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袁明宝】

前些日子，云南楚雄80后扶贫干部刷屏，除了让人们感慨基层工作的不易，也把目光再次聚焦在了扶贫工作上。

云南楚雄80后扶贫干部 来源：云南网

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农村贫困人口显著减少，贫困发生率持续下降，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当前，深度贫困成为扶贫攻坚的重中之重。深度贫困度地区不仅贫困发生率高、贫困程度深，而且基础条件薄弱、致贫原因复杂、发展严重滞后、公共服务不足。

笔者在西南省份农村调查时发现，深度贫困地区的农户不仅具有经济上的贫困特点，更呈现出文化上的贫困特点。

自给自足的家庭生计模式

S村是黔西北赫章县的深度贫困村，全村有170多户，700多人，苗族、彝族、白族和布依族占了村庄人口的80%。S村位于海拔1800-1900米的高山地区，人均土地少，只有8分左右，主要种植苞谷、洋芋，喂养猪、牛、羊、马等牲畜。

深度贫困地区基本保持着传统自给自足的种养殖模式为主的生计模式，主要种植粮食作物用于喂养牲畜，通过卖掉牲畜获得家庭的主要收入，种养殖内部自我循环。

对于一般家庭来说，家里种点玉米可以酿几百斤酒，种点稻谷可以够一年的口粮，用自己的打米机打也不花钱，养一头猪过年杀掉够吃大半年，种点板栗、油桐、喂养牲畜也可以收入一点零花钱。有限的种养殖收入不但能满足家庭的基本生活生产开支，还成为每个家庭大宗消费开支的主要部分，如为子代结婚、办酒等。

在S村，大部分家庭办红白喜事都很少有货币支出，因为酒席上所需要的饭菜基本可以依靠家庭内部获得，如猪牛鸡不用买，都是每家自己养的，菜也是自己种的，酒是农户用玉米酿的，需要购买的物品就只有啤酒饮料和烟。

自给自足的生计模式，使得很多家庭温饱有余、小康不足。虽然依靠家庭劳动力从事种养殖和打零工可以挣得一部分收入，但这些收入只能够支付一个家庭一年内生活、生产、人情以及小孩上学的费用，很难有更多节余。

这就造成深度贫困地区的家庭积累不足，发展性资金缺乏，在解决建房等大宗开支时，就需要村庄内部的借贷。

这造成深度贫困农村借贷市场发达。在很多深度贫困农村，大部分家庭都有借债，像云南武定县某贫困村村民所讲“建房不差账，等倒；讨媳妇不差账，等老”。

也就是说，在遇到家庭生命周期上的重大事宜如建房、结婚时，单独依靠家庭是很难完成的，需要亲朋村乡之间互相借贷支持以及政府的政策支持。如果没有这些支持，则很难建得起新房，也难以完成家庭再生产。

因为建房、结婚等事情需要一次性花费较多，一般农户，基本上没有那么多存款，也就拿不出钱来，必须借钱。“不借钱就没法过日子，随时都要借钱”。村庄内部广泛存在的借贷行为，说明当地农户家庭经济积累的严重不足。

来源：东方IC

黔西北S村村民廖海，今年48岁。家中一共有三亩土地，种了一亩玉米和两亩水稻。玉米主要用于喂养两头牛和三头小猪。但喂养牲口赚不了太多钱，很多时候都是亏本。水稻大部分留作自己吃，每年只能卖1000元左右，还要用作第二年买农药化肥的成本。

他偶尔也会出去打零工，每天收入六七十元，一年打零工的收入也就两千元左右。廖海家中的收入不高，但开支却很多，除了日常的生活生产费用，每年医药费还要花两三千元，人情开支四五千元。

所以对他来说，基本上是入不敷出，需要向亲朋好友借钱，每年都要借七八千块用于开支。去年借了八千多，从2017年2月份开始，借钱买农药化肥，付水电费和医药费等。借了钱后就要想办法还，只要挣到一点钱就要还一点，廖海家去年借的钱到今年还没还完。

为什么打破不了传统的自给自足模式？

在深度贫困农村，每个家庭都面临着建房、结婚等压力，但为什么打破不了传统的自给自足模式？这有客观原因，如外部环境、交通不便、历史原因等。但还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化层面上的。

深度贫困农村的家庭不会为未来家庭开支和发展做好积累准备。农民家庭在面对生命周期中大事时是这样的态度，虽然都知道以后会面临着建房、为子代结婚等事情，但不会在很早之前就想方设法创造收入为家庭做出积累。

一方面，很多家庭只是临时性为家庭做积累，这样就只能是有限积累。另一方面，其他家庭都没有做积累，但其他家庭在现实中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也不是解决不了，总有解决的办法，如借债。所以形成了贫困地区低度均衡的家庭生计结构。

如S村李组长家女儿和儿子结婚时都借了钱，女儿结婚时花费三万多，借了两万多，其中用收到的一万元人情换了一半。儿子结婚时也借了两万多，都是找自家的亲戚借。

这与代际责任弱有关，即在观念上父代并不会为子代尽全力操心，也就是承担有限责任，而不是无限责任。比如子女结婚，不管是介绍的还是自己谈，婚姻成本都很低，主要是彩礼低，这就大大减轻了父代的经济压力。

