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张方远】

“对我而言的陈映真”这个篇名在脑海里蕴酿已久，没想到搁到了与陈映真送别之时才落实。

从陈映真2006年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讲学期间中风算起，整整卧病了十年，也整整沉默了十年。这段日子，流言蜚语四起，有他过去在意识形态上的敌人片面宣称已经和他“和解”了，也有台湾文学研究界的“大佬”宣称他被中国共产党“软禁”在北京。最常听到的，就是很多人误以为他早已经不在人世间了，比如9月底蓝博洲在北大的讲座上，一位听众起身提问，一开口即云：“陈映真虽然已经过世了……”。在他过世的消息传到两岸三地后，各种恶毒的传言更是不绝于耳，台港媒体说他“客死他乡”、“未能落叶归根”，一位作家发文说“实际上他已经成为统战的人质了”。

台湾友人制作的陈映真纪念海报（李文吉摄）

而这十年，恰恰是我思想变动最为剧烈的阶段，从过去一个“忠党爱国”、言必称大陆为“共匪”的政治早熟者，开始反省、追索被政治与历史迷雾所遮蔽的台湾左眼。这个过程无疑是痛苦的，等于是否定了自己过去所有的认识。还记得痛苦的开端，是读大学后的某一天回到高中母校，一位老师关心起我的近况，随后从他座位旁的书架上拿出1991年第一版蓝博洲的《幌马车之歌》，要我回去好好的阅读。

现在回想起来，陈映真为《幌马车之歌》所写的序文《美国帝国主义和台湾反共扑杀运动》，应该是我读到他的第一篇文章，“陈映真”这个名字也开始成为我的关注重点。后来我如饥似渴地到处搜罗他的作品，除了已经辑结成套的十五卷本《陈映真作品集》与六卷本《陈映真小说集》（外加一卷《陈映真散文集》），我特别留意他分散在两岸三地不同刊物上的杂文、评论文，以及他为不同作者所写的序文。这些文章尽管主题不同，但内在的逻辑与脉络却是严谨而贯通的，促使世界观正在变动中的我，不断思考着自日据时代以来台湾人民的反抗、白色恐怖肃清对于当下的意义，同时也慢慢地体会怎么通过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理解我们所处时代与环境的政经结构，当然还包括了外来的宰制力量，是如何制约着中国两岸的前途与发展。

我从来没有见过陈映真本人，但在思想转折与成形的过程中，却又无时无刻不感觉到陈映真以他敏锐而清晰的洞察力，在一旁不断地推着我往前进。2012年《幌马车之歌》在法律出版社出了大陆版（此前还有台海出版社的版本，但市面上流传不多，少为人知），拿到书的第一时间，我惊讶地发现陈映真所写的序文被拿掉了，书腰上反而多了梁文道与张铁志等人挂名推荐。后来通过管道向出版社询问此事，编辑的回复是：“因为大陆读者对陈映真并不熟悉，所以……”。我并无意给编辑找碴，也没有资格与立场，这个提问大概反映了陈映真对我所产生的与日俱增的影响力。那位编辑的说法，也恰恰体现了两岸之间思想的微妙变化，共享着某种拒斥历史与反省的价值观。

陈映真在五十年代白色恐怖受难者秋祭会场上讲话（李文吉摄）

一个人所发挥的影响力，不仅仅来自于思想的巨大拉力，应该还包括了情感的积累与张力。我虽然没有见过陈映真，但是一个又一个在陈映真挚友、“毒苹果”诗人施善继先生（我们都叫他施大哥）家里客厅与餐厅畅聊的夜晚，话题除了作家、咖啡、同志与友人之外，施大哥总有意无意地提起他们一家与陈映真一家的来往，稀松平常的生活点滴，料理、藏书与唱片。看到他面露出的表情，我知道他又想念起了远行的“陈大哥”。我们每次都在施大哥家里蹭到午夜时分，但他总越来越起劲，仿佛他口中的“陈大哥”就坐在我们身边。从他的言谈中，也能感觉到他深深地企盼着有一天“陈大哥”还会回到中和，并按下他们家的电铃。我想，我也是这样在期待着。

今年4月陈明忠先生回忆录《无悔》新书发布会在北京台湾会馆举行，会场上见到了久违的赵遐秋老师。在同行友人的引见下，终于第一次见到陈映真的夫人陈丽娜女士，我紧张到忘记开口问陈映真的近况，也忘了要求与她合照。印象深刻的是，陈夫人气色很不错，我在心里也估量着陈映真一切安好。

