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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养老不要指望房子,治国需要新叙事

2019-05-13 08:34:15

【上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强调拖累经济增长除了周期性因素、结构性因素外,首次提出“体制性”因素。有观点指出,体制性因素是指没有界定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也有认为现行的某些制度存在过时的情况,需彻头彻尾的体制性改革。

对此,观察者网奕含专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美经济二轨对话”中方代表团成员姚洋教授,请他就当前体制将如何影响中国长期经济发展作分析。本文为下篇。】

推迟退休需小步快跑

观察者网:在您之前提到的央地调整中,认为中央政府应收回对社保的事权。从几年前,您就呼吁正视人口老龄化和改革养老金制度,指出中国经济最让人担心的不是创新,而是老龄化和未来国际格局的不确定性。这是否可以理解为老龄化问题才是中国经济长期面临最大的挑战?

姚洋:我属于1962–1976年“婴儿潮”这一代人,这是我们国家现在人口中最大的一部分,人数应该在3–4亿。我们已经进入退休年龄,到2035年,我国65岁人口将占全部人口的25%以上,和日本2010年的水平相当。老龄化会比我们想象的来得更快、更猛,而且,无论是否放开生育,这个趋势是不会改变的。巨大的养老负担,将是拖累我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看一下日本,政府负债是GDP的250%,绝大多数负债是因为养老。我们现在担心政府负债太多,以后怎么办?

观察者网:对大多数人来说,社保的安全性是第一问题。虽然政府强调社保基金有战略储备,有能力按时足额发放,但官方智库社科院的报告已然指出,2035年职工养老保险结余恐耗尽。此外,年轻人还将面临延迟退休,以及等自己退休时养老金不会每年上涨的可能。对此您怎么看?

姚洋:从上世纪80年代起,养老金开始指数化。因为那个时候经济增长率高,每年增速8%、9%甚至更高,老百姓习惯了养老金每年上涨,不涨不行。所以当政府把每年的养老金涨幅从7%降到5%时,就有点战战兢兢。这是不应该的。不能让养老金的涨幅和在职人员一样,甚至比在职人员还高。只要增幅略微比通胀率高一点就可以了。

过去这些年,至少过去20年,我国的通胀率很少超过5%。而养老金还以每年7%、8%的增幅上涨,就不合适了。所以要把老百姓预期慢慢降下来,没有一个国家会像中国这么做。

另外还有推迟退休年龄,这是必须得做的。如果现在不做,将来有一天可能一下子就推迟五年或者推迟十年。像俄罗斯总统普京,一下子把本国人的退休年龄推迟了5年。结果发现俄罗斯男性平均只能领两年的养老金,因为他们的平均寿命只有67岁,而推迟后要到65岁才退休,这么做老百姓能不抗议么?

对中国来说,可以从现在开始做,小步快跑。每一年增加半岁,不断延长,就不会引起太大的震动。对现在40岁的人影响会比较大,等退休的时候可能要延迟5年,但一想离退休还有15年的时间,也就不用太担心了。

当然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他们退休的时候养老金还会提高。同时,我觉得还需要一个改革,把我们的个人账户做实。我们的个人账户现在还是空的,只是名义上按照每年大概5%的回报率来计算账户金额的变化。由于社保是现收现付制度,这么持续下去,迟早会破产的,所以需要做实个人账户。

以前觉得做实的话,空账率会太高。但我们学院研究社保的林双林老师计算发现,社保账户只有1万多亿元的空账,并不算太多。财政部部长刘昆在全国“两会”上介绍,2018年,社保基金滚存结余达到了4.6万亿元,足够了。

我们可以从社保基金拿出1万多亿补全空账,然后给老百姓建立3到5个退休的基金,让老百姓选投资哪一个。对于投资基金,政府可以限定投资范围,高风险的不可以做,只能做买国债等低风险的项目。这样老百姓就有保障了,同时也养成了习惯,然后再逐步加大这个份额。

