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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为《这就是中国》第四期:中国崛起最大的特点是和平

2019-01-31 07:44:19

“中国崛起的过程是很精彩的,可以采取积极一点的态度。如果你真的把中国模式想透,实事求是,一定有很多东西可以说清楚。但需要一点勇气,需要一点魄力。”

近日,东方卫视政论节目《这就是中国》持续热播。每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除演讲外,还会回答现场观众即兴提出的问题,一问一答中,产生了大量的思想火花。

《这就是中国》每周一21:30在东方卫视播出,在1月28日的节目中,张维为教授详细阐述了中国模式在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作用及原理。他指出,有别于西方崛起的“血与火”式殖民掠夺,中国崛起的最大特点是和平,也因此更为不易。观察者网现整理出演讲与部分精彩对答,以飨读者。


【整理/观察者网 韩京霏】

中国崛起最不寻常的地方是,从整个世界的历史角度来看,它的最大特点是和平。

我们都懂得“第一桶金”的概念。现代化始于工业化,工业化就需要第一桶金、第一笔财富、资本积累、原始资本。西方国家无疑是通过血液、战争、殖民来获得,只有中国没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没有掠夺别人,而是靠自己的勤劳、智慧、勇气,甚至牺牲,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一个超大规模国家的和平的崛起,应该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奇迹。

回看世界历史,西方崛起的过程几乎就是一部动荡与战争的历史。从欧美工业革命迅速发展的19世纪中叶开始,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1848年,也就是马克思所处的年代,整个欧洲几乎都爆发了动乱和革命。到了19世纪中半叶,英国、法国等西方大国已经把整个非洲瓜分完毕,期间西方国家之间的冲突战争几乎没有中断过。

而在非洲以外,1854年,英国、法国、土耳其与俄罗斯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爆发。1858年法国侵占了印度支那,于1865年实现了对其完整的控制。1860年,英国、法国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攻占了北京,掠夺和焚烧了圆明园。

我自己曾经做过粗略的计算,当时英格兰人口很少,仅有1000万左右。英国仅凭这两场鸦片战争,从中国拿到的赔偿,足以给当时的英格兰建一个完整的养老系统。他们通过掠夺发了大量的战争财。

在北美洲,美国的崛起也是血与火的历史。1846年到1847年,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爆发,美国获胜,所以美国今天获得了包括加州在内的大片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

所以今天特朗普想在美墨边界修墙,我有些墨西哥的朋友会说:我们无非是回到我们自己的家园去。他们觉得那个土地过去是自己的,你看那地名都是我们西班牙文的。这是历史的原因。

南北战争结束后不久,就是对印第安人的大规模的屠杀。186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法案,驱逐印第安人,建立所谓的印第安人定居点,所以美国人开始移居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草原。到1883年,也就是这个法案通过后的15年左右,上千万的印第安人已经被杀戮了,美国无偿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和资源。

我们要知道,当时美国也是个农业国,农业国最大的资源就是土地,美国无偿获得大片大片的土地,获得了农业社会最重要的资产。

当时我们的华人命运非常凄惨。如1870年的时候,华人曾经占到爱达荷州人口的1/3,因为他们帮助修建美国的东西铁路。但和黑人一样,他们没有土地,没有自由。所以我们看的美国西部片,那些自由是属于欧洲移民、男性移民的,跟黑人、亚洲人、中国人、华人没有关系。

我和大家回顾这段历史,实际上是要帮助大家看到,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的国家崛起,是非常之不容易。

西方国家崛起的时候,这种侵略和掠夺之血腥,贫富差距之大,社会公正之少,贪污腐败之严重,可以说是令人发指的。

但是和中国相比,它们可以把这些矛盾全部转嫁到外边去,把罪犯出口到澳大利亚,把异教徒和持不同政见者出口到美洲,然后自己还可以制定整个世界的政治规则、经济规则、贸易规则。贫富差距大于中国现在几十倍也没有关系,因为当时几千万的黑人、奴隶、华人的苦力,当时都是属于合法的。

但中国就不一样了,中国必须在自己的土地上完成整个工业化,而且要化解这么大规模的工业化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

