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大阪峰会中美元首会谈中，双方表示愿意重启中美经贸磋商，美国不再对中国加征新关税，同时解禁对华为禁令。稍后不到两周，7月9日，刘鹤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长姆努钦通话；同一天，美国商务部表示有条件“解禁华为”，但“实体清单”不变。

中国经济再次处于一个大转型时期，中美贸易摩擦只是“外部插曲”，而正视中国经济本身的发展逻辑、升级的内在要求是当下要事。中国改革开放走过40载，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转型。回顾过去这40年，中国做对了什么？展望中国经济又一个半程，还应做些什么？观察者网于6月26日采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张教授就G20峰会、中美贸易战、中国经济转型等问题作出深度解读。

【采访/观察者网 朱敏洁】

观察者网：张老师您好，特别巧，上次想跟您约采访时碰到中美高级别经贸磋商第十一轮陷入僵局，G20大阪峰会两国领导人会晤后，中美贸易谈判逐渐又走上正轨。您怎么评价中美贸易战目前的进展？

张军：现在大家最期待的就是能够恢复中美谈判。两国元首在G20见面后能够恢复继续谈判的过程，应该就是最好的结果。我觉得，特朗普暂缓对中国商品的征税，这是前提；再好一点的结果，我们会要求美国终止对华为的打压。当然，现在还很难预判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因为我们不了解；只是两国元首会面之前，双方已经释放了一些信号，比如刘鹤与美方代表通话。

至于要谈什么、实现什么、怎么谈，目前具体情况我们不知道，但至少这次中国应该显得不是那么被动了。那么，在不是那么被动的情况下，中方在策略上肯定会提出条件。而这个条件就是我刚才讲的，首先要继续谈判，能否解除对华为的打压，能否暂停对中国产品的征税等等。这次去G20，中国会比较主动一点，能够提一些要求。另外，对特朗普而言，如果中国愿意谈判，他应该觉得是件好事，因为5月初是中国提出中止谈判。

美国打压华为可能在中国政府看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对于加征关税，中国还有相应的“以牙还牙”政策，反正你加我也加。至于其他方面的要求，我们肯定只能部分答应，其他暂时不能答应的估计会列入双方长期磋商清单，不可能所有事情都在近期解决，我们需要解决问题的时间。因为这些问题只要跟中国国家利益不冲突、只要有利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发展，我们一定会做，但短期内一步到位是不可能的。中国需要用比较渐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过去40年也是如此。

但是，特朗普的很多要价都非常急，就这点上双方可能会产生严重分歧。不过，我们可以拖，特朗普不见得能拖，所以他最后可能也觉得现在这种局面——中国退出不谈，自己什么好处也拿不到，还不如继续和中国谈，至少还能让中国可能接受自己提出的部分要求，总比停止谈判要得到的多。所以，目前美方也许有这个意愿，希望能重启谈判。当然，这次中国会提出条件，最好的就是终止对华为打压，继续暂缓征税。

当地时间6月29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日本大阪举行会晤。 图片来自新华社

观察者网：不过有一点是，特朗普及其团队经常不按常理出牌，也许是凑巧，上次阿根廷会面期间发生“孟晚舟风波”，虽然外界都撇清两者关系，最近5月谈判前也突然发推加征新关税等，这次我们是否还应有所准备？

张军：我个人觉得美国在这种事情上应该会小心了，过去双方谈判的同时还在做一些挑衅的事情。但我前面提到，这次中国手上有一定的主动权，会提出一些条件；而美国也已看到中国其实对这个谈判没那么迫切，所以如果再制造一些“意外”事件的话，真的有可能让中国彻底退出谈判。

我们中国人讲“事不过三”，你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制造麻烦，也许真的有可能结束谈判。这种结果对特朗普其实是非常不利的，他到今年底就要面临连任选举，会比较看重是否能和中国恢复谈判、是否能要到一些来自中国的好处，所以我认为他应该会收敛一些。

