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  言

1955年4月19日下午，美丽的西爪哇山城万隆的上空一下子乌云密布，突如其来的春雷与闪电打破了上午晴空万里的宁静。此时，一场为期七天，集中了29个亚非国家的“亚非会议”已经正式进行了一天半。所有与会者都能感觉到此时笼罩在会场上空的紧张气氛。在听完了两天各国代表的发言之后，周恩来走上了发言席，以他那段被美国记者鲍大可（Athur Doak Barnett）称为“没有闪电惊雷”的演讲，回应了会场上集聚的对共产主义中国的敌意，也就此打开了新中国对中东及北非阿拉伯世界的外交局面。

此前一天下午，在几个平淡无奇的公开发言后，伊拉克前总理、《联合国宪章》的签署人穆罕默德·法赫尔·贾马利（Muhammad Fadhel al-Jamali）的发言彻底打破了印度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着力推动的中立主义基调。在演讲中，“在哥伦比亚大学受过教育”的贾马利提到，至今为止仍在影响世界和平与和谐的“三股国际势力”包括:“旧殖民主义”，作为旧殖民主义“最后一个篇章”的“犹太复国主义”，以及“共产主义”。他表示，共产主义是一种“偏狭的、物质至上的宗教”。这种“颠覆性的宗教”具有席卷全球的能力，是一种“殖民主义的新形式”。在万隆会议开始之前，贾马利便已经公开表示过他将会在万隆会议上持何种立场。1955年4月11日，在前往参加万隆会议的途中，伊拉克代表团一行6人在贾马利的带领下经停新加坡，并接受了采访。采访中，贾马利表示，伊拉克代表团此行的任务是“保卫联合国框架下和平共处的原则”。然而，他同时强调，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伊拉克“不可能保持中立”。他的代表团“也许会支持国民党中国，但一定不会支持红色中国”。

早在1955年年初，在前来参加万隆会议的阿拉伯国家联盟（ ةعماجلودلا ةيبرعلا‎,Arab League）成员国中间便因为1955年2月24日签订的《巴格达公约》（Baghdad Pact）而出现了明显的裂痕。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后大国竞争在中东地区的直接表现，《巴格达公约》以“经济协作”（Economic co-operation）与“联合防御”（joint defence）作为一组不可分的政策框架，将大国霸权的国际治理模式推进到中东地区，并且试图强调这种“共同防御”的模式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 第51条的精神原则。而在纳赛尔这类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看来，这种带着明确限制条款的“经济协作”与“经济援助”，无疑会损害阿拉伯人民的独立，并使得新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变成他们利润的源泉”（source for their profit）。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心中，《巴格达公约》的签订使得美国成了继英国与法国之后的“第三个帝国主义者”（the third imperialist）。

因此，作为对美国通过《巴格达公约》干预中东地区事务的回应，埃及民族主义政府表示，“很有可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likely  torecognize People’s China），以此作为对“伊拉克与土耳其结盟”的对抗。这种来自第三世界内部的紧张间接造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万隆会议上所面对的局面。以伊拉克、伊朗为主的一些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充满敌意；以埃及等新成立的阿拉伯民族国家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则对新中国持相对中立甚至是友好的态度。这种矛盾并不能被简单地认为是冷战时期两个阵营之间的斗争。相反，这种矛盾更多体现了第三世界对霸权秩序的差异性反应及其内在的政治紧张。体现在政治语言上，这种第三世界内部政治斗争与自主意识的生长，则表现为各个国家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这类霸权秩序概念内涵的不同阐述。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发言

在贾马利直接表示对共产主义的敌意之前，伊朗代表阿里·阿米尼（Dr  Ali  Amini）便已经隐晦地采用了“殖民主义的新形式”这个提法。这个提法将二战之后盘旋在世界上空的美苏“两个阵营”争霸的幽灵，引入这一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色人种间的洲际大会”中。4月19日上午，来自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的代表又将这种对共产主义的敌意重新带入了会场。当天下午3 点，大会在午休之后继续进行。叙利亚、泰国与土耳其代表陆续发言。截至此刻，按照美国的意愿，刚开始一天半的万隆会议，已经将“反殖民”这一议题拆解成为“反对共产主义扩张”和反对“旧西方”两个主题。这种表述使得原本在尼赫鲁等人设计下，试图通过中立主义（Neutralism）来表达的反霸权主义新世界理想，一步步走向以反对旧霸权为名，树立新霸权为实的旧世界道路。然而，万隆会议的进程最终并未被这种霸权意志所决定。随着本文开头的那一幕，会议气氛出现了戏剧性的转变。

