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28日，尼泊尔诞生了该国第一位女总统——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副主席比迪娅·班达里（Bidhya Devi Bhandari）。她是世界上第一位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女性共产党员，而且是在多党制下，通过议会道路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班达里获得了尼泊尔两派共产党（联合马列、毛派）的支持，也使得尼泊尔诞生了史无前例的“竞争性的共产党两党制”。一个喜马拉雅山南麓，夹在中印两国之间，位列最不发达国家之中的弹丸小国，却在国际共运的低潮时创造了国际共运的历史上的多项第一，而尼泊尔共产主义者在议会道路上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无疑为共产党曲折坎坷的议会斗争史涂上了一抹亮色。

班达里

共产党坎坷的议会斗争史

1848年，在资产阶级革命浪潮席卷欧洲大地，资本主义发展蒸蒸日上的时刻，来自德国的两个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却用一本《共产党宣言》宣告了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走向灭亡的命运，为饱受剥削和压迫的欧洲工人阶级提供了行动指南。而其中“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的战斗檄文，以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动员令，更使得欧洲的各种旧势力们心惊胆战。因此，他们一刻也不放松对“共产主义的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诸如三大工人运动，巴黎公社这样的工人运动都遭到了残酷镇压，而各种机会主义派别也在工人运动内部不断地对共产主义者进行冲击，国际共运初期的发展可谓举步维艰。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和一战结束。随着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以及随后到来的第一轮无产阶级革命高潮。共产主义政党在苏俄以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暂时取得了政权（如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蒙古、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等），在另外一些国家获取了合法的地位并成为推动本国民主革命、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力量（如魏玛德国、1939年前的法国、1936年前的西班牙、1927年以前的中国国民党政府等）。

然而，资本主义世界虽然遭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沉重打击，但资产阶级力量犹在，其对共产主义的仇视也随着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到来而有增无减，所以除苏联和蒙古外，其它地区的工农革命政权被先后推翻，而其它国家的共产党则大多在法西斯政权上台之后丧失了合法地位，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共产党的议会斗争道路遭遇巨大挫折。

共产党真正大规模地参与合法议会斗争，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红军解放了大半个欧洲，并参与终结了亚洲的战事。而各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武装则是反法西斯斗争中拒不妥协的战士，这一切都使得共产党在战后的政治声望和影响力大增，为共产党在战后进入议会进行合法斗争提供了丰厚的政治资本。加之社会主义革命在东欧和东亚胜利的鼓舞，此时的共产党的议会斗争可谓成效显著：在欧洲，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曾长期处于第一大党（按党员人数算）的位置，法共领导人多列士曾担任副总理，意共领导人陶里亚蒂曾担任副总理和不管部长、司法部长，希腊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和葡萄牙共产党在本国民主化进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捷克斯洛伐克更是在哥特瓦尔德的领导下通过议会斗争和群众斗争相结合的方式“和平过渡”进入社会主义。在亚洲，印度共产党曾经是印度第五大党，印尼共产党在鼎盛时期党员高达数百万之众，而日本共产党更是日本政坛资格最老的政党。显然，二战胜利后，共产党迎来了参与资本主义国家议会，进行合法斗争的“黄金时期”。

但是，共产党在资本主义国家进入议会，大规模地进行合法斗争，并不意味着其不受资产阶级的排斥与打击。在欧洲，法国在1947年通过修改宪法和选举法的方式，将共产党排除出政府之外，之后共产党从未单独执政，意大利共产党于1945－1946年在政府当中“昙花一现”之后就再未单独或联合执政过。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被披露和随后发生在匈牙利的反革命暴动在西欧共产党当中掀起了一股退党大潮，而西德干脆在匈牙利事件后于1956年取缔了西德的德国共产党，希腊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葡萄牙共产党则长期在国内没有合法地位。

而在亚洲，1965年9月30日，以苏哈托为首的反共军官趁军事政变之际掌握了政权，推行白色恐怖，包括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在内的党员惨遭屠杀，党组织被解散，一个拥有数百万党员的党瞬间灰飞烟灭，着实令人唏嘘不已。

而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运更是遭遇重大挫折，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参与议会政治的进程发生了重大逆转。在发达国家中，长期在野的共产党或放弃社会主义纲领，改头换面（如意大利共产党改为左翼民主党），或陷入分裂（如意大利共产党分裂为意大利左民党，重建共产党，共产党人党），或对党纲进行重大调整（比如日共不再寻求推翻天皇制，法共在三十六大上取消了镰刀锤子标志），尽管如此，仍不能挽回党员流失、党影响力下降的颓势。