观察者网：一段时期以来，“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是外界最关注的议题之一，尤其在中美贸易战氛围下。今年一季度数据表现还可以，甚至有点超出预期，但5月公布的数据，比如PMI和CPI都有波动，可能也让外界对经济信心产生一些影响，您对今年以来的数据变动有什么解读？对二季度数据有何预期吗？

张军：目前这些有限的数据只是告诉我们，在总需求层面已有的收缩趋势似乎还在持续，好像没有出现什么根本性改变。我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第一中国经济总体需求层面的政策没有彻底调整；第二，中美贸易战所产生的不确定性依然没有消除，甚至5月初谈判陷入僵局，这肯定都不是好消息。

但是，我觉得对中国经济而言，可能最重要的不是中美贸易战所制造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的核心问题还是在我们自身经济发展的动力产生了一些变化。中国这么大，又是一个单一体制国家，经济发展一直靠中央政府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让地方政府产生经济发展的热情，然后每个地方政府管辖本辖区内的投资活动，从整体上推动经济发展。但这种情况到2013、2014年以后发生很大改变。第一，中央政府增长目标下调，且不希望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上继续沿用之前的扩张模式，第二，地方政府在目前政绩考核目标改变的情况下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热情慢慢减退，激励机制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再加上外部类似中美贸易战导致的不确定性，让整个市场出现一定程度的不稳定。现在我们的投资增速一直处于低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都已经低于名义GDP的增速。

所以经济下行的现象，实际上就是这两个彼此相关的层面所带来的结果。第一个问题，就是上面提到的，中国经济发展得靠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但地方政府的推动热情已有所减退。第二，必须要有市场参与，仅靠政府推动是不够的。政府推动招商引资，但也得推动市场的发展。目前外部影响也对市场产生很大冲击。中美贸易战让很多企业动摇，经济下行又让不少企业信心不足，出现外资企业、民营企业撤退现象，这对我们经济带来比较大的冲击。

市场变得不那么稳健，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热情不如从前，这是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中美贸易战当然会有影响，但是第二位的，更多的是冲击了市场。如果中国经济增速一直在放缓的话，市场规模就不能扩大，市场规模不能扩大，很多企业就不愿意来，甚至已有的企业都想出去，现在已经往东南亚转移了不少。

观察者网：那么，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央政府大力推动给民营企业降税、融资等优惠政策，目前情况如何？对振奋民营经济有初步效果吗？

张军：降税以及鼓励银行支持民营企业，是政府试图扭转民企信心不足的两个主要政策。首先，鼓励银行给中小企业贷款，政策是有了，但实际操作有困难。银行本身是风险规避者，若没人给他担保风险，他内心是不愿意这样做的，毕竟把钱贷给民营企业，如果收不回来，责任还在银行，所以结果就有点风声大雨点小。我也问过一些银行，他们在一些数字上可能会有不少水分，比如说百分之多少的贷款给了民营企业，但这里面很多账都是做出来的。

就政策本身而言，客观性和可行性仍有一些问题。商业银行层层担责，而且是终身问责；贷出去的钱收不回来就变成坏账，从上到下没有一个领导愿意这么干，所以这个政策其实很难做到，或者说至少不会像政策上所要求的那样容易做到位。

其次是减税。这对大量民营企业当然会有点好处，但民营企业真正的问题不仅仅是税收问题，主要还是融资难题，借不到钱。换句话说，就是融资的真实代价太高。我在很多场合碰到一些民营企业家时，问他们现在最头痛的事情是什么，他们回答融资难，融资价格太贵，付不起还不如关门。

那为什么融资贵呢？原因是现在金融不够放开，整个金融市场化、自由化的程度已逐渐停止。我个人觉得过去那些年我们比较鼓励金融部门市场化、自由化。所谓市场化，就是允许这个行业中有各种各样的金融机构产生，中小银行、私人银行、金控、非银行金融机构，甚至允许国有商业银行进行市场化转型，有很多是传统信贷以外的市场业务，可以做表外的理财等等。过去几年，这类形式很大程度上推动私人企业、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包括互联网金融。