亚非国家在万隆会议上这种围绕着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内涵定义的冲突，一直以来都被认为传递了第三世界运动本身必然失败的信号。因为这种内在的冲突被视为缺乏共识基础的体现。而在传统西方的永久和平观中，只有实现了制度与价值观的统一，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平。虽然这种传统的民主和平观已经随着现实主义的兴起而遭到严峻挑战，但是其对共同体得以存在的理论假设仍旧在延续。这种在西方历史语境中产生的国际秩序观假定，稳定的“同盟”关系必然建立在意识形态的绝对一致，或是在有限范围内实现的权力平衡基础上。而诞生于二战后去殖民与美苏争霸双重背景下的第三世界国家，在上述这种西方中心的世界秩序观里自然显得格格不入。

换一个角度看，在万隆会议上出现的这种矛盾，也正凸显了20世纪新世界秩序形成过程中，霸权本身所呈现的多种面孔。即便诸多社会政治背景各异的国家间一时无法对霸权本身所指达成精确共识，在“反帝”与“反殖民”实践中产生的对霸权主义政治本身的道德排斥，也已经成为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在建设世界新秩序过程中构建合作与文化认同的重要起点。这在万隆会议最后公报（Final  Communiqué of the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of  Bandung）中有很好的体现。公报强调万隆国家文化合作的基础是对以“各种可能的形式”存在于亚非国家中的“殖民主义”的反抗。也正是在认可反抗本身多样性与寻求共识及合作的理想基础上，以反帝与反霸权运动为表现形式的第三世界运动，才为二战后的新世界秩序创造了一个平等的政治可能。

从万隆会议上对新旧两种“殖民主义”的批评背后，人们不仅能够从传统的大国强权政治（power politics）层面上，看到主导了19世纪与试图主导20世纪的两种西方霸权秩序的交割，也可以发现20世纪世界霸权秩序形成过程中的复杂冲突。然而，在这种霸权政治叙事背后，还另有一条历史线索鲜为人知。这条线索以对霸权秩序的反抗为主题，从19世纪初便不断对世界霸权秩序做出回应。

进入20世纪，特别是二战结束后，这种来自亚非拉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又开始出现更新的诉求。这一时期的反殖民运动开始超越民族国家关怀，试图追寻国际层面的平等政治秩序。这种政治实践，也给20世纪国际秩序中的“平等”问题带入了新的内涵。一种建立在“同吃同住同劳动”实践基础上、以互相尊重与共同发展为基本权利的平等观开始成为“第三世界国际主义”观念中的核心。也正是在这一争取“平等发展”与“互相尊重”的斗争过程中，“第三世界”认同才逐渐成型。在二战结束后的二十多年里，这种以第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national independence）与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合作为表现形式的平等政治尝试，也在真正意义上确立了20世纪的独特历史价值。通过梳理新中国初期的“第三世界国际主义”观的构成、实践及其理论基础，可以进一步追问，如今影响我们理解世界、理解自我的零和强者逻辑是不是一种无可替代的唯一真理。进而希望借对这段历史的审视来反观我们今天理解世界方法的局限性，以及这种世界观背后历史性的生成机理。

二、从去殖民中兴起的新秩序

在《亚非大会开幕致辞》中，苏加诺激动地提到一群在这个世界上“不受人注意”“受人摆布”“毫无声息”的人民。他还提出，通过为独立而进行的战斗，我们“达成了独立的目的”。随着“独立而来的还有责任”，这是“对自己”、“对世界”以及“对未来的几代人”负有的“重任”。20世纪50年代的世界正处在一个关键的交界点。随着二战的结束，一个旧的殖民秩序正在迅速消解，新的秩序正在形成。万隆会议则是这个漫长过程中一个极具标志性的事件。在今天的研究者看来，万隆会议所代表的精神，不但凸显了“革命浪漫主义的痕迹”，也蕴涵了“新国际秩序形成过程中的实力政治（realpolitik）”。研究者们将万隆作为20世纪的一个分水岭，并称之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意志的联合时刻（moment of unity of purpose）”。这种将万隆视为去殖民历史中一个特定“时刻”的看法，基本上主导了今天对20世纪第三世界亚非拉地区不结盟运动的历史与政治讨论。

