上走了?我认为,他们占的股比是小股比,如果说他们赚钱了,实际上我们的股东也是赚钱的,这一点是不容质疑的。至于在什么时候退出、你退没退出、我们能不能退出、该不该退出,那是另一个问题——这是工商银行的情况。

农行、中行、建行、交行实际上大体上都是一样,都是从当时70%、68%、69%,现在变成69%、68%,就是说下降了1个百分点或者零点几个百分点。

同时农行财政部的股权、汇金的股权到目前为止是增加的。基于以上这么多数字,可以有这么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看来上一轮的金融开放,几大银行对外资战略投资者打开了大门也好、小门也好,十几年下来,起码没有造成它们能够控制住我们这几大银行的这么一个局面,这个结论是可以存在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公司治理机制。比如说我们的董事会,最多的时候我们有14个人,外资才一个人,对此我们董事会通过的议案,我们党委事先都有研究。但是仅从股权比例上来说,这十多年来似乎也证明了一条,外资想通过入股掌握我们的银行控制权,恐怕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关键问题在哪里,我们的股权比例下降一个或者零点几个百分点,对我们有什么提示?

在开放过程中,我们的原股东和汇金,或者我们其它国有企业的原股东愿不愿意出让股权?愿意出让多少股权?这一点很重要。

在正常的企业经营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即需要增资扩股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及时地、足额地跟进,这也是一个问题。

只要我们心里有数,我们的股权比例可以控制在只能下降到什么程度,或者不能下降。

说白了,在企业增资扩股的过程中,只要我们能够及时地跟进,不主动地出让我们的股权,那么别人是无法从我们手中获得控股权的。

第二点,现在我们打开了大门,除了入股以外,外资还可以直接来设立分支机构,设立分行或者子银行,或者设立分公司或者子公司,这个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安全?

在此有必要介绍一下我们加入WTO之后十多年来,几大银行股份制改造以来,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情况。

现在外国银行在中国开设分行的银行有122家,设子行的有39家(设立独立法人子行的39家)。

例如美国,就有五家银行在中国大陆设有分行,富国银行、美国银行、纽约梅隆银行、北美信托、道富银行在中国设有分行。在上海和北京大家都可以看到它们的牌子。

还有两家是设立独立法人的子银行,就是花旗和摩根大通,算下来,美国一共有7家银行在中国设立分行和子行。

2010年,外资银行(包括美国的银行)市场占比是1.85%,2011年是1.93%,2012年是1.82%,2013年是1.73%,2014年是1.62%,2015年是1.38%,2016年是1.29%。2017年的数字我还没有查到,还没有统计出来。

(图片来源:Finance_Talks

这个数字除了2011年略有上升以外,其他时间是一直在下降的,这个大概和中国银行业这两年的资产扩张比较快是有关系的。

这起码可以提示我们,外资银行、外资金融机构要进入中国这样一个陌生的市场,他们需要做很多工作,要真正了解熟悉当地的文化,如何真正的让当地的客户了解他们、熟悉他们、认可他们,真正地知晓当地的社会运行和经济运行的状况,包括他们的管理人员怎么能够和本地员工融洽相处,是需要一个阶段的,并不是那么十分容易。

还有一点,这十多年我们开放的程度还不够高,现在开放程度高了,会不会情况有变化?

这次开放的业务范围确实扩大了,比如说开放的币种和区域。我们当然乐见其成,希望他们和我们在这个巨大的市场上一起竞争。

以东欧为例,这些国家和社会转型以后,把所有的银行全都卖了。所以现在捷克、波兰,等已经看不到他们本土原有的银行了——全卖给了外资。

就像总书记所讲的,安全审查机制、第二道防线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如果我们把股权比例理解为是第一道防线的话,应该有第二道,乃至第三道防线。

比如说股东资格的审查、高管任职的资格审查、日常经营行为的监管、日常的关联交易的限制等等,都应该也都会在防控风险方面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现在我们对外宣布叫中资、外资一视同仁,这也就意味着并不是仅仅对它开放。

另外我们宣布,要持续审慎监管。有关方面在扩大开放的同时,也是在努力地想把总书记所说的第二道防线设置好。

最后一点,我们现在的风险点到底在什么地方?

去年金融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对我们现在面临金融风险说了一句话,有八个字:格外小心、审慎管理。当时他一口气列了八个风险非常高的方面,需要格外注意。

比如说金融杠杆率、流动风险高、信用风险高、影子银行风险高、金融违法犯罪的风险高等等,第五条是外部冲击的风险高、房地产泡沫风险高、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高、部分企业债违约风险高等等,一共八点。这就说明中央实际上对金融风险的严重性是有充分的估计的。

总书记说,我们要搞金融创新,但不能乱创新,不能搞偏离实体经济需要、规避监管的创新,不能盲目扩张金融机构,更不能搞庞氏骗局,要加强对金融创新的风险评估,不行的坚决不能搞。

一般工商登记注册企业一律不得从事或者变相从事法定金融业务,谁都不能无照驾驶。金融业务是牌照业务,你要办什么业务你就要申领牌照,除了机构设置要有牌照以外,业务也要经过准许。

在4月2号的财经领导小组会上,总书记关于金融风险还讲了两点:一个是野蛮生长的金融控股集团,一个是违法违规的集资问题。这两点是当前的主要风险所在。

讲到野蛮生长的控股集团,总书记的话是发人深省的。

金融控股集团发展很快,既有民营的,也有国有的,还有互联网金融集团等。从过去一段时间看,民营金融控股集团情况最复杂,扩张也最快,全牌照经营信息不透明,金融风险较大,已经暴露出来的安邦、明天等机构体量巨大,经济和政治利益交织,风险和腐败问题叠加。习近平总书记很严肃地指出,要严厉打击严重违法违规的极少数。

同时讲了第二点风险,就是违法违规的融资行为。这个问题各地都不少,屡禁不止。总书记说,要坚决地打击,同时要引导好舆论。他还专门讲了互联网金融。

我国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有不少已经蜕变为违法违规融资的平台,尤其是少数大型互联网金融公司,掌握了大量的数据资源和市场资源,有巨大的市场影响力,在国际上还有很高知名度,要及时立规矩,引导好。

总书记把我们当前中国金融市场所面临的风险已经点的很清楚,我想只要我们认真领会、贯彻落实好中央的要求,那么在这一轮的金融开放中把控好金融风险,是应该能够做得到的。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于2014年8月,以“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为宗旨。目前中信基金会建立了包括160名咨询委员(资深研究员)和166名青年学会会员(研究员)共300多名科研人才的研究平台。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自2014年8月成立以来,共开展课题研究178项,举办各种研讨会及座谈会90次,举办“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40期,改版发行《经济导刊》50期,出版中国道路丛书25部,在咨政建言、理论创新和引导舆论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并于2017年9月成为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并将“国企改革、国民经济、国家战略和经济理论”作为主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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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凯生

杨凯生

经济学博士,前中国工商银行行长,中国银监会特邀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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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武守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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