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除了坚持武装斗争的共产党（如印度纳萨尔派、尼泊尔毛派等）和极个别走议会道路的共产党（尼共联合马列）还有些许影响力之外，在议会当中已经几乎完全听不到共产党员的声音了。

在苏东地区，曾经长期执政的共产党或被宣布为非法（如罗马尼亚、波罗的海三国以及最近的乌克兰），或放弃社会主义纲领，改头换面（如东德、波兰、南斯拉夫、匈牙利等），而硕果犹存或重建的共产党，其影响力也大不如前（如俄共、捷克和摩拉维亚的共产党等）。

共产党议会斗争艰难的原因

据笔者粗略统计，自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来，通过议会道路在非社会主义国家取得执政地位或者联合执政地位的共产党有五个（法国、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摩尔多瓦以及尼泊尔），其中“和平过渡”至社会主义的有一个（捷克斯洛伐克）。目前还有一些共产党在本国有比较大的影响力（如德共、俄共、日共、西班牙共产党、葡萄牙共产党、希腊共产党、白俄罗斯共产党，以及虽然被取缔但仍然有较大影响力的乌克兰共产党），但除了新闻上提到的尼泊尔共产党一枝独秀外，其它走议会道路的共产党无不面临党员流失，组织涣散，党的影响力下降等困境。虽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共产党的外部环境变得更加恶劣是重要的外因，但共产党对资本主义议会道路“水土不服”，并不是当下国际共运低潮时的特有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显然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虽然资本主义国家经过了几十年的改良，在议会中也有多样的政治光谱，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与其他各色政党还是有根本性的不同。这是共产党难以在资产阶级议会立足的根本原因，关于此点的论述颇多，在此不详细展开。

即使是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共产党在议会当中也受到多方面因素的掣肘。

首先，资产阶级议会作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机器，其组织原则，产生方式都是以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和利益为目的的。而共产党一旦参与到议会选举当中，就等于默认了这些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和利益的原则。一旦共产党默许了这些先决条件，一方面会丧失部分基本盘的支持，另一方面也使其在议会中的行动缩手缩脚（如俄共和乌共为了保住议会席位没有阻止国家的第二波私有化运动），从而导致支持者进一步流失。而议会当中的其他政党并不会因此放松对共产党的打击，因此共产党在议会当中等于受到“两面夹击”。

其次，在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不掌握获得政治地位和进行社会改造所需的资源，即使在议会中获得席位乃至上台执政都无法实现自己的纲领和目标。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选举经费的问题，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开销节节攀升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代表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在筹集经费方面显然不能像资产阶级政党那样手到擒来。而为了筹措经费，共产党有时也不得不委身于资产阶级，甚至出现了大资本家与党的高级领导实现个人结合的现象（如久加诺夫），而经济上依附于人必然导致政治上受制于人，使共产党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远。

最后，议会政治使共产党丧失了原有的组织优势，并脱离群众。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本来就是一个富人主导的大酱缸，由于默认对手制定的议会组织原则，加之经费和资源稀缺，共产党所拥有的组织纪律优势在议会当中便不复存在。议员的地位和奢靡的生活也使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逐渐蜕变，甚至被资产阶级拉拢腐蚀。议会斗争对资源的大量消耗，也使共产党难以把本已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基层组织建设和发动群众当中去。这样脱离基层、脱离群众的高高在上的组织，自然得不到基层和群众的支持，反过来促使它们进一步走“高层路线”，形成恶性循环。

总而言之，如果一个共产党醉心于议会道路，特别是在资本主义较发达的国家，其最后的下场不是从外部被“消灭”，就是在内部走向自己的对立面。

尼泊尔共产党为何能“一枝独秀”？

在曲折坎坷、万马齐喑的共产党议会斗争史当中，尼泊尔的共产主义政党却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巨大成绩。且不论2015年10月28日的总统选举中一举创造了世界政治发展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当中的多项“世界第一”，早在1990年，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领导了左翼阵线，同尼泊尔大会党共同终结了无政党参与的“评议会”制度，参与创立了尼泊尔的政党议会制度。1994年，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在中期选举当中获得30.85%，获88席而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联合马列领导人阿迪卡里出任首相，虽然该政府只存在了一年便宣告解散，但共产党在一个非社会主义国家完全依靠议会选举上台执政在当时还是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而相对于联合马列，尼泊尔联合共产党（毛主义）自2006年宣布放弃武装斗争进入议会以来的表现更是可圈可点。2007年9月，由于君主制存废的问题，毛主义退出议会并向联合政府施压，成功地以废除君主制为条件返回议会并成为第一大党，而在毛主义的推动下，2008年5月28日，尼泊尔议会以560票对4票的压倒性优势正式废除了君主制。 相对于其它国家共产党在议会当中的无所作为，尼泊尔的共产主义政党在议会这个平台上纵横捭阖，进退自如，着实令人刮目相看。很显然，尼泊尔共产主义政党在议会当中的成功，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与尼泊尔的实际国情和共产党自身的建设紧密相连的。