当然，从国际关系史研究的现实主义角度出发，这种理解也不无道理。毕竟，在之前与之后的国际关系实践中，我们并未看到在万隆会议上表现出来的，令人欢欣鼓舞的乐观主义景象。正如万隆会议的秘书长若斯兰·阿卜杜贾尼（Roeslan Abdulgani）所说，万隆会议的目的在于“设定当今国际关系的标准与议程”。从这个角度出发，万隆会议作为一个历史瞬间，其积极意义似乎仅仅是经验性的。这种描述的假设是这样的：二战之后新近独立的国家，以地方性经验为基准，对国际关系普遍规则进行本土化改造，并希望以此制定一种新的秩序原则。由于在万隆会议上，29个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差异巨大的国家间确实形成了某种共识，因此，万隆会议本身便成了这一政治理想的出发点以及唯一实证案例。但是，这些参与到不结盟运动的亚非拉国家很快又陷入冲突与分裂的境地。因此，在西方一些学者看来，万隆会议被视为一个地区间合作的失败尝试。

在这种将万隆视为一个转瞬即逝的“时刻”的历史叙事中，“本土化”成为一个核心理论话语。然而，这个理论叙述背后存在一个根本问题，即“本土化”与“普遍性”之间的二元对立。在上述逻辑中，普遍规则仿佛被默认为诞生于第三世界之外。这种对“普遍规则”本质主义的理解，无法将“普遍规则”的产生，在全球历史的动态中具体化。同时，也正是在假设了“普遍规则”与西方现代性历史之间的等同关系之后，我们才会将亚非拉对殖民霸权主义的反抗视为一种用地方性知识，对“普遍规则”进行“本土化”的尝试。

但是，第三世界的意义远大于此。普遍性的形成本身便是一个全球史的动态过程，是一种压迫与被压迫关系之间缠斗的阶段性结果。在此过程中，我们一方面应当注意阿瑞吉所描述的那种来自“起支配作用的国家”所行使的“霸权职能”及其对世界体系秩序的支配欲望。同时也应当注意反霸权的实践，对霸权本身及其支配策略的重塑。在此基础上，可以发现，对霸权的反抗这一行动本身，便已经不自觉地将被压迫者推向了塑造“普遍规则”的历史进程中。这一点，可以从后文对19世纪的讨论中窥见一二。

如何理解二战之后人类历史上最为密集的一次国家新生？韦杰·帕拉夏德（Vijay Prashad）将万隆精神（Bandung Spirit）的基本诉求概括为：“被殖民世界崛起，并要求在世界事务中获得空间……且希望作为独立参与者。”并且，这种精神还体现了被压迫者对“经济上的从属关系（economic subordination）”以及“文化上的压迫（cultural suppression）”这两种帝国主义秩序的反抗。的确，20世纪的重要独特意义之一，是在反抗过程中政治主体性意识的形成。当然，这一表述也未能囊括20世纪民族独立运动的全部独特意义。与其将万隆作为一个转瞬即逝的“时刻”，不如将其视为一个绵延的过程。在霸权与反霸权斗争这一漫长的全球史进程中，万隆及其背后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主义政治实践，才真正将20世纪的反抗与19世纪的反抗区别开。这种在民族独立运动中形成，但却试图超越民族国家界限、朝向普遍主义世界新秩序的政治主体意识，才真正赋予了20世纪以独特的历史意义。

除了历史观的壁垒之外，研究者们用以理解20世纪第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的理论工具也存在本质主义的色彩。对于许多从冷战国际关系史角度介入这一时期的研究者来说，“实力政治”无疑是一个最受重视的切入点。我们熟悉的国际关系史叙事，一般通过大国竞争模式去理解这一时期的第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在这套历史叙事中，20世纪的格局被美、苏、英、法少数几个大国在一个战争同盟中，通过在德黑兰、雅尔塔以及波茨坦等地召开的国际会议，自上而下地确定了下来。而设计这种战后秩序的大国之间，早在德国正式投降之前，关系便已经破裂，这便为之后发生在两个意识形态阵营之间的那场“冷战”埋下了隐患。正如大国通过制度设计的方式影响了20世纪国际秩序的走向一样，在大国之间发生的这场被称为“冷战”的实力政治冲突，也毫无悬念地被默认为左右了整个世界命运的主线。

在这种兴起于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冷战史研究”中，充满着倒叙式的历史逻辑。大量研究的基本问题意识，集中在回答“美国为什么赢得了冷战”，以及“苏联为什么输掉了冷战”这类议题上。在这种问题意识的影响下，研究本身也成了在美苏争霸这一基本框架下，从战略史角度出发，试图为苏联解体和美国世界霸权的形成提供解释的行为。也有史家希望通过陆续解密的英文及俄文档案，还原在冷战背景下诸多“事件”的“历史事实”。在这种理论眼光的影响下，在20世纪后半叶占据重要地位的第三世界国家，则被放在了冷战史研究的附属位置。在这种历史叙事中，广大的亚非拉地区发生的反抗运动，或者被彻底埋没，或者被作为“美苏争霸”这一主线中的协奏。在这些地区发生的战争，也都被自然而然地看作“代理人战争”。这类发生在二战后世界各个角落里此起彼伏的“热战”，甚至在仅仅关心霸权政治起伏消长的历史脉络里被彻底遗忘。这种遗忘使得这场几乎左右了整个20世纪后半叶的秩序变迁，被简化为一种在认识层面上存在的“冷战”。