英国18世纪工业革命的时候,它的人口才1000多万,少于今天中国任何一个大城市。法国19世纪工业革命的时候,人口只有2000多万,而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接近14亿人口的大国。在这样不利的条件下,进行这么大一场大规模的工业革命、社会革命,在境内消化所有的矛盾,没有发动战争,没有对外掠夺,而是给多数百姓和世界上多数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且成了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非同寻常的。

有一次我在北京做一个讲座,谈中国崛起,有一个年轻人问了个问题。他说中国物质财富方面成就巨大,但你看我们的市民素质还比较差,特别是和日本相比。他觉得日本市民素质比较高。

后来我就讲,历史是我们中国人的宗教,我们有一点历史感。我承认我们市民文化、市民素质有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但你不要忘记两个事实:第一就是中国是刚刚经历过世界最大规模的城镇化。我们一半以上人口,甚至超过一半人口,都是第一次做城里人。昨天还在田头种地,今天已经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了。这样人口密度比较大,就需要一些新的规矩,比如要排队,讲话声音轻一点,上地铁先下后上等等。

管子2000多年前就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有时候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然后素质慢慢会上来的。而且实际上这方面中国进步还不算慢,特别是越年轻的人好像这方面素质越好,值得年长者学习。

我觉得还有一点不能忘记,就是如果你要比较中国和日本,一定要了解日本现代化的原始积累、第一桶金是怎么来的。19世纪下半叶,明治维新成功之后,日本马上就加入了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对中国发动了甲午战争。

击败中国之后,中国当时给它的战争赔款是2.3亿两白银,2.3亿两白银是什么概念,相当于当时的中国政府的三年的财政收入。日本用这个钱又来发展,方方面面又上了很大一个台阶。所以到1900年的时候,日本基本已经消除了文盲,比中国要早一个世纪,我们是到2000年左右基本消除文盲的。

有时候我就在想,现在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把美国三年的财政收入送给中国,让我们来发展,来改善我们的市民素质,再给中国100年,那肯定是全世界最好的市民素质了。当然这是一个假设。这是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实际上要用历史的角度来看。

日本在现代化的原始积累,以及后来发展的过程中,榨取了中国人多少血汗、资金、资源,伤害多少中国人的生命,应该说是罄竹难书。相比之下,随着外敌入侵,白银外流,中国变得国库空空,走向了衰败。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的时候,中国又被迫支付战争赔款4.5亿两白银,从此真的成了东亚病夫。

在中国近代史上,甲午战争前后,九一八事变前后,实际上还是中国发展相对比较快的时候。日本发动的两次战争,使中国现代化事业突然夭折,经济倒退数十年,无数生灵涂炭。

中国确实最后是从一贫如洗的这个基点上一步步地出发,走向民族复兴,终于走到了今天,所以真是非常不容易。

现在我们有现代经济、现代国防、现代科技,实现了对日本经济规模的真正的超越。如果根据官方汇率计算,中国经济是2010年超过日本的,现在是接近三个日本了。

80年前,抗战开始时,日本的钢产量超过中国100多倍。今天你看一下,这个钢产量的排名很有意思:全世界最大的钢产量当然在中国,第二是中国河北省,第三是河北省的邯郸市,第四是日本。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问题,现在要去产能,或有一部分产能要转化,这是后话。

所以我想到这一点,我们确实是感慨万千。

40年前邓小平访问日本的时候,他曾经指示随行的央视的摄影师摄像组,说你们多拍一些日本普通家庭的生活。当时我在大学里念书,看到日本普通工人的家庭都有电冰箱,感到不可思议,简直是太震撼了。实际上邓小平希望就通过这样的方式,使中国人真的知道,并激发我们的斗志,努力工作,“赶和超”,赶上和超越。

40年弹指一挥间,中国崛起了,物质生活也好,生活条件也好,真是全面赶上来了。关键是,这一切都通过和平方式实现,不是战争手段,所以我们真的引以为自豪。

主持人:最近一些发达国家对我们在科技方面用力非常大,所以大家担心我们的和平崛起会不会被阻滞。您觉得会吗?