但最近几年，大家开始担心表外业务、互联网金融、影子银行的发展可能会导致中国金融系统的风险，于是要求降杠杆，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已经成为国家最重要的事。这样一来，整个金融机构开始自上而下收缩：互联网金融不能做，表外业务必须并到表内、加强监管，银行几乎不可能在市场上做点什么事，最终受到影响的都是民营企业。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民营企业觉得融资成本已经高得让它无法生存了。

中央只好无奈要求商业银行拿出一定比例的信贷支持民营企业，但说归说，实际上银行有办法数据造假以证明完成指标。这是我们目前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个困境，担心金融风险，因噎废食。又是降杠杆，又是防范风险，最后反而把过去十几年来在金融市场化、自由化层面取得的一些成果丢弃了，相当于退回去了，我觉得蛮可惜的。

所以对中央政府来讲，需要找到一个办法，市场化就是一个方向。如果不进行市场化，最终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至于市场化以后的风险如何管控，这是值得研究的，但肯定不能像现在这样采取粗暴的办法，要防范金融风险，就把已经市场化的影子银行的发展视为洪水猛兽、全部关掉。其实风险不是控制的，而是分摊的；如果找不到分摊风险的办法，仅仅为了防范风险、控制风险，那最后的代价太大，我们会牺牲掉民营企业、牺牲掉中国经济相当大一部分。这个问题需要反思。

观察者网：正如您所言，目前在金融政策上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但另一方面政府不断强调金融开放，您对现在提出的金融开放措施有什么看法？和刚才提到的金融问题有相互关联吗？

张军：关于金融开放，我认为现在是迫于中美贸易摩擦的压力，某种意义上是我们的金融开放是被动开放。承诺开放，是开放市场给外国投资者，所以是一种市场准入开放；同时允许很多金融行业中的外资持股比例提高，取消原有的上限。但有些行业我们可能还没完全想清楚开放的后果是什么、没有做什么风险研究，只是迫于压力就先这么做。原本我们还想通过自贸区做点实验，总结一点经验，在监管上做些改革，但现在有点兵临城下的感觉，我们已经到这一步了。所以去年就宣布金融开放政策，今年人大又通过《外商投资法》等等，反正这些方面让西方、特别是美国没有把柄可抓：我已经开放金融市场准入，门槛大幅降低，至于你来不来，那是另一回事。他们还提出进来后要有国民待遇，要跟中国金融机构一样，虽然现在还没有完全做到，但至少方向是这样的，比如现在银行政权保险行业将原来有持股比例上限去掉了。

不过，这里提到的金融开放跟当前国内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并没有直接关系。因为进来的证券银行保险都是大公司，会在国内增加一些竞争，但对大量中小企业来讲，解决不了问题。更何况，这些外企金融机构仍在观望，还不一定进来，毕竟现在的经济环境，他们不一定愿意来。当前中国本土金融如何通过放开更多机会，让更多国有金融机构能拿出一部分资源在市场外运作，从而满足中小民营企业的需求，才是一条正道。

最关键的问题在于，首先我们如何来认识风险，其次如何处理和监管风险。我还是这个主张，所有金融机构包括国有银行，因为政府对他们有要求、要对风险负无限责任，所以他们一定极其不愿冒风险，最后结果就是只对大企业和国有企业服务，而对有风险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没有兴趣，现在要求他们强制为中小企业服务也不太可能。我们必须允许影子银行存在，只不过要对影子银行进行监管，这还是风险分摊的概念。商业银行把一部分资源拿出来做影子银行，确实有风险，但不能因为风险控制就把它关掉，而是要对已经市场化的这部分制定相应的监管制度，这就相当于把金融等风险从原有商业银行分出来了。金融就是这个逻辑，它的风险是不断靠金融手段和金融创新去分摊。金融的一个最重要功能就是分摊风险，但现在不让它长出新的金融机构，就会有问题。

观察者网：金融风险这个问题会不会和一两年前发生的P2P连续暴雷事件有关，这些事件让普通民众对互联网金融乃至整个金融产生误解和不信任，同时也促使政府对金融手段加强管理？

