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观察者网 奕含】

年终将至，随着各项经济数据出炉，多方料定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将实现年初目标，同时也认为需要关注下行压力，否则明年经济会受到影响。如何评价2018年中国经济？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了哪些新信号？2019年中国经济要想摆脱下行压力需要做哪些改革？

对此，观察者网专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美经济二轨对话”中方代表团成员姚洋教授，请他就中国经济形势和经济改革作分析。本文为上篇。

姚洋教授（资料图/东方IC）

经济下行周期何时结束？

观察者网：临近年关，一些机构公布前11个月的经济数据，并对全年形势做出预判。中汽协称，预计今年汽车销量将迎来28年首次负增长，明年可能零增长。作为第一汽车生产大国，您如何看待中国汽车销量变化？

姚洋：去年我国汽车销量将近3000万辆，按平均每辆10万元计算，销售额就是三万亿元，这个数字非常重要。汽车销售量下降，说明我国消费增长很缓慢。

观察者网：经济形势会影响人们的消费水平，而敢不敢消费，直接受收入和就业状况影响。您如何看待当前的就业形势？一方面，前11个月国内就业超过全年目标；另一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稳就业”排在“六稳”之首。

姚洋：经济是一个动态指标。相对来说，去年经济稍好，今年尤其是下半年经济形势稍差，因此就业会出现一些问题。

我想短期内充分就业还是要依靠经济周期回暖。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经济下行周期何时结束？

我认为这取决于政府政策。今年经济下行主要表现是降杠杆太猛。只要政策回调，经济形势就会好起来。当然也要看政策的力度有多大。

观察者网：想必政府看到了经济下行的压力，近期采取的政策与之前出现翻转。比如最近社保政策连续调整，和上半年的政策相反，确保不增加民众税负。这是否说明政府认识到经济下行的严峻性？

姚洋：我觉得政府是看到了经济下行的压力，如果政府判断准确的话，会有比较恰当的措施。比如2015年底国内出现大量资本外逃，当时政府出手比较快：2016年上半年果断出手，下半年经济就复苏，到了2017年经济出现高涨。

但这次很难说政府是否知道下行压力到底有多大。因为国家统计局今年公布的数据有些混乱，让大家很难去判断中国经济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带给政府的挑战也很大。

2018年三季度GDP初步核算结果（图表/国家统计局）

应对压力，政府要做需求管理

观察者网：您认为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有多大？日前，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提出“六稳”，勾勒明年经济方向，该如何看待这番表述？

姚洋：中央政治局会议把“稳就业”排在第一位，，但“六稳”基本上是针对长期事情的看法，而非对短期事情的看法。

长期问题需要调整结构，短期问题要做需求管理。从长期看，政府坚持调结构的方向没有错，但如果短期内经济剧烈下行，就说明经济遇到很大问题，必须要做需求管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递出一些积极信号，如加快国债的发放、不再提降杠杆、允许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调节房价等。

观察者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般为第二年定调。影响经济的关键决策往往会在转年的“两会”期间出台，包括一些配套措施。

姚洋：我估计中国经济等不到那个时候，时间很紧迫。因为“两会”前还有一次大考验——3月2日，我们还要看能否与美方达成协议。

现在看来，双方签订协议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经济一定要顶上来，对冲外部的压力。所以，中国必须在未来两个多月里出台一些应急政策。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开会，讨论提前发放明年的专项国债，财政部也把一般转移支付发给了地方，估计很快会起作用。

观察者网：您提到中美贸易摩擦，我还注意到另一个数据：11月官方制造业PMI跌到了50。您认为这次经济下行是内因为主，还是外因为主？

姚洋：主要是内因，降杠杆过于猛烈。

图表来源：国家统计局

观察者网：提到降杠杆，当初政府意识到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隐患很大，有可能出问题，故而采取措施。那么，您如何看待目前国内的金融风险？

姚洋：政府降杠杆的方向没有错，但不能过于猛烈、扼杀流动性。资管新政要往回收一收，允许资管公司开展适当的业务，不能要求“一对一”的进行项目管理。

观察者网：最近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支持优质企业发行企业债、央行重启逆回购释放流动性、完善定向降准等等。您认为上述举措的效果会怎么样？