这种历史叙述模式忽略了冷战史研究本身就是后冷战时代意识形态产物这一事实。在这一模式下，我们非但无法看到“两个阵营”内部对广大第三世界反抗及民族独立运动在政治认识上的差异，更无法看到这种反抗本身对塑造这个新世界秩序所产生的关键作用，以及在这过程中透露出的那种不同于苏联及美国霸权主义的国际主义政治想象模式。这就使得我们无法真正理解二战结束后形成的20世纪国际秩序，与19世纪欧洲中心的国际体系之间的本质性差异，以及20世纪国际秩序构成中，平等政治理想所扮演的现实作用。而作为20世纪国家政治主体的“人民”则在这种仍旧以大国实力政治为基础的叙事中彻底缺席。

应当看到，冷战史研究与美国外交政策分析关系密切，因此，其“古为今用”的目的意识从一开始便萦绕着冷战史研究的学术机制。除了重要的美国冷战史研究中心及智囊机构之外，欧洲各个大学及智囊机构所进行的冷战史研究，也具有明确的目的意识，从本国本地区外交史及外交战略发展的眼光出发，以期为当代国家或国家联盟的外交政策提供意见和理论基础。而在冷战史研究起步较晚的中国，这一以本国本地区为中心，对于外交政策进行研究讨论的问题意识似乎还不甚明确。在为数不多的讨论中国冷战时期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研究作品中，对于新中国外交政策，特别是毛泽东时期外交思想的研究，还多停留在“冷战在亚洲”这样的视野之中。而对于中国在20世纪中叶第三世界国家民族独立运动及反霸权主义政治中的作用，以及其独特战略思想的考察，却略显欠缺。

此外，对于第三世界“意义”的讨论还受到方法论的局限。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结束而兴起的冷战史研究，其研究者的背景多为国际关系与政治科学，其研究方法及问题意识也更多产生于国际关系理论内部。并且，随着冷战结束，以实用主义为基础的国际政治活动开始成为常态，以现实主义为理论的国际关系分析框架又进一步地对20世纪中期在国际主义精神引领下产生的一系列内政与外交活动进行重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少涉及第三世界去殖民民族独立的讨论均局限在弗莱德·哈勒代（Fred Halliday）所描述的那种两极竞争（Bipolar contest）的范式之中。这种现实主义的理解模式最大的局限在于其对政治活动及其深远影响做出了前提性的限定。它首先假设在国际活动中，国家作为行为主体，其首要目标是“寻找能够驾驭对方的机会”。其次，决定国家生存与安全的基本条件来自国家本身的军事与物质实力，以及地缘政治层面与其他国家的同盟关系。

当然，我们也看到，在西方的新冷战史研究者中，也出现了对这种两极观定见的批判。布鲁斯·康明斯（Bruce Cumings）甚至将推崇采用多语种档案材料的新冷战史研究揶揄为“正统加档案”（Orthodoxy plus archives）的研究。而在这个基础上，诸如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便提出，需要真正打破这种历史观上的成见，从第三世界角度出发，讨论这些国际关系的“次要参与者”（minor  actors）在战后国际关系进程中的作用。然而，即便是在被托尼·史密斯称为“边缘中心框架”（Pericentric Framework）的冷战历史叙事中，这些来自国际秩序“边缘”的“次要参与者”们对国际秩序构成的作用似乎也仅仅停留在“麻烦制造者”的层面。在一个新现实主义的基本逻辑预设下，强权仍旧是秩序的制定者，差别在于，在托尼·史密斯的“边缘中心框架”中，原本自上而下制定秩序的强国，由于需要回应弱小国家的对抗活动，因而不得不对制定出的秩序进行调整。虽然相比原先那种“新冷战史”研究来说，这种类似于“冲击–反应–再回应”的模式，更能体现战后国际秩序进程中的历史与政治动态，但是其背后的逻辑假设仍旧将第三世界视为现代化进程与国际新秩序形成历史中的后进或次要角色（minor）。第三世界在反抗过程中形成的政治主体性，以及对战后世界新秩序及其平等话语的主动塑造过程，则仍旧未能在这一逻辑框架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讨论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方法论上的局限来自后殖民主义那种对地方性问题的强调。这种“去殖民”的叙事面向19世纪的殖民主义霸权，讲述了一个在亚洲、非洲以及加勒比、南美洲等地的“帝国秩序瓦解”（dissolution of empires）的历史。然而，无论是从政治事件史还是文化史角度切入，诸多对第三世界国家“去殖民”经验的讨论似乎并未能真正对“美苏争霸”这一冷战叙事主线背后的核心范式提出挑战。因此，第三世界的独立运动，或被视为与旧殖民者协商或斗争的结果；或被理解为试图建设“不受西方干涉的”区域联盟的企图。从理论上，第三世界去殖民运动还被看作是一种对“第三条道路”的追求。然而，这种从身份政治认同角度出发，强调非西方的地方主义历史叙事，以此来反对西方中心主义（Eurocentrism）的批判，却从根本上消解了超越碎片化认同、构建政治共同体的可能性。当然，这类研究在极大程度上展现了冷战时期在“美苏争霸”主线之外的政治丰富性，但是来自第三世界的去殖民实践仍旧被作为碎片化的历史经验，在“两个阵营”“两种意识形态”二元对立的脉络中，躲藏在渺小的从属角落。