尼泊尔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夹在中印两个大国之间，地理环境封闭，总体而言尚不入西方政治、经济干预的“法眼”。该国经济水平落后，全国80%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而工业产值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并以纺织、皮革、食品加工等初级工业为主，是“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尼泊尔的社会经济结构至今仍保留了大部分封建残余，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不仅使尼泊尔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的状态，也严重地束缚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尼泊尔弱小的资产阶级根本没有力量去推动本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敢于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的共产主义政党，就几乎成为推动尼泊尔社会变革的唯一动力。在这一点上，尼泊尔的现状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情况相类似，而尼泊尔的资本主义相对于当时的中国发展水平更低，尼泊尔的资产阶级更弱小，则给了共产主义政党更大的活动空间。

尼泊尔共产主义政党具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而且结合本国实际，积极参与尼泊尔社会革命进程，这是它们能够在议会立足并发挥作用的内因。从群众基础、基层组织、工作经验和组织纪律看，联合马列的水平在尼泊尔各政党当中都是首屈一指的。而毛主义在进入议会前更是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并在解放区内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这一切，都给予共产主义政党进入议会的雄厚实力。

更重要的是，尼泊尔各共产主义政党在进行议会斗争的同时，并不拘泥于议会斗争，而是充分采用议会斗争和群众斗争乃至武装斗争相结合的形式，不拘泥于议会斗争一城一地的得失。这使得共产主义政党可以主导议会的政治走向，而议会却不能有效控制共产党的活动，阻碍共产党施行社会改革。而社会改革的实施，施政纲领的兑现，反过来使共产党获得了更多的群众支持，使其在议会当中的地位更加巩固。

此外，尼泊尔与中国为邻，中国革命和建设对尼泊尔起到了示范作用，同时，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为了牵制中国，扶植亲苏政权的需要，苏联对尼泊尔进行了大规模、全方位的援助（尼泊尔第一任住房建设部长就是笔者母校人民友谊大学在那个时期培养出来的）。中国和苏联在尼泊尔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也构成了尼泊尔共产主义力量在议会中相对强大的历史外因。

前方的道路并不平坦

然而，我们的比迪娅·班达里同志或许根本没有时间去好好庆祝这一胜利。因为摆在这届政府面前的问题严重而急迫，已经不允许她和她的政府有任何懈怠了。

首先，尼泊尔的社会改造任务远没有完成。封建的地主经济和小农经济仍然在广大农村大行其道；基础设施极端落后，工业发展寸步难行；正式的议会还未成型（现在的议会被称为制宪会议，因为各派政治力量不能在制宪问题上达成协议），而以前国王贾南德拉为首的各种旧势力仍然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资源（贾南德拉至今还是尼泊尔首富），随时都有复辟的危险。因此，这个新生的政权可谓危机四伏，而要在这充满危机的环境下既保住已经取得的政权，又继续推进尼泊尔的社会改造，难度可想而知。

其次，随着尼泊尔社会改造的深入和对外关系越发的独立自主，一直视尼泊尔为自家后院的印度越来越感到不满。在尼泊尔宣布国家生活世俗化，废除印度教国教地位之时，印度悍然对尼泊尔施以制裁，使尼泊尔危机四伏的状况雪上加霜。

最后，尼泊尔在今年4月和10月发生了两次强烈地震，这对于尼泊尔这样的小国来讲不啻于遭遇灭顶之灾。而在经济脆弱、政局不稳的情况下，如何依靠自身的力量从地震的废墟中恢复过来也是这届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重大考验。

总而言之，摆在新政府面前的，是一条布满荆棘和迷雾、异常凶险的崎岖之路，前方并不是平坦的。但是，尼泊尔的共产主义者们既然能够创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当中的多项“世界第一”，我们也就有理由相信他们能够带领人民克服重重困难，实现自身发展，在荆棘和迷雾当中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并能指导其它落后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崭新道路。在此衷心祝愿尼泊尔摆脱当前的困难，实现自身的发展，衷心希望尼泊尔人民无悔自己现在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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