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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定: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经济风险管控

2019-07-16 07:18:27

国家统计局15日公布,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45093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3%。但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毛盛勇同时指出,也要看到,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较突出,经济面临新的下行压力。

如何认识中国的经济发展?经济风险又该如何管控?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玛雅为此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本文首发于《经济导刊》2019年6月号,观察者网已获授权转载。

中国为什么能创造出经济奇迹

玛雅:中国人均GDP已超过9000美元。按世行最新的划分标准,人均GDP高于4000美元,属于“上中等收入”国家。这样来看,中国已是“上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你长期研究宏观经济,对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如何评价?

余永定:过去40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现在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毋庸置疑,中国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一个奇迹。

为什么能创造出这个奇迹?在我看来,首先,中国的改革开放赶上了一个有利的机遇期。这里有两层含义:从政治上讲是和平,特别是美国和中国的战略调整带来了两国和平相处的局面;从经济上讲,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恰好具有高度的互补性。

尽管几十年来国际冲突不断,局部战争时有发生,但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一直处于和平的环境之中。和平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1840年以后,中国不断遭受列强入侵,国无宁日。20世纪30年代曾有过较平稳的经济发展,日本军国主义者打进来,一切毁于一旦。1949年以后,新中国又长期处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中。

再看看其他国家的历史,奥斯曼帝国的马哈茂德二世从1826年开始大力推行改革,但是时运不济,从1826年到1838年,奥斯曼帝国经历了大小6次对外战争,最终一事无成。所以,外部和平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资料图:视觉中国

玛雅:有网友统计,乌克兰由于政治军事动荡,过去几年人均GDP下降非常快,2014年还超过中国约100个城市,2016年只超过中国5个城市。由此可见,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和平是发展的前提保证。

余永定:国内的政治稳定是中国奇迹的另一个先决条件。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建设曾受到政治运动干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与实践,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而且在开始转型之时,中国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结构仍有效运行,保证了改革开放初期的良好社会秩序。有了外部和平和内部稳定,大家就可以专心致志发展经济了。

改革是中国经济奇迹的起点,其效果是惊人的。农村改革首先起步。过去城里每年都搞冬储大白菜,辛苦得不得了。我平常不买菜,有一天我爱人说,我让你去看看市场经济。我们到了一个自由市场,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么多人,蔬菜品种这么丰富!当时也没有什么投入,就是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老百姓自己决定生产什么、怎么生产,挣钱过好日子。中国人勤劳、能吃苦、赚钱欲望强烈,一旦去掉束缚,人的干劲就来了,经济马上就改观了。

在工业领域,从计划经济到承包制再到混合所有制改革、公司治理结构改革,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和市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等等,都激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搞活了生产流通,改善了资源配置。总之,经济体制改革是过去4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再一个是开放。旧中国长期落后,国家的统治集团孤陋寡闻、妄自尊大。鸦片战争打起来了,大清帝国的皇上连英国在哪儿都搞不清楚,这样的国家没法不败。新中国成立70年来,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特别是1978年以后,对外开放使我们得以引进大量外资和先进的技术、管理方法,也使我们得以发挥比较优势,通过参与国际分工,改善资源配置,增加就业。邓小平推动出国留学的政策更是让大批青年人走出国门,了解和认识世界,促进了中国的思想文化发展。

玛雅:对外开放给中国带来的一个深刻变化,是深度参与全球生产体系,积极吸引外资和开放国内市场,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余永定:由于初始条件不同,发展路径可能也有很大不同。改革开放不是中国的发明,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在走这条路。但为什么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成功,而中国成功了?这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基础条件有关,换言之,是与新中国的“前30年”经济建设有关。

我在南亚国家访问时,对土地改革问题感受很深。一些国家,全国不到10%的人口占有全国90%以上的土地,阶级矛盾尖锐,恐怖袭击不断,何谈经济建设?土地改革比较好的国家也有问题,比如,人们略有些夸张地说,印度没有一条公路是直的。因为土地私有,修路不得不绕着弯儿走。印度前驻华大使跟我讲,出使中国之前,他老家那条路就在修,等他几年后回去时还没修好。在中国,北京几个月就修起一条环路,几年的时间就可以修起上万公里的高铁。

印度(资料图/视觉中国)

玛雅:2004年初,国内一些媒体追随西方学者的观点,热炒“崛起的印度赶超中国”,我当时是反驳的。直到今天,我都不认同所谓印度崛起的“体制演进比较优势”之说。

余永定:中国的情况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先是通过土地改革没收地主的土地,而后又进行合作化运动,实行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在城市则实行土地的国有制。