像在美国,一般人从社保部分拿到的工资,仅相当于退休金的30%,另外70%的退休金是靠企业年金。也就是个人出一部分,企业再配一部分,这个总量是很大的,是强迫储蓄,存起来等到退休的时候拿来花。中国也得慢慢向这个方向转变,加大个人储蓄。

对很多人来说,根本不在乎个人账户,甚至不知道有个人账户。这样持续下去,到了2035年我们再去转型,难度不小。15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等到那时候发现快要破产付不出养老金就会着急了。当然,一开始还可以用社保基金补充,国资也会划拨一部分,但这显然是吃老本,不能长久。

我估计养老金付不出来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我们的国资体量是非常大的,到那时社保基金的结余可能会十万亿,用这个资金支撑十年问题不大。但对人们来说,那都是吃老本。

也许我们都是多虑的,等到那个时候大家一看开始吃老本了,会着急了改革。有了压力、紧迫感快速推进改革。但就算是多虑了,最好也还是小步快跑,让老百姓早点适应,震动会小一些。

图片来源:IC Photo

观察者网:您觉得普通人是不是也要考虑给自己买份商业养老保险?

姚洋:我觉得这倒不用,普通人存款都很多,中产阶级谁没有十万、二十万的存款?而且还有房子。

不要用过去发展预测未来房价

观察者网:到那时房子还会那么值钱吗?

姚洋:房子肯定不值钱了,所以我一见到中产阶级,我就说你们别想着用房子养老,你趁着房价高的时候,赶紧卖掉变现,然后去投资,哪怕每年只赚百分之四、五的回报率。你要想到复利,复利5%,14年就翻一番。按现在的房价,你还指望北京、上海的房子在14年之内再翻一番?而且现金有灵活性。对于35、40岁的年轻人,就不要指望65岁前能退休,这意味着他们可以投资30年,在有复利的情况下,翻了四番。

观察者网:很多人会担忧投资收益,首先不确定自己投资是否一定能赚到钱,很可能亏钱,其次看到过去20年中国任何地方的房地产价格都在上涨。

姚洋:但你不能拿过去看未来,就像上世纪80年代,日本人用过去30年的发展来预测未来30年,结果全错了。日本的房价是以1990年为分野,之前30年房价一直在涨,没有停下来;而90年之后持续往下降,也没有停下来。拿过去的经验看未来,就会犯巨大的错误。房价最终得靠人口来决定,没人的话就没有需求了。

图片来源:见水印

30年后,城市化已经完成了,该进城的都进城了。就算是现在,人口流出的城市,房价已经开始跌了,像鹤岗,折算下来300块钱一平米,就算是棚改房也说明问题,房子基本上一文不值了。市场上一手房房价也就3000元/平米,这样的城市会越来越多。

现在户籍制度放开了,人口会大规模地流向发达地区,尤其是发达地区的中等城市。像长三角地区还有很多城市可以吸纳人口。

观察者网:您觉得2035年的中国会是什么样?人口都会集中在大城市吗?

姚洋:国家目前确定了9个国家中心城市,我估计到时会有60%-70%的人口集中在中心城市区域内。

观察者网:北方现在连天津都在人口净流出,如此发展的话会不会造成区域更加不平衡?

姚洋:没关系的,并不需要所有的地方都发展起来。总书记视察东北,就告诉当地官员把环境搞好,把农业搞好,而没有说把工业搞上去,把GDP搞上去。

观察者网:这就说明中央对东北的定位了?

姚洋:对,以后东北就是我们的粮仓。现在粮食已经反过来运了,东北向省外、向南方运粮食。东北三省是农业大省,特别是黑龙江。各省分工,东北不需要再做其他的。

最后,你会发现在东北生活非常舒适,生活在城市的人工资不是很高,但是生活很惬意。当地人不想在东北待的话会跑海南,从最寒冷的地方要跑到最热的地方,所以人口集中是必然的。

图片来源:央视网

观察者网:刚才向您请教有关地方政府发债的问题,像东北这样人口净流出的城市就不要发太多债了?