当然，不可否认，二战结束后，美苏两个大国之间的政治冲突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冷战时期诸多关键事件的走向。这也是为什么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将“第三世界”的形成直接视为战后美国在国际上霸权地位的结果。共产主义阵营，特别是苏联与第三世界的联系，也确实存在着强烈的寻求传统地缘政治安全的考量。的确，二战所带来的欧洲霸权地位的削弱、共产主义国际秩序的兴起以及美国在政治行动与政治话语方面与欧洲旧殖民秩序的有意识的切割，都无可避免地将第三世界的命运推到了这种霸权主义政治博弈的现场。甚至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本身的出现及其内部的冲突矛盾，也显现出了地缘政治的考量对这场运动参与者们的重要性。然而，我们也同样不能否认，在这种现代史叙事模式下，广大的“西方”之外的第三世界那一系列从19世纪便开始的，追寻自身现代化路径的政治实践及其在全球秩序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价值，却完全被湮没。而在这套被压抑的历史叙事中，我们更无从发现第三世界在这漫长的斗争中形成的政治主体性意识，及其对战后世界新秩序的想象方法。因此，在理解万隆会议以及整个第三世界反帝独立运动的历史时，必须深入讨论这一历史进程所体现出的实力政治与建设新世界的政治理想之间的密切关系。

三、从第三世界独立运动理解二战之后的民族国家秩序

如果希望以第三世界独立运动为主线，来重新梳理19—20世纪的全球史进程，并进一步理解第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为20世纪带来的独特价值，除了需要将普遍主义的形成视为一种霸权与反霸权互动的历史结果之外，还需要将第三世界这个概念本身历史化。

斯塔夫里雅诺斯（L. V. Stavrianos）曾经从全球史的角度出发，将第三世界理解为一种经济上的依附关系。在他看来，第三世界既不是一组国家，也不是一组统计标准，而是一种“支配的宗主国中心与依附的外缘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它包含了“那些在不平等的条件下参与最终形成全球性市场经济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地区“在过去是殖民地，今天是新殖民地式的‘独立’国”。由于作为世界“中心”的宗主国与作为边缘的“依附”地区之间相互关系是变化的，因此在历史进程中对于第三世界的所指也在不断变化。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既不可以简单地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将“第三世界”看作一个固定的地理区域；也不能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以国民经济发展程度作为衡量其“第三世界”处境的标准。第三世界是一种在历史动态中展现出的不平等状况以及对这种不平等状况的斗争愿望。理解并书写第三世界的主体性历史需要从20世纪霸权与反霸权辩证关系出发，展现“第三世界”的国际主义认同是如何“从殖民主义的统治下独立起来”，并且“还在继续为完全独立而奋斗”的历史进程。第三世界的政治主体性，也在这样一种争取平等世界秩序的进程中得以确立。

回到中国的语境下，在西方现有冷战史研究中，对国际主义及其外交实践的讨论通常以国家对外政策为基础。国际主义话语也进而被视为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对外“宣传”，甚至是干涉主义的同义词。在今天的冷战外交史或新中国政治史的讨论中，这种面向未来的神圣感的价值都未能得到很好的梳理。在以往对中国20世纪，特别是1946年冷战开始之后的革命史、政治史的讨论中，国际主义与民族革命之间的联系往往被理解为一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程中，苏联霸权“干涉主义”和“民族主义”概念逆向建构（back-construction）的关系。然而，如果我们跳出这种机械的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逻辑，重新在第三世界国家通过民族独立运动，寻求战后国际关系民主化努力的历史背景下，审视“国际主义”精神及其政治行动，特别是这种“国际主义”认同为来自第三世界国家普通人所带来的世界体验，以及对未来新世纪的理想信念，才能够真正展现这种“国际主义”所带来的现实影响。

