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名字在台湾开始广为人知，大概要归功于台湾的新闻媒体。在2008年两岸民间大交流以前，台湾媒体关于大陆的新闻，最常见的就是某省某小孩被夹在墙缝，或是卡在洗衣机里。2008年之后，虽然台湾媒体对大陆的报导趋于“正面”与“多元”，但不外乎几个主题：“钱”进大陆、“东学西读”（到大陆求学）或是“东成西就”（到大陆工作）。

两岸看似交流频仍，而且很多人认为这样的交流可以推进两岸民众的认同，并改变互相原有的刻板印象。在这个背景之下，韩寒以“赛车手”、“八○后作家”、“当代鲁迅”、“青年意见领袖”等多重身分登陆台湾，他的书也被台湾书商引进繁体字版。韩寒开始走红台湾，韩寒的书也开始畅销于台湾书市。不过，台湾社会对韩寒的接受，大概还是将他认知为一位批判性十足、反省力强大，带有些许“左翼”色彩的“中国”作家。

台湾对于大陆心灵上的壁垒，并没有因为两岸民间社会的快速交流而随之瓦解。台湾民众认为自身很了解大陆，很能掌握大陆的动态，却没有感知到心中对大陆的那堵墙并未推倒，所以对于只要被冠上“自由主义的旗手”、“民主异议人士”的大陆“名人”，或是像韩寒这种被塑造的带有“左翼”色彩的八○后批判型作家，台湾社会当然展臂热迎。当前这种“以右为左”的思想状态，不只存在于台湾内部，更是新自由主义成为政治、经济与社会运作逻辑之下，两岸新的共通之处。

这种荒谬与战后中国两岸的“双战体制”（即“内战”与“冷战”），以及台湾内部的政治经济发展有密切的相关。为了配合以美国为首西方阵营对红色中国的围堵，再加上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寻求内部统治的正当性，“民主”与“自由”便成为用来分断两岸的有利工具。因此，台湾过去常自称“自由中国”（用以对比于大陆的“共产中国”），台湾也对外宣传自己是“民主灯塔”与“自由宝岛”，而蒋介石也被歌颂为“您是自由的灯塔，您是民主的长城”（《总统蒋公纪念歌》歌词）。

另一方面，1960年代之后，国民党政府对美、日在政治、军事与经济的全面附庸，台湾也做为美国输出民主的重要跳板。了解台湾民主的生命史，若是避谈两岸的“双战─分断体制”与对美日的全面附庸，那么，台湾民主发展的面貌仍会被在历史与政治的迷雾所掩盖。解严之后的台湾，“民主先生”李登辉掌权，他自己曾说，推动“民主化”的目标是要完成台湾的“本土化”。也就是说，国际冷战虽然随著苏联解体而结束，台湾政客却高举“本土化”与“去中国化”的政治大纛，把西方的民主体制以及资本主义市场逻辑，当作加深两岸分断的重要工具与象徵。台湾海峡上那一堵无形的“民主自由心墙”愈砌愈高；军事上的“冷战─内战”虽结束，心灵上的“冷战─内战”愈演愈烈。

“民主是我们的骄傲”是台湾民众朗朗上口的一句话。面对台湾政治与社会的种种严重问题，一位文化评论者却认为原因在于台湾还不够民主，他开出了一帖药单：“民主，民主，更多的民主”。这种将民主视为万灵丹的迷信，其实就是台湾戒严体制的产物，也是双战结构之下的思维。一方面用来对抗大陆，证明自己与大陆的不同，抗拒“中国”；另一方面也得以验证自己的“先进”，超越周围地区的“落后”。我们喜欢获得“先进”民主国家的赞许，称职扮演“民主模范生”的角色，睥睨周遭“不民主”的地区。

在如上的台湾社会气氛下，韩寒来台湾走一趟，与马英九惺惺相惜般握手之后，写出的博文《太平洋的风》在台湾获得喝采与热议，也就不难想像了。台湾社会对大陆的恐惧与焦虑，从戒严时期，解严之后基本上也被延续。而抚平自我恐惧与焦虑的方法，只有持续相信自己是先进、进步、文明的，获得大陆名人无条件而又温暖的赞扬，满足了台湾社会对自我的文明想像。所以，《太平洋的风》在台湾广为流传、广受欢迎，是因为台湾民众觉得，那个落后地区的名人都钦羡我们了，更加肯定了台湾的“民主成就”。连一向“反中”、“反共”的民视（该电视台率先规定报导内容不准称“大陆”，一律称“中国”），也以晚间热门时段的政论节目大加称赞韩寒的这篇博文。

但是，《太平洋的风》并不会加深“两岸关系”的交流，只会加深“两国关系”的交流。不久之前，一篇台湾同学写给大陆同学看的文章《为什么台湾人现在不认同“中国”呢？》，不只在台湾的网路社群流传，在大陆的博客与人人网上也被热转。这篇热门的文章，其论述可以简化为：“大陆不自由、不民主，而台湾要维护已有的自由与民主，所以不认同‘中国’”。双战结构与戒严体制的思维，在今天摇身一变成为“文明分断论”。而文明分断论”最为人知的代表人物就是龙应台。龙氏的文章《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把台湾人描绘为：冷静、包容与尊重；另一篇文章《请用文明说服我》，接着再以自由、开放与民主来将台湾形象化。“文明分断论”背后就是战后西方国家在其他地区所散布的现代化价值。按赵刚的说法，这些价值包括了社会组织分化、自由市场、消费社会、宪政民主、政党政治、政治自由与文化上的个人主义等等美国的既存意象，并以此意象为评判标准，愈趋同表示愈文明，相反则是愈落后。

