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俄塔社、俄罗斯共产党官网等媒体2014年10月8日和9日的消息，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其第一个政党——顿涅茨克共产党。而据俄罗斯共产党官网报道，“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共产党领导人，“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李维诺夫在10月9日表态宣称共产党“理应成为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主导政治力量”。

在顿涅茨克中央广场上飘扬的共产主义旗帜

处在乌克兰危机风口浪尖之上的顿涅茨克此时成立共产党，并极有可能问鼎顿涅茨克甚至卢甘斯克的政权，如果其成为执政党，则是苏联解体以来在苏联核心区域（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首个执政的共产党（之前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曾于2001年至2009年在摩尔多瓦执政，是前苏联范围内首个执政的共产党）。

虽然面对顿巴斯地区持续的动荡，这个党的未来命运尚不可知，但纵观苏联解体之后前苏联各国共产党的发展状况，则会明白这个党的成立是它们蜕变过程中的必然结果，也是共产党在前苏联地区新的存在形态。而这个党的命运，也一定程度上关系到前苏联国家共产党未来的发展方向。

“扶不上墙”的前苏联各国共产党

提到顿共，就不能不提到后苏联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苏联解体后，苏联共产党不复存在，苏共的各级组织被解散，但前苏联各国仍然有很多人不曾放弃，他们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依托原有组织基础，很快建成了新的共产主义组织。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了苏联七十余年，加之后苏联时期各国转型困难，社会发展水平较苏联时期增长缓慢甚至出现严重倒退，导致很多人仍然支持和同情共产主义（苏联解体前夕的全民公决显示至少七成人同意保留联盟），因此这些共产主义组织都有比较大的影响力，有的甚至一度主导一些国家立法机关。但苏联解体二十多年，除了“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曾经执政外，其它的共产主义组织都远离执政地位。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一下几点：

从外部原因来说，由于苏联解体后，新政权执政的思想基础就是“反共”，因此在立国初期都或多或少采取了禁共、限共的措施，有些措施甚至保留到了现在。如波罗的海国家一直在宪法和法律当中以“妨碍自由”为名，明令禁止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在行动上捣毁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标志，逮捕和迫害共产主义的积极分子和同情者。2013年，在拉脱维亚甚至发生过将90多岁二战红军老兵送进监狱的恶性政治事件，三国的共产党组织处于不公开或半公开的状态。

在格鲁吉亚，共产党曾在一定时期处于合法地位，但由于“颜色革命”加重了格鲁吉亚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加之2008年俄格战争的惨败，为了转移民众对国内矛盾的视线，格鲁吉亚于2011年6月1日通过所谓“自由宪章”和“除垢法”，消除国内和共产主义有关的标记，将共产主义与法西斯等同。

中亚国家因为有集权的政治传统，加之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共产党的组织建设不如欧洲的加盟共和国健全，在苏联解体之后很快确立了集权总统制，政党政治形同虚设，共产党和其它政党一道被集权总统边缘化。

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国也在苏联解体前夕禁止共产党活动，但由于共产主义在三国有很大的民意基础，而且三国属于苏联的核心国家，无法割断同苏联的历史联系，因此这三个国家的“禁共令”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大约在1991-1993年左右各国的共产党通过重新注册等方式展开活动。但是解除“禁共令”并不意味着共产主义组织没有受到限制。

比如1993年9月至10月间，由于议会反对总统叶利钦的资本主义改革方案产生了政治危机：以叶利钦为首的总统府和以时任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哈斯布拉托夫、时任副总统鲁茨科伊为首的议会两个政权并存。为了使议会屈服，叶利钦于10月4日下令炮轰白宫（观察者网注：原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所在地，“十月事件”后，改为俄罗斯联邦政府大楼），镇压了议会，史称“十月事件”，随后叶利钦将苏联留给俄罗斯国家象征的最后印记——俄罗斯的镰刀锤子国徽改成了双头鹰（“十月事件”前俄罗斯沿用前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徽），并最终强行推动了他的资本主义改革方案（因此笔者认为资本主义在俄罗斯复辟完成的时间点是“十月事件”而不是苏联解体）。而共产党作为议会方面坚决的支持者，也在这次镇压中遭遇打击；这一打击如此沉重，以至于现在每年的十月四日，共产党都会组织活动纪念这一事件。

2011年十月事件纪念活动的照片，最右边戴眼镜的笔者隐约可见，来源于俄共官网

然而，相对于外部势力对共产主义者的打击和镇压来说，更大的问题来自共产主义组织的内部。据笔者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所看到的情况，目前在前苏联地区的共产主义组织无论在纲领上、组织上还是在行动上都有很严重的问题。