张维为:英文有个词叫key point,就是一个关键点,越过这个点它就没有办法了。我觉得中国越过这个点了。

叶青林(节目嘉宾):这些年我们在朋友圈里、在微博上看到一些说法,认为我们总是片面地说发达国家对我们掠夺、野蛮的一面,但他们当时拿到赔款还帮我们建大学、建医院,培养了很多留学生,如美国建清华大学,日本培养很多留学生。您怎么看?

张维为:看任何问题,我觉得都要有一个整体把握。周恩来也说过,庚子赔款、清华大学,也帮助培养了一批共产党人,这也是事实。但是这不是它的初衷。初衷它是希望培养一大批亲美、亲英、亲日的人。

主持人:现在大家还有一个困惑:我们说自己是和平崛起,但是因为这一过程已经超出了西方世界的经验,他们可能会用不同的观点来评价这件事情。这个又该怎么破?

张维为:我10月份在哈佛讲过这个观点。我作了比较。1890年前后,当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时候,它做了什么事情?它马上发动美西战争打西班牙,然后掠夺了菲律宾、古巴这些原来的西班牙的殖民地。

中国是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我们是怎么做的?我们继续和平。以中国今天的军事实力,坦率地说,我们可以收复所有丢失的南海岛礁,但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公开地说,我们希望通过谈判和平地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别。

观众提问:刚才您提到,中国在短时间内走完了其他发达国家很长时间的发展道路,不可避而不谈的是,中国在某些领域确实借鉴了其他国家的一些已经做过的技术,照着说明书做一定会比按照一张白纸做要快一些。那么中国的发展模式在其中到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谢谢。

张维为:中国改革开放,实际上你仔细看宏观层面,它是很有章法的。比方说今天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这个全世界都公认的,但是很多国家都出现了逆全球化,中国基本没有出现。

为什么中国成为受益者,很多国家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成为受益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在拥抱全球化的最初,就明确把全球化界定为经济全球化,不是政治全球化。西方推动的是政治全球化,还有经济全球化,还有其他全球化,邓小平说No,我们就拥抱经济全球化。

在拥抱经济全球化的时候,我们又做了一个区分,还是趋利避害。我们大规模地开放,但是有些领域根据我们民情、国情,没有开放或者开放得比较慢,比如资本市场。你看所有资本市场极致开放的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中,资本可能被西方国家席卷一空,但中国没有出现这样的危机。

也就是说,在借鉴西方的模式、学习西方的时候,我们确实知道什么是要学的,什么是不能学的,有选择地借鉴。这是中国成功的关键。

比如我称之为“中国高铁模式”,这模式很精彩。我们是利用中国的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吸引三四家世界最好的高铁公司,花大价钱买你的技术,但你要将这部分技术转让给我。技术来之后,我组织几十万的工程师——中国的工程师是非常优秀的——来研究这些技术,把它们整合起来,发现每种技术的长处和短处,在这基础上再进行超越。

观众提问:张教授你好,我是咨询行业的,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和一些工业企业打交道。我身边有很多扎根在工业上面的朋友,慢慢地大家开始流传一句话,说中国是发达国家的粉碎机。比较自豪的一个说法。

那您觉得中国的高端产业、高端工业继续发展的话,是否一定是竞争大过于合作?

张维为:首先“发达国家工业的粉碎机”,这个我记得当时指的是中国一生产,就让很多东西变成白菜价了,然后人家没法竞争了。

我先肯定这个现象,它对多数人,对世界上多数国家,甚至对西方国家的老百姓都是带来好处的。比如看彩色电视、用手机,非洲过去想都不能想,现在也开始有了。甚至西方国家很大程度上在这方面进步,也是因为中国使这个产品变得更便宜了。

所以我觉得理论上这绝对是好事情,利大于弊,实际上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如果是西方国家提出这些问题,我觉得你就可以引用他们经常讲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竞争多好,对不对?竞争带来降价,带来更大的福祉。实际上我想(面对竞争)也不太容易的,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国家现在害怕。

坦率地说,法国一个政治人物叫法比尤斯,后来当过法国外长和议长的,十多年前就讲过这个话,我在场。

他说,我们已经研究过了,除了需要人与人直接面对面提供服务的部分,在所有领域内,中国都会成为我们的竞争对手。他们当时就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他说无解,没有办法。