入江昭（Akira Iriye）认为，国际主义“是一种观念（idea）、一个（政治）运动（movement）或是一种制度（institution）”。其目的是试图通过“国家间合作与互动（cross-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interchange）”来达到改变“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目的。这一认识的一个基本理论前提建立在对于“民族国家”（nation-state），特别是其背后“民族主义”观念普遍性历史的认可。这种假设建立在欧洲近代史经验的基础上，从经验层面上默认“民族主义”对全球历史的解释能力，将民族主义视为普遍的“政治原则”，且认为其普遍性“毫无疑问”。作为一种“政治原则”，民族主义强调政治和民族的单位之间的一致性。在这种对近代民族国家构成形式的理解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强烈的韦伯式原则：国家（nation）被视为民族的政治单位。作为一种高度集中的机构，国家通过高度的专业分工实现其维持秩序的意志。在韦伯看来，“近代国家”是一种社会权利关系的制度化、系统化的产物。其基础是武力。其存在则又依赖于“被支配者”对支配者所声称的“权威”的顺从。以此为前提，在西方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问题的讨论中，这种韦伯式国家权威及其组织形式从未受到质疑。厄内斯特·盖尔纳甚至明确强调，“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不会出现民族主义问题”。

对于非西方地区来说，这种民族主义的产生及其与国家权力的整合，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通过对东南亚民族独立运动及地区冲突的考察，阐述了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历史展开过程及其在现代国家形成中扮演的作用。在他对民族主义问题的经典叙述中，民族这一政治身份的想象与一种以资本主义全球化为基础的现代化进程密切。他指出，随着殖民主义全球化的进程，在欧洲/西方之外，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的诞生都有着浓厚的民族独立色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包括中国革命在内的每一次“成功的革命”都是“用民族来自我界定的”。

换句话说，通过对非西方世界现代历史进程的考察，安德森给出一个与欧洲经验全然不同的先有民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民族主义运动）、后有国家的历史线索。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对西方历史中心主义的批判，丰富了我们对现代世界秩序构成的理解，也有力地证明，意识形态是理解现代民族独立运动进程中国家形成的重要基础。后殖民理论家们对这种现代性叙事的批判则更进一步。他们不满足于通过非西方历史经验去打破西方历史中心主义。在查特吉（Catterji, Bankim Chandra）看来，安德森与盖尔纳的讨论仍然无法摆脱一种理论的西方中心主义。他指出，两者都受制于社会决定论，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视为民族主义“形成”的先决条件。

因此，查特吉的讨论试图从另一个角度阐释民族主义在前殖民地展开的历史。对安德森来说，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非西方国家内，特别是从前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内部发生的军事冲突，无疑是“民族主义时代”世界秩序的自然表现，也是“民族属性”（nation-ness）作为这个时代政治生活最具普遍性价值的体现。这一过程，将本来漫长的非西方世界内部的历史发展逻辑打断。由此诞生的国家，则无非是一种“虚假的妥协”（false resolution）的结果。查特吉认为，民族主义仅仅是一种在西方历史中生长起来的现代国家整合性力量。欧洲/西方中心主义，则是这种普遍性观念的认识论前提。因此，我们不但无法用这种西方中心的民族主义原则去想象一个更具普遍意义的世界秩序，甚至在理解19—20世纪全球秩序构成时也捉襟见肘。

查特吉将民族主义视为非西方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外来物。这一判断的危险性在于将非西方世界的历史本质化。民族主义在非西方世界的诞生与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这种动态也构成了全球现代化历史的多样性。20世纪的中国革命，通过国际主义的政治实践，将一个在欧洲历史中诞生且作为分离性力量的“民族主义”，改造为一个面向未来的整合性力量。在二战之后的世界新秩序构成过程中，作为一种对霸权主义的暴力反抗，第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又在政治上保障了国际舞台中国家“无分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的基本原则。在这一前提下，在国际主义理想下进行的团结与和平运动，则又进一步凸显了在民族独立运动背后潜在的那种面向未来的“世界人民大团结”理想。在这个意义上，经由第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实践改造的“民族主义”，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新国家，更应当被视为一个走向世界新秩序的历史阶段，而非是对欧洲历史中“民族国家”秩序的简单重复。

四、以第三世界反抗重述“民族”