在纲领上，各国共产党为了迎合选民对苏联时期的怀念和建设强大国家的企盼，纷纷采用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的、“全民党”性质的纲领。在前苏联各国激进的资本主义改革造成的深刻经济、社会危机的苏联解体之初的时间里，这些纲领面对当时已是过街老鼠的西式“自由民主派”来说确实很有效果。1995年俄罗斯第一次总统大选，俄共候选人久加诺夫在第一轮投票之后与叶利钦难分伯仲，进入第二轮投票后叶利钦采用各种不正当手段才保住了自己的总统位置。而乌克兰共产党在乌克兰前两届议会当中的议席都超过了其它政党之和，乌共领导人西蒙年科在乌克兰的前两次总统大选中也表现不俗。

但是，当前苏联国家的资本主义进入到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成熟的本土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发展起来之后，共产党的“爱国主义”纲领就不那么有吸引力了。

在俄罗斯，支持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诞生之后，共产党中的大量民族主义者纷纷脱离共产党而转向统一俄罗斯党，其中不乏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如国家杜马前主席谢列兹尼奥夫）以及支持共产党的前苏联精英人物（如第一位女宇航员捷列什科娃、“红歌之王”科布松等）。

同样，在乌克兰，号称代表乌克兰俄语区居民利益的“地区党”成立之后也夺走了乌共大量的支持者；而声称代表乌语区居民利益的“祖国党”则进一步打击了乌共在中西部的力量；加之法西斯势力的兴起，乌共由第一大党迅速沦落为第五大党，并随时面临被取缔的命运。

 

 

在组织上，由于共产党丧失了执政地位并依附于议会斗争，原有的组织原则、党的纪律丧失了赖以存在的政治、经济资源，对党员和组织的约束力显著下降。前苏联国家的共产主义组织林立，观点主张各有区别，彼此之间难以统一协调，而且处于持续的分裂当中。因纲领、路线、领导人人选等问题上的分歧，导致党分裂的事件层出不穷。

如俄共曾经在2000年、2002年、2003年、2004年发生了四次大分裂，特别是2004年俄共出现了“两个第十次代表大会”事件。而乌克兰在苏联解体之后也长期存在以西蒙年科和古连科（前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最后一任中央第一书记）为首的两个共产党。白俄罗斯的共产主义组织也因为是否支持现任总统卢卡申科，而分裂成了白俄罗斯共产党和白俄罗斯共产党人党两派。

这些都极大地消耗了共产主义者的力量，并给其他政治势力破坏、瓦解共产主义组织提供了机会。如“两个十次代表大会”事件当中，久加诺夫紧急前往克里姆林宫，请求普京出面干预，借政治对手之手剪除异己，最后以伊万诺沃州州长吉洪诺夫为首的“俄共中央”被司法部裁定为非法。

同时，由于共产党的资金来源缺口较大，仅凭党员党费等难以维系竞选和其它活动开支，因此共产党越来越倚重那些能够提供大量资金的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人，因此党组织对这些“金主”的约束力就更小，相反这些“金主”可以凌驾于党之上，用自己的财力和影响力影响党的决策乃至纲领。

如久加诺夫本人和其夫人就是拥有数家公司的富豪，对党内不同意其主张的基层组织，动辄以“停发经费”威胁其就范，同时公然在党内发展裙带关系。2014年6月，俄共莫斯科市委决定了国家杜马俄共候选人最终名单，久加诺夫25岁的孙子，刚从莫斯科大学毕业的列昂尼德·久加诺夫赫然在列，而此人之前没有任何参加过俄共政治活动和基层组织工作的经历，对此有人讽刺“俄共已开始变成久加诺夫的私人蜡烛厂和前苏联官员的VIP俱乐部”。这样涣散而没有战斗力的组织，对于以全人类解放为使命的，理应具有钢铁纪律的共产主义者来说，其破坏力可想而知。

列昂尼德·久加诺夫，你爷爷这么牛气，马克思他老人家知道不？

从行动上来说，前苏联各国共产党并没有尽到作为共产党的责任和义务。虽然共产主义思想在前苏联国家一直有比较大的影响力，但各国共产主义组织或者因为力量弱小，或者为了保住既得利益（如议会当中的席位），并没有坚决地进行斗争。平时几乎感受不到共产党组织的存在，只有在选举、同革命有关的节日和卫国战争胜利日这样的场合才能看到共产党的踪影。

在俄罗斯、乌克兰（1997年左右开始）的第二阶段私有化过程中，作为当时议会第一大党的共产党为了保全自己在议会当中的多数，并没有利用这一优势否决私有化法案，而是纵容其通过，进一步瓦解了社会主义时期建立的经济基础。

白俄罗斯共产党更是支持卢卡申科，认为卢卡申科的路线就是“社会主义”，在白俄罗斯共产主义者中产生了很大的思想混乱。

特别匪夷所思的是2001年在摩尔多瓦上台执政的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居然带头推进私有化，导致其2009年下台。

