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去印度时就帮人代购过，朋友发来描述和图片，我直接去药店买，过程跟代购化妆品没什么区别，但价格与国内相差10倍，确实也是吓了一跳。”

据澎湃新闻7月7日报道，近日，在电影《我不是药神》成为热议话题后，有过电影主人公程勇代购经验的李伟（化名）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自己在跨国药企就职多年，电影所呈现的高药价问题确实存在，但身边医药行业的朋友对于该片的评价呈现出另一种观点，认为影片只是展现了药价高的现状，但是并没有说为什么，似乎有失偏颇。

片中涉及到的慢粒白血病靶向药格列卫，在国内上市10多年后，于2017年被纳入医保目录，当年包括赫赛汀等36种药品也通过国家人社局与药企直接谈判“腰斩式”降价并纳入医保，其中绝大多数为抗癌药，也成为国家层面在药物可及性方面的有效手段之一。

《我不是药神》人们抗议天价药

一位政府药品集中采购相关人士分析认为，电影上映的时间恰逢国家医疗保障局新成立，“此前国务院会议对于抗癌药的可及性问题解决是很明确的，接下来可以期待医保局出台顶层设计和具体措施。”

7月5日，上述不愿署名的相关人士透露，国家医保局成立后第一次座谈会即将召开，预计将会就药价谈判、医保准入问题进行讨论，“36个品种肯定是不够，抗癌药的药价谈判有望成为常态化，但仅靠国家层面谈判也很有限，预计这些问题应该都会在医保局成立的契机下解决。”

尽管外界对于新组建的医保局颇多期待，但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王震分析认为，国内抗癌药药价高问题的根本性还是在于国内药品行业创新力的不足。

“药企的定价遵循药物经济学规律，当一个地区该疾病没有其他治疗方案时，该药品具有不可替代性，病人没有选择，价格自然就高了。”王震向澎湃新闻分析，相比欧美、日本，国内很难在进口新药上市后，研发出更有优势、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同病种药品。

在王震看来，当前我们谈判的唯一优势就是“以量换价”，但要想根本解决问题，只能稳扎稳打地鼓励药品创新，同时将现有的社保资金资源利用最优化，“医改的目标从来没有变过，就是要合理诊疗、合理用药，不要把钱浪费在不必要的药品上。”

药企人士：印度“强仿”模式并非根本解决办法

影片中徐峥扮演的程勇，其原型是江苏无锡的一名私企老板陆勇，在罹患慢粒白血病后不得不长期服用瑞士药企诺华公司生产的靶向药物格列卫。

格列卫上市最初被称为“神药”，即使在美国定价折算为人民币也高达17500元，引进国内后加上关税等定价为24800元，在2017年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之前，病人用药负担沉重。

服用过程中，陆勇通过朋友介绍，买到了印度仿制药厂生产的印度“格列卫”，药效与原研差别不大，但价格却仅为国内格列卫定价的十分之一甚至更低。

不仅是格列卫。印度药厂在政府干预知识产权的背景下，近几十年来迅速发展为“世界药厂”，几乎所有率先在美国、日本等地上市的创新药，都能很快在印度找到价格低廉的仿制药。

对于以格列卫为代表的靶向药而言，原研药厂前期需要投入巨资、耗时数十年才能找到精准靶点并研发出药物，过程成本高昂；相较之下，仿制药厂所要做的便简单许多。

7月6日，一位不愿具名的全球知名跨国药企相关负责人回复澎湃新闻称，定价因素除了要符合政府的价格政策外，企业需要将此前的研发成本以及后续的生产工艺、运输存储费用考虑在内。

也正基于此，在国际贸易协定中明确包含了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

但印度通过“强仿”制度，支持国内药厂进行药品仿制。

所谓“强仿”，即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允许在特殊情况对于专利所有权进行限制。在国际法中，它最早确立于《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

而在我国，现行《专利法》同样包含此条，此外2017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见》中，进一步明确了其许可路径，指出“在国家出现重特大传染病疫情及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防治重特大疾病药品出现短缺，对公共卫生安全或公共健康造成严重威胁等非常情况时”，为了维护公共健康可实施强制许可。

尽管有了有实施“强仿”的可行性，但中国并没有实施先例，即使从全球范围内来看，启动“强仿”的国家也屈指可数。

“（强仿）实际上是经济落后国家的做法，而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知识产权保护是国策，印度的做法对我们来说并不适用。”王震表示。