张军：P2P这种模式就有点“中国特色”。互联网金融形式丰富，但P2P模式发展特别快，这是个很大的问题。相反，互联网金融中那些真正能改善金融资源配置的创新模式，没有得到特别好的发展，这可能跟监管有关。互联网金融本身对提升金融配置的效率是有帮助的，道理上大家都明白为什么要搞互联网金融，P2P只是其中一个，但是P2P让我们发现在中国做骗子的特多。其实，把这些坏的东西规范掉，其他还是可以做的。

P2P让整个互联网金融变成极其负面的概念，但这不是互联网金融的问题，是对P2P的监管有问题。P2P不能做，但互联网金融可以做，只是必须得有法律来规制。一旦互联网金融规范起来后，对整体经济发展还是非常有好处的。另外，P2P这种情况在西方国家可能会少一些，但在中国就很容易出现，P2P投资群体中，有一部分是年纪比较大的人，这个人群有很多不可预期性；老人对这些东西感兴趣，就像买保健品那样，但他们缺乏辨别能力，这种现象在欧美可能会好很多。

观察者网：提到金融开放这件事，之前有一些专家学者提出要实验“三零”原则，即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您对这个政策有什么看法？

张军：“三零”原则在国内有很多人讲，但要做起来很难。虽然能讲出很多为什么要搞“三零”原则的道理，但其实是很长远性的政策，短期内想一下子切换到“三零”模式是不可能的。

观察者网：现在上海或国内其他地方的一些自贸区内会做一些试验吗？

张军：一般来讲，自贸区内“零关税”、“零壁垒”本来就是可以做的。“零补贴”主要涉及到的是产业政策，所以自贸区内通常不会有，没有专门针对某一行业的补贴政策。这次中美谈判也涉及补贴问题，有些可以拿掉，有些可以减少，但有些还是没办法，像新能源汽车补贴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你说这个要拿掉，我看也很难。

上海洋山深水港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观察者网：之前看到您的一篇演讲，其中提到“中国经济有巨大的空间优势”这个概念，我们该怎么理解“空间优势”？当下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再加上中美贸易摩擦的外来冲击，这种巨大的空间优势能发挥吗？ 会不会成为经济发展的突破口？

张军：从某种意义上讲，“空间优势”就是巨大的国内市场优势。按人口来算，中国国内市场是美国的四倍，但按购买力算就不见得了，因为我们的人均收入低。要真正发挥巨大的市场优势，首先要有比较快的增长速度。如果经济增长慢，市场扩张的速度就很慢。但最后中国得靠市场来赢得世界，就像美国在二战以后，虽然只有2亿多人口，但因为人均收入高，一旦开放整个市场，全球都要依赖它，话语权自然就在它那了。

市场决定话语权，但生产不决定。中国过去40年来主要靠生产，变成一个生产大国、出口大国，但如果中国经济下半程想在现有规模上进一步发展，所有的发展政策就必须考虑到如何让中国市场变成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战略。这个战略不是出口战略，也不是制造战略，而是进口战略，是市场开放战略。

如果这样做的话，中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就逐渐体现为向全球提供14亿人口的巨大购买力，而不是输出产品的能力。大国效应最终是要充分地让市场变成整体经济的重点。我们现在经常讲经济发展要有定力，其实最大的定力就是自己的市场。现在我们的市场虽然很大，但仍是巨大潜力，过去40年主要不是靠这个国内市场，而是靠海外市场。所以，如何从政策上、战略上逐步用好这个市场非常重要。市场也是一个巨大的武器，尤其要打中美贸易战，我们现在被动就是因为美国这个市场，而自己是一个厂商，工厂的角色当然打不过它。但如果我们慢慢转向巨大的市场，那就不得了；当很多国家都要依靠中国市场的时候，那就是我们说了算。当时我讲“空间优势”这个概念的初衷是，中国确实有潜能，但过去的发展战略其实是一个工厂的战略，以后要走向市场战略，用好这个市场。