对我们来讲,我们是真的希望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达国家)不能老是享受超额的利润,对不对?现在你是否发觉了,白菜价是有道理的。一件东西中国没有做出来,价钱就很贵很贵,但中国一做出来,做出一部分它价格就降一点,再做一部分又降一点,你全部做出来(价格)彻底降下来了。

所以我们如果用中国理念来说,就是为最广大的人民谋利益,这个是好事情。你可以借这个机会给他们宣传一点社会主义理念。

叶青林(节目嘉宾):我想补充一个例子。其实我觉得,说我们(与发达国家)工业竞争、经济竞争你死我活,有很多时候是部分经济学家,或者是媒体,或者是政治利益集团炒作出来的。

前一段时间改革开放40年联合采访,我去了宁波做全球汽车中控的一个企业,他们买下了德国的一个“隐形冠军”*,他们当初很担心德国工程师怎么样把技术交到中国工程师手上,会不会藏着掖着。

他没想到的是,原来德国人也担心中国人买走技术,可能几年以后导致这个厂的毁灭。因为之前美国很多企业过来就是买一个品牌,买走之后又不生产,品牌就毁灭了。

所以他们原来准备花五年时间的交接,只用了两年,德国工程师就非常高兴地回去,由中国工程师接手,利润比买下之前翻了两倍。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民间的工业合作其实是很顺畅的,没有像我们在媒体上看的吵得那么你死我活。

张维为:我补充一个例子。因为这次进博会我做了几次央视评论员,(我发现)很有意思的是,德国、欧洲的企业非常积极,它们愿意来,也带着技术来。

这个首先表明,他们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有信心。另外他们认为,自己的发明、机器在德国市场太小,只有在中国有世界最大的市场,那我很快就可以盈利,然后就可以赚很多钱。

你讲的这种关切,很大程度上是欧盟或者政府(的角度)。实际上企业自己做主的时候,它是从利润来考虑的,觉得这个技术、发明,卖到中国以后,马上就可以产生利润了,放在那儿也没有用,就浪费掉了。所以它有一些不同的考虑。这样子我们看问题就更加的精致化了。

视频截图

洪琳(节目嘉宾):我举一个例子,数码相机一开始的时候,一些发达国家掌握着最核心的技术,如果在我们国家,即便是像在广东东莞设厂,也是带着最核心的技术、团队来,核心是不让你学的。然后生产出相机,贴上它的牌子,全世界去卖。

再过了一个阶段发现,所有的零部件你都能生产了,但是这个技术依旧是它的,那(变成)我下订单,你来生产。比如要求生产一款数码相机,深海潜水用的。

慢慢地,它不养自己的研发团队,只养自己的品牌运作的团队。这个时候,它享受品牌的红利,然后我们享受技术的红利。技术我们已经全掌握了,但是品牌渠道不在我们手里,因此(利润)大头还是它们拿着,但是双方这种合作是很愉快的。

这个时候有一个第三方坐不住了,就是这个国家的政府,它开始说(企业)你这技术怎么被人偷走了。但是企业却说自己的技术没有被偷,我现在要的是品牌,依旧是享受红利。

问题就是张老师所说的,这个第三方如果不站出来,其实合作的双方是没有意见的。

主持人:您刚说了咱们国家不同寻常的崛起,我们注意到了经济体量、综合实力,在您看来,还有哪些板块依然是需要加强的?

张维为:我觉得是文化的崛起,我觉得中国到了这么一个时候了。以江浙一带为例,过去这么多好的古村落,由于种种原因,为了现代化给摧毁掉了,全建成钢筋水泥的房子,现在觉得是太可惜了。你到乌镇看一看,周庄看一看,多漂亮,过去那农村水乡都是这个样子的。

但现在文化自信的意识跟过去不完全(一致),因为它是在你已经崛起的基础上,在一个新的更高的平台,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这个时候力度会非常大,所以我是非常看好中国文化崛起的前景。

注:

*“隐形冠军”:德国部分中小企业,雇佣人数不超过500人,其产品和服务,如螺丝螺母等,大多数不是直接面对消费者,而是针对企业和特定机构,有很多在全球市场都居于领先地位。这类中小企业被称为“隐形冠军”。

张维为

张维为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研究院院长,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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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综合 | 责任编辑:戴苏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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