姚洋:没得建设了还发什么债呢。地方政府没需求,就不去发债了。像那种地方,顶多建两条地铁线,有的城市连地铁都不用建,不堵车的。人口都下降了,何必建呢?

户籍制度开放之后,未来15年,我估计人口会再一次集中。

观察者网:人口再次集中,会不会再带动相应地区的房价的上涨?

姚洋:不太会,因为人口不是向大城市集中,而是向大城市区域集中。比如说长三角地区,苏州都不太可能。苏州的常住人口去年达到了1072万人,城区人口达到六、七百万。新的人口会到苏州下面的地级市和一些城镇。苏州下面有好多超级镇,所谓“宇宙大镇”。外地人看了都惊讶,一个镇上好几家五星级酒店。这样的地方人口会增长。这些地方的房价不会大降,但说是否还会像过去猛涨,也不太可能。除了上海、苏州这些城市,长三角其他城市,难道房地产没有过剩吗?肯定或多或少存在过剩,需要流入人口消化。

“过去40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化”

观察者网:说到体制,您曾提到共产党应该去政治化,同时应解释当代中国体制、构建独立于西方的政治话语来描述这些事实,比如提出“三个代表”后党的多面性。就现在的情况,您认为什么样的话语体系能支撑这个描述?

姚洋:我说的去政治化,是指政治学意义上的政治。它和中国的政治是两码事。政治学意义上的政治,就是利益关系和博弈。因此,说中国共产党的去政治化,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不是代表某一个阶层或某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是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这就是“三个代表”的含义。从这个利益出发点来说,党已经没有政治性了,不是只代表某一部分人的利益。

过去阶级斗争时代,那时候党是有政治性的,那时候的政治就是阶级斗争,和西方意义上的政治是一回事。而现在没有这种政治,所以我说共产党已经去政治化了。这时需要一个怎样的话语体系?

我们需要比较准确地描述中国共产党在过去40多年间做对的事情,做一个总结。

我们党内有一套总结,但这套总结别说外国人,就连国内普通老百姓也听不明白。而且我们总结的时候,总是用结果成功,来说明自己做得正确,这是不够的。

我们谈问题,必须说目的决定手段。上面的说法只说对了一半;目的对了,所以手段可能对了。另一半是应该告诉大家,为何从一开始,采取的手段就是对的。这需要有哲学基础,要能够正向推,从哲学基础推出来,中国应该有这样的体制,而这个体制又能做出正确的结果,这样大家才能够听明白。

否则就会出现政府说:“我为人民做了那么多好事,人民还不支持我吗?”但人民、百姓未必这样认为,而是说:“周围人比我得到的更多”。现在很多老百姓发现,嚷嚷能得到更多的好处,所谓按闹分配。

包括P2P暴雷也是。P2P是投资,本身就存在风险。有的P2P是乱做,资产转移,政府应该抓违法犯罪的人。但也有的P2P做得规范,但市场环境不是太好,结果血本无归,这时候老百姓就应该认倒霉,投资失败了。但往往他们不会这么想,认为政府至少得帮我把本金要回来,那是我的血汗钱、是退休金,政府不得不帮他们这么做。

所以如果党和政府只讲因为我帮老百姓做了啥,就应该得到支持,老百姓会认为做得还不够,甚至默认应该这么做,导致党和政府的负担会越来越重。

这就需要正向讲,我们为何需要这么一个体制?也就是我所谓的“新叙事”,讲一个新“故事”,怎样把故事向百姓讲顺、讲明白。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

观察者网:这也是您在《中国新叙事》新书中的主要观点吗?您能否对新书的主要内容进行概括,您是如何从哲学的角度出发,推出了中国的政体,进而推导出党和政府做对了事情?