对于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来说,土地是最稀缺的资源。但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和公有制,使得政府可以极大地节约取得土地的成本。这就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发展和城镇化,创造了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有利条件。所以,无论如何都应当承认,中国以高昂代价换来的土地公有制度,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得以走上快速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条件。

同样,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也是代价高昂。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特别是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工程师和聪明能干的技术工人。所有这些都为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基础,这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

玛雅:所以习近平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的基础上开创的。”

余永定:另一方面,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时间不长,市场经济的商业精神和传统还在,同苏联相比,比较容易推行市场化改革。这也是历史给中国提供的一个有利条件。

如果再说更具体些,人口红利也是过去40年中国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有高储蓄率、出口导向政策等等,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解释中国的高速增长。

还有一点很重要,改革开放的成功与人的思想解放是不可分的。上世纪80年代初,“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引发了思想解放运动,成为改革开放的强大推动力,带来了后来一系列的改革开放实践。

“真理标准”大讨论(资料图/中国社会科学院)

玛雅:怎么去维护国家利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不被利益集团俘获,这对执政党和政府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所谓不忘初心,就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你看来,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在经济高速发展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余永定:中国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meritocracy”。这个我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中文词来翻译。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官员队伍中有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二是这群精英有非常强的行政管理能力,所以政府的运作是高效的。外国企业家、商人和中国人打交道,都觉得中国官员非常能干。我的感觉是,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官员的平均水平可能是最高的。中国官员的能力和实干精神,弥补了体制上的某些缺陷。

玛雅:北京大学潘维教授对“meritocracy”有个定义:绩优选拔制,即官员由考试入门,依服务人民福祉的政绩升调奖惩。逢选必考,无功不拔。

余永定:选拔是“meritocracy”一个重要问题。如果选拔机制不行,“meritocracy”就无法维持。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经过战争考验或种种政治历练,非常成熟。由他们选择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也都可以保证。但以后的领导人很多是沿着官僚阶梯一步步上来的。这个时候,选择就非常难了。

我写过一篇文章,认为中国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必须要和“meritocracy”相结合。而要维持“meritocracy”,就必须要有一个好的选拔机制。

玛雅:但愿中国共产党能有足够的智慧,找到一个好的选拔机制,解决好领导人接班的问题。

余永定:同“meritocracy”弱化相比,更为危险的是“权力与金钱”的结合。一些政府官员一方面保持“政治正确”,另一方面却甘当不法富豪的马仔。公器私用,这是非常危险的。中国反腐斗争的重点,应该是清除这些附着在国家机器上的肿瘤。

另外我想强调,中国的成功离不开邓小平所起到的特殊作用。邓小平说,如果没有毛主席,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我想说,没有邓小平,中国不知道还要走多少弯路。

前面我说了,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来说,中国是幸运的。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长时间没有全球性战争了。所有这些条件,都有助于中国取得今天的成就;缺一个,中国都取得不了这样的成就。所以中国很幸运,所有这些条件一下子都具备。这可能是百年不遇的,邓小平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

和大的经济体比,中国的增长还是最快的

玛雅:从1978年到2016年的38年间,中国经济平均每年以9.6%的速度持续高速增长。但是过去几年,增速明显放缓。由于国内外的不确定因素很多,学界和社会上对未来时期的经济走势看法不一,多数经济学家不乐观。也有乐观的,比如林毅夫教授认为,2010年以后的经济增速放缓更多是外部性、周期性的,未来一段时间中国仍有8%的增长潜力。你对未来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何预期?

余永定:我认为,中国确实进入了一个增长速度相对较低的阶段。在制定“十三五”规划时,一般的共识是,中国长期、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是6.5%左右。这个情况要延续很长一段时间。为什么是这样?

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的一个最简单的公式是,经济增长速度=劳动生产力的增长速度+劳动力供给的增长速度。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劳动年龄人口已经是负增长,劳动供给的增长也将会是负增长,至少是零增长。根据各种权威机构的计算,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不超过7%,甚至更低,所以加起来也就是6%左右。这个公式虽然很简单,却很能说明问题。所有发达国家在讨论国家经济增长潜力时,都用这个公式。

玛雅: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曾对中国经济增速悲观定调,称中国经济增速连续几年走低,2015年跌破了7%的“底线”,未来20年平均增速只有3.9%,经济滑坡可能是急剧的。你怎么看?