大部分的人对陈映真的认识来自于小说。有的人认同他的文学，却反对他的政治；有的人热爱他的文学，却避谈他的政治。而我则与此相反，先广泛地阅读了他的政论文章，接着才连续读了小说。如此的接近陈映真之路，绝非刻意的安排，而可能是顺着思想转折轨迹的自然前进吧。

1991年陈映真与林书扬（右）参加五‧一游行（李文吉摄）

2004年秋季林怀民《云门舞集》公演《陈映真·风景》前，陈映真为之写下了“文学为的是使丧志的人重新燃起希望；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严；使悲伤的人得着安慰；使沮丧的人恢复勇气……”，我认为这段话背后的精神与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相通的，也就是文学要“为人民服务”。陈映真自己相当清楚，写小说对于他的作用与意义绝对不是“为文学而文学”的虚无飘渺。2004年他在接受香港《文学世纪》的访谈时即明言：“写小说目的很简单，就是宣传，宣传一整代足以谴责眼前犬儒主义世界的一代人。小说的艺术性就是为我的思想服务。我公开承认我是一个意念先行的作家，我公开承认我是一个文学艺术的功利主义者，我公开认为文学是思想意识型态的宣传，我并不以此为耻，问题是你写得好不好”。

文学／小说是陈映真介入现实、雄辩其思想立场的方法，而不是目的。就如同施善继所说：“只选择阅读陈映真的小说，避拒他的文论，只有管窥难照全豹。可以只读鲁迅的小说，而不碰触他心力交瘁的巨量杂文？”（《毒苹果札记：冷箭》，2011年7月9日）我也认同文学的力量容易让人亲近，但接受文字却又拒绝思想，如何夸谈对于作家的喜爱，又或只能矫情地说出“他的作品价值不应以政治归属和私人生活来评断”之类的话，反而更加证明了陈映真的思想、政治与立场是不可能绕过去的大山。

 我是文学门外汉，没办法套用高深的文学理论解读陈映真的作品，更无力字字句句加以推敲。但是在阅读陈映真小说过程中，所感受到他对于市井小民的深切关怀，以及对于跨国公司的有力控诉，都是难以忘怀的，启发了读者的阶级视野。曾听王晓波老师提过，有一次他与陈映真（可能还有其他朋友在场）激辩应该要“左先于统”还是要“统先于左”。我不知道他们这场论辩的结论是什么，但是将陈映真的政论与小说结合起来，其实就能明白“统”与“左”对于作为中国有机组成部分的台湾来说，必然是一致而不分先后顺序的，也就是另一位前辈林书扬先生所言：“民族与阶级的双重解放”。这是包括陈映真在内的这条“统左／左统”路线，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思考所总结出来的政治抉择。

笔者收藏的陈映真著作

对我而言的陈映真，无法以“作家”、“小说家”或“文学家”等头衔为其概括，他就像他的同志一样是一位义无反顾、理直气壮的实践者。他关心台湾五十年代白色恐怖受难者，与“老同学”参与了台北六张犁弃葬区的发掘，并写下报导文学作品《当红星在七古林山区沉落》，以及剧本《春祭》。他关心台湾的工人，2002年台湾华隆纺织女工邱惠珍，为了抵抗官方与资方的联手打压，服农药自杀，倒在工厂门口之前，陈映真闻讯后愤怒地写下生前唯一一首诗作《工人邱惠珍》：“让你的死鞭打我们吧，斥责我们吧，教育我们吧，好叫我们变得更坚强、成材”。他关心第三世界的弱小民族，翻译了聂鲁达的诗作《献给党》：“您使我看见人世的光明，也看见人类幸福的可能。您使我坚不可摧，因为与您同在，我虽死犹生”。他关心同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东亚兄弟，翻译了韩国牧师文益焕的诗作《我得到平壤去一趟了》：“也许我们要在马路上翻筋斗；在平壤街上拥抱着打滚，把压迫者强加于我们的神话，不同意识型态与社会制度的各种偶像，统统砸个稀烂！”他关心回归前后的香港同胞，在台湾出版了杜叶锡恩（Elsie Tu）的《我眼中的殖民时代香港》，并为之写了长序《倾听充满正气和洞见的声音》：“在旧殖民地时代中与殖民势力合作的买办精英，则在极端反共意识形态统治一切的时代，不仅得以延命，而且与新殖民主义外国主子和其国内的代理人相温存而辉煌腾达”；香港回归祖国那一年，他策划了“香港：一个半世纪的沧桑”照片展，与曾健民先生对谈《从台湾看香港历史》；回归之后，他亲历“七一游行”，写下《在香港看“七一”游行》，义正词严地指出：“人们必须对民主主义重新定义──强调社会正义，经济的民主和弱小者在社会压迫下争取自由，从而把‘民主’、‘自由’、‘人权’的口号和旗帜，从伪善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手中夺回到广大民众的手中”。他更关心动荡之下海峡对岸的祖国亲人，1989年以他一贯的关怀在《人间》杂志发表《悲伤中的悲伤》与《等待总结的血渍》；2001年他组织了一组文章，题曰：《因为是祖国的缘故……》，体现了他对于变迁中的中国大陆发展方向的思索。