马英九对韩寒的“久仰”，其实是根源于他俩在思想上对战后西方国家所散布的现代化价值的一致。5月11日，马英九公开回应了《太平洋的风》，表示：“他看了很感动，台湾越来越展现诚实、善良、勤奋、进取、包容的核心价值，这是台湾引以为傲，将来也能用这些价值与全世界分享与沟通，希望有更多人实践这些让人感到光荣的价值。”国民党的政治菁英与官僚，多半是由美国教育与价值培养出来，因此西方现代性的迷思，在这些人身上一览无疑，马英九亦不例外。马英九真正在意的，不是他口中所说的“中华文化”，其实是上述赵刚所说的西方现代化价值与美国既存印象。无怪乎，今年年初，马英九惊人地使用了“数人头”与“砍人头”两种极端印象来区分两岸的政治体制。马、韩两人之间的见面，是意识形态与现代化价值上的“久仰”，不值得大惊小怪。

至于，韩寒文章所提的几件小事，包括遗落的手机被出租车司机送回、眼镜店老板借用工具给友人修眼镜，这种社会人群之间的信任与互助，不是相当正常的吗？我们到大陆旅游，受到志愿者的热情接待，同样也能感受到我们与大陆朋友、民众之间的信任。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以及2009年台湾的八八风灾，更是两岸同胞真诚互助的展现（相关纪录可上网搜寻台湾“大我文创工作队”的纪录片作品《我不只是一个人》）。此外，在微博上，一位大陆朋友分享了自己的经验，他说自己与友人搭乘列车从西安回天津的途中，手机掉在列车上，列车长亲自在列车上找到，并开私家车将手机送还。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互助，韩寒在文章中，却巧妙地转化成为民族问题，暗示著信任与互助在大陆见不到。

韩寒文章另外一个潜台词，就是腐败的官员、富豪的超级跑车与顶级游艇在台湾见不到，因此台湾比大陆更值得尊敬。韩寒所说的问题，是大陆的问题，也是台湾的问题，更是世界的问题。这些政治与社会问题不正是资本主义体系之下必然丛生的吗？可不要忘了，台湾陈水扁的贪腐弊案；不要忘了，台湾一些人捡到钱财之后，硬是要跟失主讨领报酬，才肯物归原主；不要忘了，就在韩寒抵台前不久，台湾南部一位拥有超级跑车的富二代，酒驾将妇人撞死，台湾媒体渲染出一股“反超跑”与“仇富”的气氛；不要忘了，三名八○后与九○后的高中生，深夜结夥到西门町对熟睡中的游民“泼屎尿”；不要忘了，台中几名青少年只为“好玩”与“练胆量”，随机砍杀外籍劳工。这些政治与社会问题，在韩寒的文章中，只有大陆存在，甚至将结论上纲上线到“我要感谢香港和台湾，他们庇护了中华的文化，把这个民族美好的习性留了下来，让很多根子里的东西免于浩劫”、“文化，法制和自由是一个民族的一切”。韩寒回避了更重要、更深层的问题根源，与马英九不约而同地拿“中华文化”做为盾牌，不只掩饰了他们内心共同对西方现代化价值的崇尚，更加深了台湾民众对大陆的敌视与误解，仅仅满足了台湾社会集体的骄傲、抚慰了集体的焦虑。

无独有偶，同为八○后作家，被媒体封为“日本韩寒”的加藤嘉一（尽管他本人并不喜欢这个封号），五月初也短暂访问了台湾。5月2日加藤嘉一在微博上写下了访台心得：“它才是桃花源。既人性化又有人情味的台湾社会使我不知不觉想到自己是理想主义者。我来台湾是为了追随文化，记住历史，寻求未来。不管是思考日本的过去还是审视中国的未来，台湾都很重要。边缘的力量，台湾是底线。台湾必须向世界说话，不要狭隘地面向两岸。大陆越去崛起，台湾越有希望。”加藤比韩寒更露骨地称台湾为“桃花源”。其实，很多人将内心对欧美体制的欣赏，投射在台湾身上；将内心对大陆内部问题的不满，也投射到台湾身上。抱著投射心态来到台湾，就像戴著一副有色眼镜，不能敞开心胸的认识台湾，只能处心积虑地来找寻“桃花源”（或是“民主灯塔”、“自由宝岛”，甚或是“一个民族的一切”）。在台湾短暂的停留，满足自我心中的投射；离台之后的心得文章，满足了海峡对岸的社会集体认同。这种包袱式的“互满”，不是助益，而是伤害。

韩寒要把“太平洋的风”带回大陆，但我们希望这股风是对流的，两岸需要更多、更深、更健康的理解，不要只是包袱式的互相满足。另外一方面，对国际冷战与两岸内战遗留至今的结构、体制与思维，进行全面的清理，才可能具体而真诚的互相理解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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