余永定:萨默斯从概率论的观点来看中国经济,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即使中国经济还在继续高速增长,也并不违背他所谓的“回归中数”。萨默斯没有说,到底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和机制,中国经济增速一定会降到百分之三点几。那么你的逻辑在哪呢?分析经济增速,我不需要你给我讲概率论,你要讲具体机制。当然,这种事情是要中国人自己做的。

劳伦斯·萨默斯(资料图/视觉中国)

玛雅:外界有人对中国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率的数据持怀疑态度,认为近期中国实际增长率停留在4%左右。

余永定:中国的统计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很复杂。统计部门希望给出尽可能准确的数据,但是中国的国情太复杂,统计上困难很多。一些地方政府提交的统计数据未必可靠,统计方法也有可以改进之处,所以统计不准确的情况是有的。这不是一个奇怪的现象。西方国家也经常调整经济增长速度,本来经济增速就不高,一调整就有1%-2%的拉伸。所以不否定中国的统计有改善的空间,但也不能一口咬定中国的统计数字不可靠。

说近期中国实际增长率停留在4%左右,根据是什么?如果说中国官方的统计有问题,那所谓4%左右的数据可能更不可靠。我们有时候不得不依靠实地调查,依靠我们的直觉来判断。经济学家、企业家对每年的经济形势是好是坏肯定是有感觉的,特别是大企业。包括一般消费者,你肯定能感觉到2015年以来经济形势不如前几年,但你会不会感觉增长速度比前几年下降了一半呢?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我们的经济活动水平、生活水平突然下降了一半?我想不会的。

所以,关键是看趋势。中国已经从一个比较小的经济体变成这么大一个经济体,从一个落后状况变成现在这种状况,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人均寿命大大延长,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如果原来高估了现在可能还高估,如果原来低估了现在可能也低估;高估低估的程度可能有大有小,但总的趋势并没有明显变化。

玛雅:这样说来,你对中国经济增速不那么乐观,但也不那么悲观。

余永定:我觉得,没有太多的必要讨论中国以后会有多高的经济增速。有时过于纠缠于数字可能会使我们迷失方向。中国经济现在遇到了一些困难,增长速度在下降,我们知道进入了“新常态”。但是只要政策对头,中国经济实现稳定增长是没有问题的。

中国经济仍然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因为中国的人均收入还很低,只有9000多美元。日本、韩国在这个阶段增长速度都是很快的。虽然中国经济不大可能保持非常高的增长速度,但在未来一段时间保持6%左右、甚至更高的增速是能够做到的。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超过2%。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增长速度如果还能保持6%,哪怕5%,跟大的经济体比还是最快的,跟美国的距离会越来越小。关键的问题是,中国经济要保持稳定,不要大起大落,不要硬着陆。

“十三五”期间实现6.5%以上的增长是可能的

玛雅:中国经济会不会出现硬着陆?怎么才能避免这种风险?

余永定:分析经济增长要把潜在增长速度和现实增长速度分开来看。现实的经济增速是潜在经济增速和经济波动叠加的结果。中国潜在经济增速应该是在6%-7%之间,“十三五”期间的平均增速定在6.5%。虽然目前中国经济仍处于困难时期,但只要政策对头,实现6.5%的经济增长是有希望的,硬着陆是可以避免的。

玛雅: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6.9%。2018年增长6.6%,总量突破90万亿元。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说,经济长期向好趋势没有变,也不会改变。但是国内外对2019年的中国经济,还是有一些担忧。你是怎么看的?

余永定:我不认为2019年中国经济会很差,保持6%以上的增长速度应该没问题。2018年经济增速放缓,主要是因为投资增速下滑,毕竟中国经济增长仍主要由投资拉动。2018年增速低于预期,和2016年以来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有关。这意味着,2019年我们还有政策调整的空间。通过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我们可以在2019年取得较为令人满意的增长。

资料图:IC photo

玛雅:具体说,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保持增速,稳定在6.5%左右的水平?

余永定:中国当前迫在眉睫的问题是扼制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为此,有必要执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并配合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中国过去40年的经验证明,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速,一切问题都会恶化,因为大多数经济和金融问题都是以经济增速为分母的。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等长期问题都无从谈起。尽管在理论上“保增长和调结构”并不矛盾,但目前来看,当务之急是要保增长,因为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可能是中国当下面临的最大风险。

除了增速,中国现在还需要合理的货币供给增量,即需要一个更高的名义GDP增速。作为消费者,我们谁都不希望通货膨胀,但是通胀率太低对企业生产是不利的。而通缩会更大加剧偿债压力,形成“债务-通缩”的恶性循环。当然,通胀率持续上升肯定不是好事,但是现在中国通胀率在2%左右,2019年还有进一步下降的可能,特别是PPI。所以我认为,把经济增长速度和提升通胀结合起来,我们可以以较高的名义GDP增速作为增长目标。