随着19世纪殖民帝国主义的进一步扩张，欧洲的普遍主义世界观面临着重要的问题：已知世界变得更加多样，殖民者之间的竞争，以及它们对不同地区的殖民统治方式也变得更加复杂，原先那套在欧洲内部发展出来的解释世界的理论则变得愈加不完美。凯杜里（Elie Kedourie）指出，当勒南（Ernest Renan）使用一系列在欧洲社会历史语境下发展起来的区别民族的各种不同标准去理解欧洲之外的世界时，无法真正处理普遍存在的多样性。勒南发现，诸如宗教、语言、人种等种种客观条件，都不足以用来解释“民族”这一认同集体的存在。因此，在其1882年于索邦大学发表的著名演讲《什么是民族》中，勒南最终只能将这种普遍的多样性归结为“自由意志”的结果。在他看来，民族（nation）归根结底是一种“道德良知”（conscience morale）。

凯杜里对民族主义的思想史梳理，为我们揭示了其背后深刻的康德主义起源。这种在欧洲/西方历史与政治语境下的民族主义，虽然作为一种社会组织话语，其逻辑动力却基于个人主义。在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对国际主义观念的简要思想史考察中，我们发现，欧洲建立在其狭义民族主义观基础上对国际和平秩序的想象同样带有这种康德主义色彩。佩里·安德森指出，在18世纪诞生的现代民族主义情感，带有浓重的宗教反叛色彩。这种欧洲中心的民族主义观勾勒出一种建立在理性主义之上、旨在对抗暴君与迷信的社会组织形式。

逻辑上，西方中心主义视野下的民族主义假设了理性、个人、城邦/国家三者之间隐含的结构性关系。这种关系强调，具有理性的个人通过自由意志组成现代国家。这种现代国家并不主动参与国际秩序的建设，而仅仅被动地对外来挑战做出回应。在这种国家观基础上形成的国际主义，不但无法超越国家对自身利益/意志的追求，更成为其自身精神的毁灭者。受到民族国家秩序观限制的国际主义充满矛盾。这种矛盾不仅可以在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对共产国际运动的毁灭性打击中发现，也能存在于今天作为美国世界霸权代名词的“国际社会共识”里。

除了一些个例（如凯杜里）之外，上述对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关系的讨论均建立在20世纪冷战末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衰退、民族主义浪潮重新兴起的历史经验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这些理论都是对冷战国际秩序及其变迁的历史性与理论反思的产物。在这些理论反思中，对“民族主义”历史及其构成规律的普遍信仰根深蒂固，进而在理解欧洲/西方之外的民族独立运动历史时，我们也难免做出削足适履式的判断。殖民历史叙事首先假定了一个本质化了的“外来”力量与一个同样静态的“本土”历史。殖民现代化进程被想象为“外来”力量对“本土”历史的摧毁，以及对“本土”社会的改造。相应的，去殖民则被视为是“本土”新兴精英对“外来”帝国主义秩序的反抗。在查特吉对尼赫鲁的民族主义观念的分析中，甚至将这种反抗的历程称为“被动的革命”（passive revolution）。

然而，第三世界的民族革命进程与任务充满复杂性。民族解放不仅包含了对“外来”霸权秩序的抵御，也包含了反抗“本土”社会内生霸权，并改造“本土”社会的革命现代化任务。在这种反抗过程中，非西方世界内部的多样性历史资源也被调动起来，不但回应了来自西方的政治与理论霸权，同时也梳理并推进了那些原本可能属于“本土”的思想资源。解放因此也就不仅仅是一场政治实践，更是一场理论实践与社会现代化改造。

19世纪以来殖民主义全球化的历史，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西方中心的）世界观的普遍化过程。其本质上是一场去中心化的实践。在这一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现象是多种普遍主义之间的交锋与互动。对广大非西方地区来说，19世纪开始逐渐形成的世界秩序是导致这种多种普遍主义交锋的历史前提。而真正能体现反抗的历史价值的，还是在去殖民反抗过程中产生的对民族独立后未来世界的种种政治想象。无论是20世纪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的兴起，还是冷战末期开始的世界性地对民族国家的复归，再到20世纪末期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短暂兴盛，以及时至今日以种种面貌出现的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不平等秩序的回应，都应当被看作世界秩序变迁动态中一种历史性的结果，而非是对某种西方中心的普遍主义的逻辑确证。