而直至2014年乌克兰危机，乌克兰共产党在面临随时被取缔的威胁之下，仍然对“议会斗争”抱有幻想，对资产阶级政府的镇压和迫害逆来顺受。

笔者在与普通俄罗斯人的交流当中，发现其中的许多人对共产主义理念是支持和同情的，但是都认为俄共是没有行动能力、只会喊口号的懦夫，严重质疑俄共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能力，甚至怀疑俄共是俄罗斯当局为了削弱反对者的力量，而有意安排的“泄压阀”与“提线木偶”。这些人的看法虽然可能片面，但很大程度上说明，缺乏行动力是前苏联各国共产主义组织在可能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当中“叫好不叫座”的重要原因。

总之，在后苏联时代，人民需要的是一个坚持原则、有行动能力和强大战斗力，真正捍卫人劳动民利益的共产主义先锋队，但目前在前苏联国家，坚持原则的共产主义组织由于受当局镇压和迫害，势力较弱，战斗力不强，而势力较大的共产主义组织很大程度上又放弃了原则，因此，前苏联国家的共产主义组织都处于一种“扶不上墙”的疲软状态。所以，当顿涅茨克共产党在战火之中宣布建立，公开反对乌克兰现当局的时候，关注前苏联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们有一种“横空出世”之感，更有一种一扫共产主义组织在前苏联国家疲软状态的期待。

谁在支持顿共？

顿共的横空出世，是顿涅茨克地区的共产主义者利用乌克兰当局统治链条出现薄弱环节和顿涅茨克成立人民共和国的有利形势，扭转前苏联地区共产主义运动低潮的尝试。在顿涅茨克战火纷飞，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前景不明朗的形势之下，顿共建党，除了2000多名党员自身的勇气之外，没有其它力量的支持也是很难达成的，那么究竟是谁在支持顿共？

在顿共成立之前，顿涅茨克的部分民兵组织就已经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很多人把这当做俄罗斯政府支持乌克兰民兵的“铁证”，但对俄罗斯的政治生态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俄罗斯政府不可能支持共产党特别是能扛枪打仗的共产党。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此种行动已经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警觉。而之前打出共产党旗帜的民兵处于“散兵游勇”的状态，连散兵游勇打出旗帜都会引起俄方警觉，一个有组织的新共产党的成立，俄罗斯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

作为顿涅茨克共产党的“近亲”，乌克兰共产党似乎应该支持它。要知道，顿涅茨克共产党的第一任领导人是原乌克兰共产党顿涅茨克州委书记李维诺夫，顿共的党员也大多是前乌克兰共产党顿涅茨克州组织的成员（因此成立大会上有一个换党证仪式），顿共领导人李维诺夫在10月8日宣称要同乌克兰共产党保持亲密合作的关系，为处于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辖区的乌共党员建立组织。但笔者查阅了10月8日至9日乌克兰共产党的官方网站，上面没有一条同顿共有关的消息。10月8号和9号的头条是彼得·西蒙年科等乌共高级领导干部为了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接见选民发表政治主张的新闻。

顿涅茨克共产党的成立带走了乌克兰共产党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个州的党组织和党员，削弱了乌克兰共产党的力量。而且，前乌共成员成为东部“恐怖组织”当中第一批“出头鸟”，无疑“坐实”了对乌共支持东部“恐怖分子”的指责，使其在即将到来的乌克兰议会选举当中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间接导致了乌共在10月27日的议会选举当中惨败，未能跨过进入议会的“5%门槛”，这也是乌共恢复合法地位以来第一次没能进入议会。

从乌共官网上认真筹备议会选举的消息来看，乌共不可能支持顿涅茨克共产党，甚至一定程度上，乌共还有可能对顿涅茨克共产党在临近选举的关键时刻“出卖”自己的行为极度不满。目前，乌共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地位，并有被取缔的危险，任何关于顿共的言论都有可能遭遇政治对手的攻击，因此沉默是金是最好的办法，乌共就此对顿共的成立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顿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党员用党证表决

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西蒙年科，您老那么卖力勇气可嘉，但是这样真的有用吗？

现在表现出来最鲜明支持顿共的，显然是它的“远房亲戚”——俄罗斯共产党，俄共在10月6号就转引了国际文传电讯社关于顿涅茨克即将组建共产党的消息。10月9号报道顿共成立，并做了关于其领导人——顿涅茨克最高苏维埃主席李维诺夫的专访。在随后的几天也跟踪报道，为其做了很多宣传。同时，俄共高调宣布将向顿涅茨克派驻选举观察员，为顿共撑腰打气。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从乌克兰危机演化成内战这段时间，俄共始终支持俄罗斯政府的对乌政策，但此举造成了俄共在乌克兰局势面前缺乏独立的政策以“显示自己的存在”，俄共亟需独立的对乌政策，并通过顿共的成功来扩大其国内影响力，特别是乌克兰问题上的发言权。再加上俄共是俄罗斯的在野党，不必对自己的言行担负国家层面上的政治责任，因此俄共在支持顿共这件事上明显“放得开”。