要用好市场，首先要有一定的增长速度，现在还不能把增速降太低。第二，在很多行业中，要真正地不断减少政府对市场的保护。要开放市场，可以不那么激进、可以有序进行，但必须在政策上将开放市场作为关键，除了金融，还包括服务业等。第三是进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要大大地降下来。如果中国人像美国人那样可以享受全世界的生活消费品，那即使购买力水平不变，我们获得的福利水平也会大大提高。现在大家喝牛奶喝得提心吊胆，如果将来可以有来自全世界的牛奶，甚至还更便宜，福利水平自然就上来了。从最简单的消费品、生活必需品来看，中国现在基本上还是自给自足，但其实我们在这些领域并不见得有比较优势，所以降低关税会提高福利水平。

未来的政策要改变原有的思路。那些让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大获成功的战略，未来未必会继续成功，有些可能需要丢掉；但我们现在舍不得，总觉得过去正确的、已经被证明是对经济发展成功的东西，今后还会成功，其实并不见得。我们得有大国意识来考虑这些问题。比如，现在提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等，其实都是在扩市场，因为过去的市场是有行政分割的，很多行业需要统一步骤对外开放。但我发现，长三角一体化也好、粤港澳大湾区也好，总体上还是在沿用过去的传统战略思考问题，还是认为搞一体化要从工厂这个角度出发，怎么让工厂变得更大更强，仍是出口的概念。

我认为要从市场深度开放的角度来考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如果没有从市场开放的角度来思考，服务业怎么上升？最后还是变成针对现有产业的腾挪，原来在上海的就给江苏浙江，大家来做分工，上海负责这些你们负责那些，还是计划经济那一套，设想得很好，实际上做不到。现在都讲取长补短，但这些东西都是由市场说了算的；一定要说上海应该放弃哪些、江苏应该放弃哪些，都不靠谱。

真正重要的就是深度的市场开放。每个地方的发展思路都不能再从工厂和出口出发，不能再想我要有什么产业、要卖到哪里，而是要有市场概念，要思考怎么让市场变得更有效。最后投资者会做选择，如果服务业开放，法律规范、知识产权都做得很好，那这个地方的营商环境就会好，人家自然就会来。这才是正确的思路。

观察者网：您刚讲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思考路径，我记得您以前还提过将来中国经济增长点是在超级城市，这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是什么？

张军：其实超级城市的概念就是市场。市场是由人、购买力决定的，人口、服务业等聚集在城市。上海就很有意思，虽然面积有6000多平方公里，但真正的城市部分并不大，大都是农村郊县，现在郊区土地其实都用不完，但城区土地就很有限。奉贤、南汇、青浦这些地方很多都是农田，但农业生产力不高，所以还得发展工业，所以上海实际是有大量工业存在的。只不过，政府的很多政策都只是针对城区这个“小范围的上海”的。如果离开上海城区一两个小时，还是会发现比较破旧的地方。上海还可以更大，可以容纳更多的人，整个经济的容量、购买力会上来。

但现在我们认为大城市已经容量超标，要限制外来人口进入大城市。理论上，城市要特别大，才有巨大的购买力。如果这种所谓的“小范围的上海”能扩大一到两倍的话，就不得了，而且还可以跟江苏、浙江的周边城市高度一体化。为什么现在大家都看好嘉兴苏州这些地方，因为上海如果真的往外扩，第一波肯定就在那，这是同城效应。虽然行政区划分得很清楚，但地理上都是在一起的，我们说的空间概念就是地理概念，而不是行政区划的概念。上海周边有那么多的城市，从地理上讲，完全是可以连起来的，就是一个巨大的城市效应。

现在上海还不够大，如果我们想明白了，就可以变成上海扩容的概念，这是一体化的思考角度。只从产业角度考虑，最后会走进死胡同；但如果从购买力、市场容量、市场开放的角度考虑，就需要这些城市连在一起，让大城市变得更大。