玛雅: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投资拉动。刺激经济增长,抑制增速下滑,需要加大财政投入。

余永定:目前情况下,可靠的方法就是加大财政支出、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中低端产能严重过剩,一方面有效需求不足,因此经济政策需要从两个方面同时入手:一是继续压缩过剩产能,同时刺激有效需求,刺激需求又不能导致结构的恶化。

幸运的是,中国可以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领域很多,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各类污染的治理、江河流域的整治、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的建立和完善,等等,这些都需要大规模的投资。基础设施投资的最大优点是可以增加有效需求,但又不会造成产能过剩。只要规划合理,加大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不仅能够增加有效需求,而且能够改善经济结构。

总的来说,中国经济增速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下行是可能的。对此应该有必要的思想准备。特别是由于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将会明显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更有必要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

资料图:视觉中国

玛雅:长期来看,有没有可能找到新的增长点,保持中高速发展?

余永定:中国经济是否可以长期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关键在于能否实现两个转变:一是从要素投入驱动型到创新驱动型的转变,二是从房地产投资和出口驱动型到消费和国内需求驱动型的转变。前者是就长期而言,后者是就短期而言。

现在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涉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强调创新,就是中国找到的增长点。要让经济走向扩张,必须靠新的高新技术,寄希望于创新产业。如果找对项目、找对产业,并大量投资,中国经济就会再次起飞。

事实上,中国的许多产业都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势头。特别是在深圳等地,创新企业正在蓬勃发展,势头强劲。我相信,只要坚持自主创新,依靠创新驱动,以创新引领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中国一定能在未来的10-20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生活富裕,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梦想。

政府不能代替市场,市场也不能离开政府

玛雅:城乡二元结构和贫富悬殊,这些中国今天发展中的失衡都是市场调节不了的,是政府的职责所在。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也得由政府来做。何谓“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客观上,中国今天既存在市场化不足的问题,也存在一些领域过度市场化的问题。在你看来,应该如何摆正政府和市场的位置,让政府做好政府的事,市场做好市场的事?

余永定:市场应该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由于市场极为复杂,充满了不确定性,任何一个计划机构都无法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因为你必须对突然出现的情况做出非常快的反应,而这只能是由千千万万个企业家来做出反应。

但是另一方面,必须要看到市场有一系列的缺陷,有时是非常严重的。因此,政府一定要发挥作用,弥补市场的缺陷,同时也给市场指出方向。政府要制定产业政策,但是产业政策不宜太具体,只能是一种指导性的计划。总之,政府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政府不能代替市场。同时市场也不能离开政府,许多事情是市场不能完成的,要靠政府来完成。

玛雅:有学者认为,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率越来越低,质疑依靠投资能否有效拉动增长。然而,基础设施的回报率决定于它的使用密度,而使用密度又取决于经济增长。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余永定:说得对。换一个角度,也可以从供需关系来理解。比如,现在一些地方的飞机场空着,你可以说是供给过剩,但也可能是因为当地经济没搞起来,有效需求不足。一旦经济起来了,旅行者就多了,飞机场就不够用了。

某种程度上,担心基建投资效率低是有道理的。但对基础设施投资回报,不能仅仅从商业回报的角度考虑。灯塔的商业回报恐怕不高,但灯塔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中国加大投资不能重复2009年的一些失误;投资项目的设计应该更为合理,地方政府的角色也应该被更为精确地框定,融资应该更多依靠政府发行国债。同时也要看到,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缺口依然巨大,仅仅是市政建设的投资需求就很大。比如北京,为加强地铁的安全设施建设,所需要的投资就非常可观。

资料图:视觉中国

总体而言,稳定增长速度是当前中国经济的重中之重。2019年在继续深化各项改革和调整的同时,应该采取有足够力度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这些投资在短期可以创造就业、创造需求,长期可以消除增长瓶颈,提高增长潜力。由于基础设施主要是投向公共服务领域的,这些领域在短期内不可能有很高的商业回报,所以企业缺乏较强的投资意愿。因此,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政府应该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的外部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

玛雅:2016年2月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表文章《扼杀中国的经济:美国的终极王牌?》。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认为,中国经济继续增长,它会将财富转化为军力,试图称霸亚洲。因此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战争并非毫无道理,但一个更有吸引力的策略是让中国经济增长放缓。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扼杀中国经济”成为美国官方立场。美国对中国挑起贸易争端,用基辛格的话说,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面对这一挑战,中国应该如何处变不惊,从容应对?