而俄罗斯交易所领袖网消息称，俄共同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签署了合作协议，并在这两个地区开设了自己的办公室。如果消息属实，据此可以推断，俄共可能有意图借乌克兰危机之机，将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经营成自己的“根据地”，虽然笔者严重怀疑俄共是否想到了这一步，但如果俄共真的想到，那么它的行动能力无疑会令人“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

总而言之，顿共的成立，显然是得到了外界力量的支持，但是目前看来这种支持是十分有限的。

顿共将走向何方？

对于刚刚成立的顿共来说，第一个亮相的机会就是即将在11月进行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大选”。根据之前的外界猜测，顿涅茨克共产党极有可能获胜。

然而，据国际文传电讯社10月18日报道，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中央选举委员会以没有按时提供名单和名单上信息不全为由，拒绝了顿共竞选最高苏维埃代表的登记注册。这意味着顿共不能以“顿涅茨克共产党”的名义参加顿涅茨克最高苏维埃选举。顿涅茨克中央选举委员会负责人罗曼·利亚金宣称这是选举委员会的集体决定，中央选举委员会将向顿共提供一份理由充分的报告，同时他本人对共产党即将出现的反应表示“不感兴趣”。

虽然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中央选举委员会并没有阻止顿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参选，但这对顿共来仍然算是不小的打击。很显然，以程序上的问题为理由拒绝顿共参加最高苏维埃选举只是一种托辞，而真正的原因也不难理解。

首先，从外部环境来看，目前顿涅茨克的紧张局势仍在继续，虽然东部民兵在对政府军的行动中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优势仍然在政府方面，因此要保住政权，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很重要。鉴于欧盟于10月24日表态称不承认选举结果，俄罗斯方面就可能成为唯一的支持者，而之前已经提到，俄罗斯方面对能“扛枪打仗”的共产党是抱有警惕和戒心的，而且俄罗斯政府也不满俄共通过支持顿共做大自身的企图。因此，为了获得宝贵的国际支持特别是俄罗斯方面的支持，就要把共产党排除在外。

其次，从内部原因来看，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支持者成分复杂，有共产党人，有不满基辅当局统治的乌克兰人，还有俄罗斯利益的代言人等，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斗争在所难免，而后两者则明显处于上风地位（看一下顿涅茨克的“国旗”便知），在“反共”的国际大环境没有改变的情况下，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内部的“反共”力量必然会利用对其有利的态势挤压顿共的活动空间。这一消息暴露出了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内部尖锐的矛盾斗争。

在顿共成立之时制定的选举策略就是支持现任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总理”扎哈尔琴科。据顿共领导人李维诺夫称，扎哈尔琴科“具有成熟的左翼思想和策略”，是可以依靠的对象，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随着顿共被排除出最高苏维埃选举之外，其支持扎哈尔琴科的“价值”也随之降低，扎哈尔琴科是否重视顿共的支持并最终满足顿共的政治主张和要求就成了严重的问题，而且，扎哈尔琴科在博取顿共支持上位后有没有可能因为更大的利益调转枪口，成为“顿涅茨克的蒋介石”也未可知，毕竟历史上民族资产阶级利用共产党为其做嫁衣，随后“兔死狗烹”的事例比比皆是，种种历史的经验教训应该引起顿共足够的重视和警惕。

10月27日，“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总理扎哈尔琴科同来顿涅茨克访问的苏联著名歌唱家、俄罗斯国家杜马统俄党议员约瑟夫·科布松同台献艺，谁能保证他不会像后者那样最终弃共产党而去？

而无论顿共采取什么样的选举策略，被排除出第一次最高苏维埃选举是基本确定、一时难有转机的事情了。因此，摆在顿涅茨克共产党面前的自身定位问题就突出出来。面对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内部出现的矛盾，顿共如何继续走下去就成了问题：是通过各种活动，向选举委员会施压，争取到参与此次苏维埃选举的权利；是积极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扩大政治影响，积极筹备下一次可能到来的苏维埃选举（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命运尚不可知）；还是蓄积力量，扩充党员队伍，谋求掌握部分武装力量形成红色割据，还是其它别的道路。这些都是未知数，我们不能代替顿共作出什么样的选择，但顿共已经迈出了非同寻常的第一步，既然2000多名党员在战火当中已经历史性地选择了抗争，那么他们更应该为自己未来所选择的道路负起历史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