姚洋：我觉得政府政策的力度还不够，目前只采取货币政策是不行的。包括在美国加息前，央行弄了新的“麻辣粉”（TMLF，即创设定向中期借贷便利，观察者网注）也不够用。以前的“麻辣粉”（MLF，即中期借贷便利，观察者网注）也不太管用。这次就更不会起到多大作用。

为什么不行？主要原因是我们的资管新政摆在那里，“影子银行”动不起来，钱无法流向实体经济，被卡住了。如果想让钱流动起来，就必须对资管新政进行回调。

我认可资管新政的方向，也认同政府对风险管控的必要，但措施的力度不能太猛，否则会令“影子银行”干枯掉。企业没有流动性，怎么能做事呢？

观察者网：在您看来，资管新政的哪些内容需要回调？

姚洋：比如可以让资管公司自己处置一些风险。投资项目有高风险的、也有低风险的，政策应该允许资管公司将上述项目打包，然后到市场出售，就是所谓“错配”，而不该搞一一对应（指管理回报与具体金融产品一一对应，不能打包）。否则资管公司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根本没有动力去处置风险。如果一个项目就是一个产品，再想卖高风险产品就很困难。资管公司没有灵活性了，就不得不采取偏保守的措施，业务被限制死了。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影子银行”存在的必要性。前几天央行行长易纲也表示，影子银行是必要补充，但要依法规范经营。我们知道“影子银行是游离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规避监管的信用中介。您认为“影子银行”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姚洋：过去7、8年，“影子银行”业务在我国发展非常蓬勃，解决了很多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也解决了地方政府的融资问题。

虽然我们知道地方政府不该到“影子银行”去融资，但现实情况摆在这里，不去这里融资没钱用。如今，资管新政“一刀切下来”，“影子银行”基本全部停掉了，银行的表外业务全部回归到表内。这时候即便银行再有钱，也流不到需要钱的企业那里。

由于表内业务受到监管，资金规模受到自有资本充足率的限制，也就是巴塞尔协议规定的自有资金应占到全部资产的8%以上，这就把银行的运营规模卡死了。此时就算央行采取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把钱拨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也贷不出去。

资料图来源：东方IC

观察者网：如何保证游离于监管的“影子银行”不起到负面作用？央行报告称，截至2016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表外业务余额超过250万亿元，这一规模比表内总资产规模还要高。您认为“影子银行”的规模控制在什么程度比较合适？能否有一个合适的量化指标？估算也行。

姚洋：这个很难回答。我觉得不是量的问题，而是监管的问题。我们的监管跟上了，规模不应该是一个问题。

中国减少对外需依赖，世界却更需要中国

观察者网：最近欧洲经济不太好，尤其是法国出现了严重的骚乱。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速预期。这是否说明国际大环境不太好？对中国经济会有怎样的冲击？

姚洋：除了贸易战，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冲击并不是很大。我国经济体量足够大，对外需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小。总体而言，国际环境对我们影响不会太大，主要还是国内政策要搞好。

对全球来说，上一轮经济扩张与中国经济扩张有关，2016年底以来世界经济复苏，是中国经济复苏带动的。因而，中国经济发生变化也会影响世界经济的走势。

现在已经不像以前，不再是中国经济跟着世界经济走。由于中国的经济体量太大，对世界经济的反作用越发明显：如果中国经济好了，世界经济会跟着好，大家都可以分一杯羹；如果中国经济差，世界会跟着差。

中国是生产基地，相当一个中转站，美国是消费基地。若生产基地降速，原材料供应国的需求就会减少，进而降低经济增速。

此外，中国的消费市场越来越大，很多原材料、中间产品要靠进口。中国需求下降，对世界产品、原材料的需求也会下降。

观察者网：上个月，中国举办了进博会，能否理解为中国通过主动增加消费需求来刺激世界经济发展？

姚洋：是有这个意图，但关键还是要看中国国内的形势。我们举办了进博会，但如果企业不去进口也是不行的。进博会只是打开了一扇门、一扇更大的门，但门里面得有需求，而创造需求就要靠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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