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关键词无疑是“新常态”，对其解读五花八门，相当一部分专家、媒体对经济增长前景做出负面预言。然而，在张军教授看来，他们指出的种种问题并不新鲜，甚至一直存在。那么中国克服这些困难、获得成功的秘诀究竟是什么？】

很多人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深表悲观，原因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出现了巨额债务、过度投资、生产过剩，以及所谓的“鬼城”。但这些都不是新问题。自1978年以来，这些问题都以不同形式存在，并影响着中国经济，而且在东亚其他转型成功经济体——比如台湾、韩国，甚至日本——的快速增长时期也出现过。

自邓小平推动 “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7%。韩国和台湾只花了40年时间，就完成了从低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转变。那么，这些经济体是如何既保持长时间快速增长，又克服了在此过程中面临的严重问题的？答案很简单：韧性。

经济发展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其间充满了挑战与风险、成功与失败、外部冲击与内部震荡。负面影响如不断上升的债务占GDP（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产能过剩，都不可避免。

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在崛起的过程中适当地回应挑战，其经济增长和发展就会停滞。比如，拉丁美洲和南亚的很多国家就陷入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因为它们没能及时调整增长模式。

相比之下，东亚经济体不断调整自身的增长战略并实施了持续的体制改革，目标不是直接解决所面临的问题，而是引入新的、更高效的经济活动，将债务转化为资产，使得经济产能得到最大化利用。

从这个意义上说，东亚经济体已经接受了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说的“创造性破坏”过程，经济结构不断从内部得到调整。此外，东亚经济体通过实施渐进式改革，促进甚至激励了新的、更具活力的经济增长点，淘汰了旧的、低效的经济增长源，加快了 “创造性破坏”进程。

比如，中国1980年代对乡镇企业和村办企业的鼓励，带动了非农领域的增长，这部分推动了生产率提升的农业改革。同理，1990年代，面对国有企业长期亏损、对房地产的过度投资，中国通过在更具活力领域实施刺激增长的体制改革、抵消国有企业的资本回报率下降，应对了不良债务和未完成建设项目带来的问题。

因此，韧性”成为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与市场之间互动的主要特点。实际上，已故经济学家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 Ranis）曾表示，政策和市场体系的动态互动是东亚经济体成功的关键。比如，在中国，地方机构要求更多自主权，促使中央政府实施财政分权，这有助于推动区域竞争，并维持一个日益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环境。

产业政策的形成也体现了这样的动态互动。在中国，虽然大量充满活力的小生产商正蓬勃发展，但政策制定者在促进产业发展和升级上几乎没有干预，这就让引导产业升级的责任落在了市场头上，这确保了小生产商在扩张产业领域时能发挥关键性作用。

在东亚，地方政府是“韧性”体现的另一个主体。首先，它们负责公共资本支出，推动中国基础设施改善，并令私人投资者获得合理回报。这促进了地方企业，特别是创新型中小规模企业，实现增长和繁荣的目标。其次，为了实现该目标，地方政府也帮助企业进入全球生产链。浙江省和广东省两省地方政府在此方面一直做得特别成功，这两个省的经济指标也理所当然排在中国最强省份前列。

最后，地方政府也有强烈的意愿支持制度创新，在遭遇结构性挑战时，地方政府能够在地方上灵活处理，以扫除那些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

经过三年的经济增长放缓和债务上升，中国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幸运的是，中国似乎正选择一条灵活的自我调整的道路。去年以来中国推出了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希望该计划有助于中国趋于接近并最终跨越高收入门槛。而这条道路将有助于改革的成功推进。

（本文12月26日刊载于捷克世界报业辛迪加，标题为“China’s Growth Secret”，观察者网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