姚洋:用一句话来说,在过去40年中,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化。这听起来好像是废话,中国共产党不就是中国的吗?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是西风东渐的产物。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显然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外来思想影响的产物。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约60年的时间,中国共产党没有完全中国化。这是从理论、指导思想的角度来说的,而不是实践的角度。

观察者网:您认为共产党中国化的标志是什么?

姚洋:中国化的标志是从邓小平开始的。历史学家写邓小平的功绩,其中一定要说,邓小平让中国共产党中国化。中国化最大的标志回归中国传统的做事方式——务实主义,中庸、调和,而不再搞阶级斗争。

西方的方式就是斗争,要斗倒,一定要分出谁输谁赢。而中国人不是这样,不分非要分对错。在路上碰到两个中国人打架,别人都会劝“算了算了,别吵了”。没有一个人说谁对了,谁错了。我在美国纽约见过两个人打架,路过的人都要看谁对谁错,会声援弱势一方,谴责强势一方,很少有人会说“算了”。中国现在走的就是调和中庸的路,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中国回到了干部提拔要选贤任能的路线,这也是我们古代流传下来制度,从西汉开始的。而在文革时期,选拔干部是紧跟领袖意志,造反派能被提拔,王洪文这种打砸抢分子也能被选拔。

观察者网:在抗战时期,选拔干部也不是选贤任能吗?

姚洋:那是军事斗争时期,不能算数。军事斗争时期,谁能打赢仗,就提拔谁。

而到了和平年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拨乱反正的第一条,打砸抢分子一律不能提拔。

当然,中国共产党有将近100年的斗争历史,如何把这个历史和中国传统结合起来,是个严肃的问题。所以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意就是这样的。但是,方向可能有问题,马克思主义说到底是要搞阶级斗争的——或者,在最低层次上,要求国家具有阶级属性,这和中国传统不一样——中国传统要求国家独立于所有人,就是我说的“中性”。我们应该说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化,回归中国传统,这样就容易找到契合点。

中国共产党可以转型。马上中国共产党就建党100周年了。现在党应该思考,考虑如何转型的问题,尤其是在理论方面如何转型。实践方面已经转型了,改革开放40年已经转型了。

对于理论转型,20年前曾总结过一次,就是“三个代表”,但当时有点权宜之计,现在需要我们再总结一次,永久性的。而且这次不只要定义中国共产党,还要定义体制,弄清中国共产党在体制里面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我们目前还没把这个地位说清楚。

我们现在说的基本上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胜利,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所以应该得到人民的支持。但这种说法还是从后往前说。现在需要从前往后顺着说,建立老百姓对体制的哲学信念。这就需要到传统文化里去寻找,再与中国共产党的实践结合起来,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现在和我的合作者能做的,也只是说把中国传统的部分现代化,之后与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对照起来,说明两者相符合。但要形成共产党的新叙事,还是要费点劲。

观察者网:以您刚才的分析,如果回归中国传统,做到了对中国体制的描述不再“失语”,令国人和外国人都能听懂。那么是否会因强调传统文化的不同,而加强中西现代文化的对立?对崛起的中国、不断国际化的国人来说,会产生什么影响?

姚洋:应该不会。说俗一点儿,越是中国的,就越是世界的。中国人的哲学智慧——儒家的、道家的——是对世界的重要贡献,由此而生发出来的政体,也会对国家治理做出贡献。强调传统文化,并不是要拒绝现代化,也不是要拒绝自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新的人类价值,包括平等、自由等等。不能把这些价值等同于西方价值——事实上,这些价值是现代化的产物,西方过去也没有这些价值,在启蒙运动之前,西方比同期的中国更加黑暗和愚昧。启蒙运动之后,西方重新从轴心时代的西方——古希腊、古罗马——寻找精神源泉,比如,美国的宪法就极大地受到罗马共和国的影响。孔子、庄子都是那个时代的代表,我们也可以从他们身上找到我们今天要的东西,和现代价值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为世界贡献中国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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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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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陈轩甫
专题 > 养老与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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