不只勤于伏案笔耕，他同样站在台湾街头运动的最前线。徐复观先生称陈映真为“海峡两岸第一人”；他也参加胡秋原先生的《中华杂志》，为其撰稿，并且一同参与了中国统一联盟的筹组，任首届主席。在统一运动陷入低迷之际，1990年率领中国统一联盟参访团访问北京，受当时总书记江泽民接见。

《人间》杂志创刊纪念版《陈映真小说选》

除了众所周知的《人间》杂志之外，陈映真还成立了人间出版社，在他的主持下，秉持四大出书宗旨：“1.理性认识台湾社会性质的社会科学丛书；2.整理被湮灭的台湾史料，还原台湾史真实面貌；3.正直进步的台湾先贤传略集；4.揭破国家机器伪善面具的报告文学与创作”。发行了举足轻重的《台湾政治经济丛刊》、《台湾社会性质论丛刊》、《台湾史丛刊》、《台湾现当代进步人物丛刊》、《台湾新文学史论丛刊》、《美国体系研究》等系列，成为与“台独”论战最为有力的思想弹药。早在与龙应台进行“文明与野蛮的辩证”之前，陈映真即与陈芳明有了关于台湾社会性质的辩论，他致力于台湾社会性质的研究，与曾健民等同好成立“台湾社会科学研究会”，并在2006年离开台湾以前，把他的孤独与痛苦转化为动力，全心全力投入《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的编辑。

这些都是小说以外的陈映真，是台湾社会不愿面对且拒绝接受的陈映真，但却是实实在在、择善固执的陈映真。陈映真坚守信仰与立场的执拗（例如他拒绝将手稿交给位于台南的“国立台湾文学馆”），从而导致社会对他的误解与不谅解。但是他所有的文字与行动，不就是完全破除说他“只统不左”或“未能了解岛屿人民普遍的独立之情感”等恶意曲解最为有力的明证吗？不正是突显了台湾、乃至于两岸主流思想氛围“不以荒谬为荒谬的荒谬”吗？

1995年陈映真与台湾《中华杂志》友人参加中国社科院“胡秋原学术思想研讨会”期间，访问北京市台联合影（李寿林先生提供）

陈映真曾如此写道：“在这‘冷战-内战’双重体制的衰亡历史中，如果没有台湾内部有意识地在历史学、社会科学、文艺和文化上对荒废、黑暗、充满歪扭、暴力、谎言与恐怖的台湾战后史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清算，则冷战与内战的幽灵、美国扈从主义和次法西斯蒂的亡灵，就不会自动消失”。这段话浓缩了陈映真一生志业的奋斗与努力，也提醒着他所热爱的两岸中国人民，特别是被美国改造之后的台湾，应该一同奋力打破由于“双战结构”与“分断体制”造成的“近亲憎恶”悲剧，进而“将反思进一步发展为对当前中国社会实然的本质之科学的、具体而深刻的研究，探索祖国前去的方向，而蔚为一个新的思想和社会科学的运动，才能有效地斩断美国意识形态支配复杂而顽强的机制”（陈映真：《台湾的美国化改造》），重新将台湾问题拉回中国问题的框架之中，与此同时也重拾第三世界的视野与关怀。

陈映真过世的隔天，见到了施善继大哥与夫人曾淑霞女士，她跟我说：“在各个地方，都有受陈映真影响的人”。我深以为然。我认为不必要给陈映真加上种种的前缀修饰，兴许他也反对这样的做法。

对我而言的陈映真，是一位令人感到幸福的长辈、前辈。他为我带来最大的启发就是，以他的思考为线索，继续地大步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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