观察者网：最近金融圈还有一个事情是沪伦通，您对沪伦通正式启动有什么看法吗？

张军：这件事我没有特别关注。可能外界仍在观望英国国内状况，脱欧暂时没有结果，还不太清楚最终方案会是如何，要等新首相上任才有下一步行动。根据目前媒体消息，原外交大臣约翰逊·鲍里斯的可能性比较大，他过去主张强脱欧，到时也许会尘埃落定。其实，英国真的脱欧，可能让外界对英国的信心增强。目前欧洲面临很多问题，如果英国真的脱欧，大家反而觉得英国更安全，很多金融机构也不见得会撤，当然有些会离开，毕竟在欧盟可以享受到市场优惠。但就我个人观察来看，自从英国提出脱欧后的几年，地价还在涨，房价也在涨，汇率也在升值，看到的一些指标都比较正面，那就说明市场对它的解读是比较积极的。

观察者网：您上面提到汇率，最近国内也有关于人民币汇率破7的讨论，当然讨论背景主要还是围绕中美贸易战，您对人民币汇率破7有什么看法？

张军：我想中国政府不到万不得已不太会走这步棋。要和美国打贸易战，如果让汇率作为一种武器，不仅对美国有冲击，对我们自己、对全球金融市场也有冲击。一旦引发汇率战，会扰乱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

全球有很多货币，美元比较强势，各种不同的货币都在试图找到一个平衡点。像中国体量这么大的经济体，如果人民币贬值，整个平衡就被打破，全球货币体系肯定产生紊乱，到时国际金融市场真的就像打仗一样。这种情况对中国没有特别大好处，反而中国现在要做的事，恰恰需要汇率比较稳定。

中国政府对汇率的理解，应该是希望汇率稳定，否则将对很多方面造成比较大的冲击。所以我觉得不到万不得已，中国应该不太会抛出汇率战。前段时间可能有个试水，好像快接近7了，但这两天又降下来。有时候可以做一点试水，甚至释放一点信号，但不见得真的会涨。

观察者网：您曾经在讲到中国经济体制时，用“最妙”来形容。您在新书《大转型》中还用了“水龙头跟着火房子”的故事来说明中国经济次优理论中的平衡，这算是“妙”的一种体现吗？但这种平衡是存在扭曲缺陷的，难免有人会就缺陷论缺陷，经济体制的运转是否会受到干扰？

张军：体制很难说好或是不好，每个国家的体制都受文化制度传统的影响，其实大家做的事都一样，只是具体做法不一样，所以很难分出伯仲。但用经济学家的理论去看中国制度，就觉得它很巧妙地解决了别的国家在不同制度下同样解决的问题。这就很妙了。

西方的文化、历史和认知，让西方人觉得必须要有这些东西，例如私人产权制度、市场、司法、民主等等，这些要素结合在一起，经济才能更好发展。中国并不完全具备这些东西，但经济得到了不错的发展，所以很多经济学家就想去解释到底中国做对了什么，最后发现其实是竞争。在那些西方的东西不存在的情况下，只要有竞争，就可以让所谓“缺失的制度”产生类似的效果。就像民主，西方人讲的民主就是希望政府有正当的作为、有援助之手，而不是攫取之手。

在中国，只要有了地方竞争以后，我们发现每个地方政府都变成了援助之手，而不是攫取之手，因为地方政府都会作出判断，如果自己是强盗，那地方经济根本发展不起来，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所以要援助支持地方社会发展，让经济发展起来，同时对我也有好处，这就是妙的地方。

观察者网：像您前面提到的，现在可能因为某些激励制度改变后，也会让地方政府有些受挫，您觉得这个“妙”还能体现出来吗？

张军：确实会感受到信心上的打击。90年代后期，这些激励方式在地方产生高能竞争，但现在已经减弱了。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央政府的目标发表了改变，原来要GDP快速增长，但现在要控制风险、要环境保护，一旦把这些目标贯彻下去后，就必须重新对地方政府的考核进行管理，那地方政府也就相应改变他的行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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