余永定:中国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中美冲突会越来越多,危机随时可能爆发。这意味着,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必须做出调整,而且刻不容缓。应对美国挑起的贸易争端,中国应该有理有利有节地从容应对。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在被美国加征关税的500亿美元中国出口产品中,73%是供美国企业使用的中间产品和资本品,加征关税必然导致美国企业竞争力下降。而这些产品中70%是在华外资企业生产的,加征关税必然导致这些企业包括美国企业利润下降。华盛顿想通过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关税来打疼中国,到头来被打疼的可能是美国自己。

玛雅:中国和美国一个是崛起大国,一个是守成大国,中美之间的矛盾冲突是结构性的。美国的对华新政策并非偶然,中国走向复兴的强国梦与美国想要继续主导世界的强权梦不兼容,这是中美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

余永定:中国已经被美国定位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我们对中美关系的改善不应抱有更多的幻想。但另一方面,不论是在地缘政治领域还是国内政治、经济改革领域,中国还有很大的政策调整空间。应该继续坚持和平发展方针,尽可能稳定中美关系,避免双方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世界历史上,很多冲突甚至战争都是因为误会引起的。从美国301调查报告就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的真实意图和战略、政策存在许多误解,美国过高地估计了中国的实力和潜力,而中国自己的宣传也加深了美国的误解。

对中国来说,最关键的就是要做好自己的事。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并且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经济体系,可以依靠庞大的国内市场最大限度地实现规模经济。这是中国能够最终立于不败之地最可靠的保证。

中国在坚持开放的同时,应降低经济的出口依存度(中国是17%-18%,美国是10%以下)。为此,中国必须彻底放弃出口导向政策,转而实行中性的贸易政策。中国必须严格遵守WTO关于禁止出口补贴的相关规定,避免使用出口退税作为刺激出口的调节手段,让人民币汇率发挥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作用。

玛雅:用人民币汇率调节国际收支平衡,就要保持汇率的灵活性。美国要求中国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中国对美国说“不”,美国会作何反应?

余永定:中国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吗?中国不能丧失本国货币的独立性,阻止资本外流以抵消贬值压力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也不能继续用自己辛苦赚来的有限的外汇储备来支撑人民币的价值。

汇率政策是一个国家的主权,美国无权支配中国的汇率政策。中国可以承诺不会采取竞争性贬值的政策,但是不能承诺维持人民币对美元的稳定。中国应该认真倾听美国的抱怨,中国也必须对自己的人民币政策保持完全的权威,并能够在经济形势需要时放松货币政策,不论这是否会导致人民币贬值。

中国官方致力于推进向市场经济转型,实行完全灵活的汇率制度。中国可以负责任地承诺不去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但是必须拒绝美国提出的保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稳定的要求。


资料图来源:IC photo

玛雅:中美冲突越来越多,这对中国的金融开放有什么警示?

余永定:中国在过去20多年所积累的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安全性,值得我们认真注意。有人说中国的外汇储备是中国对付美国的武器,但事实是,中国的外汇储备更是美国对付中国的武器。这就是凯恩斯说的,如果你欠银行100英镑,你有麻烦;但如果你欠银行100万英镑,银行有麻烦。现在美国欠了中国3万亿美元,你说谁有麻烦?

玛雅:中国应该怎么做来避免更大的金融风险?

余永定:中国要确保外汇储备的安全。应该逐步有序地通过经常项目或资本项目逆差,用掉其中的相当部分,仅维持必不可少的美元外汇储备。

如何避免更大的金融风险?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前面我谈到,中国的改革开放赶上了一个有利的机遇期。从政治上讲,中美关系正常化带来两国和平相处的局面;从经济上讲,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与中国的改革开放高度互补。现在,中国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在这个时候,中国对跨境资本流动可能造成的冲击就更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

从中国经济来说,最大的风险就是过早地开放资本项目。还有就是,中国应保持对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的控制。这两条必须守住。有些事情是坚决不能做的,一旦做了覆水难收,就是颠覆性的错误。

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新时期。在这个新时期,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没有变,但传统意义的“战略机遇期”已经过去。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我们要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保持中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与繁荣,推动构建自由、民主、平等、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也要看到,中美贸易冲突将会常态化、长期化,其他领域的冲突也会越来越多,危机随时可能爆发。如何管控冲突、应对危机,对于中国对外政策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眼下最紧迫的,是对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做出调整,以保证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平稳发展。

余永定

余永定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玛雅

玛雅

资深媒体人,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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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导刊 | 责任编辑:李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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