在第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中，大量“传统”与“地方性”的思想资源被积极调动起来，并在这个政治互动过程中，获得了新的普遍/全球性价值。在这一创造新世界的过程中，恰恰是以国际主义为前提的政治运动，才能将原本发生在每个地区的现代化运动在更广泛的群众政治认同层面上连接起来，并进一步构成了第三世界人民的新的世界观。从这个意义上讲，在阐述西方之外，特别是民族解放运动时代第三世界现代化的历程时，我们既不能离开国际主义提供的政治理想，也不能无视来自第三世界内部传统资源在这种政治理想形成过程中起到的作用。20世纪中期在亚非拉世界内部出现的国际主义浪潮便不应当被倒叙式地看作一场失败的运动。而需要尝试理解第三世界国际主义内部的复杂性与历史逻辑，去发现非西方世界内部在漫长的去殖民过程中，对自身社会组织形式以及建设新世界秩序的积极尝试。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之一便在于，它从一场民族独立运动的政治实践出发，展现了去殖民进程的复杂性，并为非西方世界现代化进程总结出了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斗争规律。

在这个意义上，二战之后的第三世界独立运动需要被放在霸权秩序形成及其对之的反抗这样一条历史脉络中去理解。可以认为这条漫长的历史脉络从19世纪末开始形成，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开始算起。在这条脉络中，诸如“民族/民族主义”（nation/nationalism）“国际主义”“殖民”“不干涉”（non-intervention）“自决”（self-determination）“主权”（sovereign）等一系列诞生于“西方”历史背景中的观念，在一个复杂的全球互动过程中，渐渐成为世界性的议题，并构成了今天我们用来描述世界秩序的话语基础。而来自非西方世界在这一系列观念之上所进行的政治实践，则真正赋予了这些语词以所指。

五、结语：用第三世界反抗国际关系的二元逻辑

国际主义联合的出现构成了20世纪民族独立与反霸权运动有别于19世纪的重要特性，并真正将这一运动导向了一个新的、试图建立平等的国际新秩序的方向。换句话说，与那种西方中心的、试图通过自上而下制度设计而达成的“世界和平”构想不同，来自第三世界的反抗政治实践，通过不断的抗争与联合的形式，自下而上地保卫并推进了《联合国宪章》中所保证的平等权利。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国际会议协商而自上而下制定的那种新世界平等理想，不断遭到来自强权政治与实力政治的挑战。在联合国成立之初，在第三世界爆发的一系列“代理人战争”，都很可能会将20世纪战后试图建立起的“新世界”，重新倒回19世纪那种霸权主义的“旧秩序”当中。

即便是这个新兴世界“霸主”美国和苏联也被一种深深的不安与互不信任的态度所笼罩。作为战争的胜利方，苏联急切地希望能在欧亚大陆上树立起新的权威，以确保饱受战争苦难的苏维埃的绝对安全。而美国也不希望丧失自己在“旧世界”的权威影响，受到战时麦金德—斯派克曼理论影响，获取“旧世界”国家的支持是美国未来“国家利益与安全”的重要保障。著名的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长电报”为美国政府与人民描述了一个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两极世界。在这个世界背后，更深层次的是那种左右人们世界观的逻辑二元论，它将这个世界彻底分裂成“善对恶”和“极权对民主”的对立。

乔治·凯南

在这种二元善恶论基础上，杜鲁门在1947年提出，这个世界被两种“生活方式”所分割，一场斗争正出现在“民主”与“极权主义”之间。然而，在更广大的世界其他角落，这种发生在两个强国之间的“正邪”之争的道德基础并非不言自明。特别是在中东地区此起彼伏的动荡与对抗中，“敌人”表现出纷繁复杂的面貌。活跃在这类民族独立运动内部的人员，其阶级成分多种多样，既有共产党人，也有伊斯兰主义者，以及世俗的小资产阶级自由军官。在中东，直接需要处理的问题是殖民与被殖民、霸权主义与民族自决之间的冲突，而非美苏之间在意识形态二元对抗基础上形成的对世界新秩序及其内部同盟关系的争夺。周恩来在1951年的一次讲话中便对此有了明确的认识。他将这个问题表述为“民族问题”，在他看来，反抗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是这个问题的核心内容。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出发，周恩来将这种世界范围内的解放运动，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相结合，将其视为联通世界各国的一种新的反剥削压迫运动的重要一环。是一个人类自我解放漫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积极步骤。

在亚非拉地区发生的、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国家诞生与帝国消解的历史进程，并不是对17世纪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简单重复。其历史意义更体现在一种面向未来的，对世界新的平等秩序的政治创造。 在这一时刻，与这种民族独立运动进程相伴随的，是一种试图超越民族国家，寻找世界普遍主义原则的尝试。而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极为丰富的普遍主义世界理想图景。围绕着这诸多普遍主义图景进行的政治实践，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20世纪独特的世界秩序。同时，在新的国家诞生的时刻，一种新的国际秩序也在这诸种普遍主义图景的激烈且富有新意的互动中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