对于很多家庭而言，父代还不需要为子代操心，很多年轻人都是自己谈的对象，父代需要做的就是为结婚酒席做筹划。但这一项的经济压力也不大，因为酒席所需要的猪牛羊鸡等都是自家喂养的，酒也是自家酿的，如果资金不够还可以向亲戚朋友借。因此，婚姻成本低、代际责任弱都成为家庭经济动力不足的重要原因。

此外，维持型的家庭生计模式，还与农民家庭的生活动力和生活目标有关。

在生活动力上，并不刻意追求更好的发展，他们的目标十分简单，只要能将家庭生活过得去就可以。

很多深度贫困农村都有喝酒的习俗，很多家庭都把钱用在喝酒上。黔西南S村的苞谷酒一般是5元一斤，不少村民到小商店一次要买5斤或10斤，基本上都是一顿一斤。

他们不会有很强的动力去积累更多财富用于家庭发展，只要达到村庄平均水平就可以了。如建房子，很多家庭都建了两层楼房，但因为没有人去做很好的装修，就都不去装修，即使可以通过外出打工挣钱，也不那么做。

同时，深度贫困农村也没有很大的动力去拼搏努力以使自己在各方面的表现强于别人，而是通过种养殖结合收入一点钱，通过外出打工再挣一点，只要收入能满足基本开支就行了。而不需要通过更加劳累地到山上干农活以及受苦受累地在工厂加班打工这种方式来增加收入。

这说明村民之间的社会性竞争相对较弱，不会像华北农村那样一定要在建房、家庭发展等各个方面超过其他人。深度贫困地区农民的生活态度比较潇洒，只要生活能过得去就行，农业上能收多少算多少，打工能挣多少算多少。如果打工比较好玩，能挣到钱，就多干一段时间，如果觉得打工太辛苦、也挣不到钱，就回到村庄。

正是因为没有长远积累和发展的目标，所以没有动力去挣钱，或者挣到钱后也没有充分合理地利用。在一些深度贫困农村，每次办婚礼都要杀十多头猪，来参加酒席的亲戚朋友还要带走一块肉，基本上每个家庭都是这样，他们的想法是，“哪怕再穷都要借钱办的体面一些”。

这与深度贫困农村的社会观念有关，他们并不认为金钱是最重要的，所以当前进行的扶贫政策也不一定能真正有效地帮助贫困户脱贫。如云南N村的贫困户家庭可以得到一笔5000元的产业扶贫资金，主要用于支持他们购买牛羊等牲畜，但很多贫困户家庭养牛并不是为了生产，而是用作节庆仪式上的斗牛。

农村酒席 来源：视觉中国

三代人的贫困

维持型的家庭生计模式和低度积累就带来了当地家庭的三代贫困。首先对于五十多岁的父代来说，他们大多没有上过学，再加上现代化进程较慢，这一批人基本上没有进入城乡劳动力市场打工，只能在家依靠种养殖业。即使外出打工，所挣得的收入也只能用于应对家庭整年的开支。

黔西南S村村民刘成，今年42岁，他主要在家种地、养牛，平时也会到附近做点活路，但这几年活路不是很多。今年开始他喂了两头牛，夫妻俩每天都要去割牛草，早上要花三个小时，傍晚也要三个小时，中午的时间就去地里看看。整个家庭就依靠夫妻俩的辛勤劳动，获取家庭所需要的基本开支，但这并不能产生足够多的收入积累。

对于三十多岁的群体来说，按照全国形势来看应该是属于二代农民工。但对于深度贫困农村的年轻人来说，基本上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成家，并养育三四个小孩，家庭压力之大可以想象。

这一代人在八九十年代上学时教育条件并没有改善，遭遇到教育瓶颈，大多数人在小学初中没毕业就退学。退学后先是在家从事农业生产和放牧牲畜，等到了结婚年龄后就进入家庭生活。因为思想观念相对封闭以及自身知识、技术的限制，使得这一部分年轻人在2010年左右才开始外出打工，打工收入不高也无法形成对整个家庭的支撑。

而且，深度贫困村村民外出打工并不是基于长期积累性考虑，而大都是应急性考虑，即为了解决家庭当下的困难才出去打工，如建房欠债、小孩读书，等这些问题解决后就会返回农村。这种生计方式难以构成半工半耕的家庭生计模式。

对于第三代来说，虽然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但因为教育资源在很多深度贫困地区不够充足，以及家庭内部子女数众多使得家庭压力增大，仍然出现小学毕业和初中没毕业就辍学的现象，并成为留守儿童。

在黔西南S村，当地自然地理条件恶劣，交通不便，大部分小孩到乡镇小学和初中要走山路一两个小时。而且离家较远就选择在学校周边租房，再加上其他生活费用就形成了对本不宽裕家庭经济的压力。

另外，作为年轻父母也不一定全力支持子女读书，如果他不想读也就不强求，再加上年轻父母外出打工无法照顾小孩，就难以形成对子女教育的强有力支持。

因此，在集中连片的深度贫困农村，很多家庭都有充足的青壮年劳动力资源，但这些人力资源并没有得到有效配置。很多家庭都把精力放在土地的粗放式种植和短暂性打工上了，这样很难形成家庭财富的积累。

深度贫困农村大都是处于偏远落后、自然环境差的地区，外部经济发展条件差和社会现代化水平低都成为深度贫困的重要原因，这也造成深度贫困地区的村民在发展动力上的不足。

所以，未来三年的脱贫攻坚战不仅要改变深度贫困农村相对落后的发展环境，还要培育市场、提升社会现代化水平，激发贫困户的内生发展动力和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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