前述知名跨国药企人士也表示，从长远来看，印度仿制药市场的发展必然会抑制新药研发动力，“也不是用药问题的根本解决办法”。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发院研究员刘鹏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则建议，可以改革专利药物的专利保护制度，适当缩短专利保护期，同时鼓励进口药企以出售专利药特许使用权，或者以旧技术换市场的办法，鼓励其与国内药企合资生产，以有效降低成本。

事实上，澎湃新闻还了解到，即使在知识产权制度健全的国家和地区，药企在定价过程中也有较大的空间。

前述跨国药企相关负责人还提到，影响定价另一个因素是，“还要看与现有的标准疗法的比较，不仅是价格上的比较，也是效果的比较，以及评估新的药物可以降低多少整体医疗成本的支出”。

换言之，新药的价格，与该国现有的医疗水平以及国家整体医疗成本支出同样相关，与研发技术更为先进的美国、日本相比，我们国家的需求弹性更低，大量病患成为新药的刚需群体，药企不会因为竞争激烈而主动降价。

王震认为，我国的药品创新能力一直不足，因此对于某些进口药特别是抗癌新药的依赖度很高，“一些国家很快就能研发出新的药品或者治疗方案，在有竞争的情况药企自然会进行降价，但国内药厂研发的水平较低，病人想要生存再贵的药也只能埋单。”

除了尊重专利，中国还能做些什么？

格列卫于2002年进入中国市场，用于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急变期、加速期或α-干扰素治疗失败后的慢性期患者，不能手术切除或发生转移的恶性胃肠道间质肿瘤患者。

虽然药效出众，但高昂的价格，让患者无法负担，因此才出现了电影主人公原型陆勇的印度代购仿制药。

对于抗癌药关诸多患者的疾苦，近年来中央政府也深度介入进来。

今年4月和5月的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均特别提到了加快抗癌药降价，除了从5月1日起施行进口零关税外，还采取政府集中采购、抗癌药等纳入医保报销目录等方式，并加快创新药进口上市，进口化学药不再逐批强制检验。

对于电影的热议，前述匿名的政府卫生部门药品采购相关方面的人士表示，实际上从国家层面、国务院相关会议中，可以看出政府想要解决抗癌药等相关问题的决心，“电影上映的时间也是很不错，恰逢国家医保局成立的契机，应该说有很多期待”。

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国家医疗保障局挂牌成立，将原先分散在人社部、卫生部门、发改委等多个部门中的有关医保报销中医疗服务定价、招标采购、医保基金支付等环节合并在同一个部门。

上述政府相关人士透露，近日国家医保局将召开成立后的第一次药品采购主题座谈会，来自部分省市的相关政府人员会参加，“怎么落实李克强总理的讲话，包括如何采购、新药纳入医保的具体操作、医保目录的动态更新等问题，相信都会讨论到。”

2017年，人社部启动了医保目录药品准入的首次国家谈判，在长达4个月的筹备和谈判后，最终将36种新药纳入目录，平均降价幅度44%。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谈判效果凸显出世界各大制药公司正配合中国政府降低药价的行动，尽管这使一些产品的营收增长放缓。

而在此之前，由于医保目录多年未变，仅有个别省市在自主范围内对目录进行了微调，纳入了部分病患需求高的新药，“纳入品种就更少了，毕竟省级层面药物经济这块没有大数据的支撑，成本调查也很难做，所以医保局成立后会不会形成省级联动，也是关注焦点。”

该人士还透露，此前一直遭受诟病的多年未变的医保基本品种目录，有望改革成为动态更新，该消息也同样在近日举办的中国医药健康高峰论坛中被提及。

据医药经济报报道，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RDPAC）执行总裁康韦在会上发言称，“针对创新药准入，人社部曾经提出医保用药目录动态调整的方案，大家都很关心，我估计明年这一政策有望出台。据我了解，未来动态调整政策最大的变化就是申请制，新产品可以主动申请，主动谈判，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不过，王震分析认为，尽管医保局的成立可以让一部分药品进入医保，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虽然将原先分散的部门进行合并，但能做的事情与以前几乎没有太大差别，因为社保资金只有那么多。”

王震从事医改工作多年，在他看来，目前距离“合理诊疗、合理用药”的目标仍然很远，“大量的医保资金被扭曲的医药价格所浪费，临床医生也没有合理用药的积极性，只有解决这些问题，将社保资金用在更有用的地方，才能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刘鹏表示，归根结底，还是要鼓励中国国内药企在专利药方面的研发和生产，除了政府投入一定资金之外，更需要发挥药企的积极性，鼓励药企在新药技术研究上加大投入和有所突破，只有掌握了核心的专利药技术，才能掌握核心定价权，才不会受制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